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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打压华为这事很复杂（第2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相对于供给的缺口与生俱来，是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放大购买力，其中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消费信贷。人们所熟悉的消费分期贷款，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风行开来的。买台收音机可以分期，买辆自行车可以分期，买汽车买房当然更可以分期。微薄的收入加上信贷杠杆，可以勉强提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有效购买力。

很显然，这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的权宜之计，以给未来埋雷为代价，维持当下的经济运行。

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规则无法违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金融工具通过对购买力注水来维持表面的供需平衡，会随着实际的供需差距拉大变得越来越脆弱，表现为负债的不断攀升，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重新回归合理区间，拖得越久后果越严重。拖到最后不得不还的债务出清过程，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中，信用大幅紧缩，导致原先就存在的供给需求矛盾更加突出，从而引爆经济危机。

各种设计精巧的金融创新确实可以把“要还”的期限推后，有时确实能起到逆转乾坤的效果。因为只要能击败竞争对手，可以获得巨大红利，债务窟窿就不再是问题。

比如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百年争霸，英国通过加杠杆的方式（1）与只能依靠税收现金流的法国对抗，终于把人口规模是自己三倍的法国打败。战争的巨大红利不但弥补了越滚越大的国债窟窿，还使得英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

当经济系统因有效购买力不足导致无法运转时，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战争。于是，大萧条（2）之后紧接着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以伤亡近1亿人、消灭约5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为代价，终于弥合了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还推动“二战”后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这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场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其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更重要的是，原子弹这一终极杀器被制造出来，导致任何大国也无法承受一场全面战争的代价。

战争不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可选项。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爆发，推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二战”后初期，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席卷全球，各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恐惧本国爆发革命。

正是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美国爆发了“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运动。

然而，无论是恐慌还是迫害，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终究还是要回到经济系统的框架内，面对经济危机这个可怕的幽灵。

三、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幽灵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来应对经济危机。

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商业活动必然是周期性运行的，每个周期经历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繁荣之后必然会有衰退，而衰退之后又必然会有复苏期。当经济无可避免地进入衰退期时，政府应当什么也不做等待其自然恢复，或者采取减少开支等紧缩政策加速周期运行，使得人们更快恢复商业信心，从而迎来下一次复苏。

结合这一理论，美林银行在2004年提出了各个阶段的投资指导原则，也就是美林投资时钟模型（如图1所示）。

美林投资时钟模型提出四年后，就因为美国的房地产次贷问题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完全不按自由主义的套路出牌，大肆QE（3）放水救市，有人戏称“美林时钟”已经变成了“美林电风扇”。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各国政府都是严格遵守自由主义的教条的，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怕导致危机越发严重。

各国政府救市的理论基础，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就是第二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

图1美林投资时钟模型

凯恩斯对经济危机提出了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法。针对有效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他提出政府应当积极介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安排市政工程、税收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他认为，政府的干预旨在帮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并将更多的钱分配给低收入者，从而带来整体需求增加，拉动经济走出困境，重新建立良性循环。

第三种应对经济危机的理论，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这一理论也被称作“创造性破坏理论”。与前述两种理论将经济危机完全看作消极影响不同，熊彼特把经济危机看作创造性与毁灭性并存的阶段。熊彼特将“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经济衰退是旧的经济结构走向没落，一些企业家为了求存，利用新技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然而新的经济结构正在孕育过程中，尚未取代旧经济结构，而且在转换过程中，新结构也会对旧结构造成破坏，因此表现为经济整体下滑。

形象地说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举个最近的例子。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种转换绝不是平缓的，其中伴随着老企业倒闭破产，新企业在废墟中崛起。

如何理解上述三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呢？我们用人生病看医生进行类比。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当于建议病人多喝水多休息，等待其自然痊愈。这种方法说白了，就是纯靠身体底子来硬抗。在经济规模不大的时候，效果还可以，但是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症状越来越明显，衰退期再采取紧缩政策，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不仅无法治好病，反而会使得症状更加严重，危机时间更长。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还好说，反正怎么折腾，肉也会烂在锅里。但问题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如果经济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就会逼得本国人才技术大量外流。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不能用了，另外两种呢？

熊彼特的方案相当于老中医，不管治标，只调理身体，通过增强组织的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能力来度过危机。

熊彼特的方案就是以创新为驱动，不断开辟新的产业，相当于不断开辟“产业新大陆”。该方案根本不管供给和需求平衡的问题，通过创新红利做大蛋糕，拉动经济增长。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将上述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原有要素的新组合”，或者简称为“组合创新”。如果用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创新可以看作各种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相互作用下新秩序的涌现，除了要素的种类和数量，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就很关键。

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的实现，依赖于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也就是ICT（4）技术。20世纪中叶，这两项技术还比较初级，远没有达到创新大规模涌现的地步。

因此，熊彼特的方案只是看上去很美，但是生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中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在那个看谁都像赤色分子的年代，熊彼特这种对社会主义暧昧不清的态度，怎么看也是个赤色分子。赤色分子提出的方案，怎么可能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