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关于黛西的情况,知道这些就足够了。剩下的都是细节。
黛西的父亲生在中国香港。母亲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富有的地毯出口商家庭,他们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一所宅子,在纳兹雷特城外,还拥有另一所宅院和一些土地。黛西的父母是在剑桥相遇的。在电脑技术的职业前景还没被看好之时,她父亲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她母亲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分子化学和国际法。这两个年轻人同样勤奋刻苦、天生羞怯,总是有些不安。他们都有点儿思乡病,不过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都下国际象棋,所以才会在某个星期三的下午,在一个象棋俱乐部相遇。他们作为初学者,被安排在一起切磋棋艺。头一次对弈时,黛西的母亲轻易打败了黛西的父亲。
黛西的父亲非常郁闷,以至于害羞地要求下周三再来一局,这个传统在此后两年中的每个星期三(包括寒暑假和法定假日)一直延续下去。
他们的社交活动随着他的社交技能和她的英语口语水平一道增长。他们一起,手拉着手作为人墙的一部分,阻止运送导弹的大卡车经过。他们一起,作为大团体的一部分,前往巴塞罗那抗议不可阻挡的国际资本主义浪潮,并对企业霸权主义表示严正抗议。他们一起经历过催泪瓦斯喷射,戴先生的手腕还被把他推开的西班牙警察扭伤了。
他们在剑桥就学的第三年中,有个周三下午,黛西的父亲下赢了黛西的母亲。他为此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得意扬扬,借着这场胜利带来的勇气,他求婚了。而黛西的母亲很失落,很沮丧,担心他赢过一局后就会对自己丧失兴趣。当然,她表示同意。
他们在英国定居,留在学术圈里。生了个女儿,起名黛西,这是因为当时他们有一辆双人自行车——一种两个人骑的自行车[2](后来,为了逗黛西开心,还确实骑过)。他们从一所大学搬到另一所大学,他教授计算机科学,而她则写书,写没人要读的关于国际企业霸权主义的书,还有确实有人想读的关于国际象棋战术和历史的书。因此在好年景里,她一年赚的钱比他赚的还多,当然从来也没太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政治的兴趣逐渐消退。人到中年时,他们成了一对幸福的夫妻,兴趣范围只涉及对方、国际象棋、黛西,还有对早被人遗忘的操作系统进行重建和调试。
他们都不理解黛西,一点儿也不理解。
他们埋怨自己没把黛西对警察部门的幻想扼杀在萌芽状态——差不多也就是她刚会说话的时候。那时黛西就会高兴地指出警车,就像其他小女孩指出小马驹那样兴奋。她的七岁生日派对是一场化装晚会,好让她能穿上那身初级女警制服。在她父母阁楼上的一个盒子里,还放着晚会照片。画面上的黛西,脸庞上洋溢着七岁小孩最完美的喜悦之情,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生日蛋糕:七根蜡烛围成一圈,闪烁着蓝色光芒。
到了十几岁时,黛西成了个刻苦、活泼、聪慧的少女。她决定到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和计算机,这让父母大感宽慰。父亲梦想着她会成为一名法律讲师;而母亲则幻想女儿会成为律师,甚至是一名皇家大法官,并且运用法律手段在企业霸权主义冒头的时候,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但黛西毁掉了这一切,她参加就职测验,最终成为英国警察。警局张开双臂欢迎她的到来:一方面,上面有指示说要改善警察队伍的性别比例;另一方面,计算机犯罪和与计算机有关的经济犯罪与日俱增。他们需要黛西。事实上,他们需要一大把黛西。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四年的警员生涯没能达到黛西的预期。父母不断警告她,警察机构是制度层面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纪念碑,会把她的个性磨灭殆尽,形成整齐划一的体制内人格,让她和速溶咖啡一样变成食堂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最让人灰心的是如何让其他警官明白她也是个警察。黛西早就得出结论,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警务工作是保护英国主流人群不受那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违法分子侵害,后者很有可能会干出偷手机之类的勾当。而黛西的定义却有所不同。她知道有个待在家里的德国小孩,可以散布一种病毒,足以让一所医院停止运作,所造成的损害比炸弹还要大。黛西认为如今真正的坏家伙都了解文件传输协议站点和高级加密技术,以及预付费的一次性手机。她不敢说人们是否都能了解。
黛西从塑料杯中抿了口咖啡,禁不住扮个鬼脸。在她一屏屏浏览档案时,咖啡已经凉了。
她看了格雷厄姆·科茨给她的所有信息。这是个证据确凿的案子,问题是肯定有的——不说别的,至少查尔斯·南希上星期给他自己开了一张两千英镑支票,这绝对没错。
但是,但是有些事感觉不对头。
她经过走廊,敲了敲警司的门。
“进来!”
坎伯威尔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烟斗的历史长达三十年之久,但如今这座大楼施行了无烟政策。现在他只能摆弄一坨橡皮泥转移注意力,又捏又挤又揉又戳。作为嘴里叼着烟斗的人,坎伯威尔平和温厚,至少在底下人关心的范畴内,绝对是个谦谦君子。作为手里捏着橡皮泥的人,他永远都处在暴躁易怒的边缘。心情好时,勉强可以把脾气限制在古怪的范畴以内。
“怎么?”
“格雷厄姆·科茨事务所的案子。”
“嗯?”
“我有点吃不准。”
“吃不准?这有什么可吃不准的?”
“哦,我想也许我应该退出这个案子。”
他面无表情,只是盯着她。放在桌上的双手下意识地将橡皮泥揉成了一个烟斗的形状。“因为?”
“我曾和嫌疑人有私人来往。”
“而且你和他一起度假了?你是他孩子的教母?怎么了?”
“不。我见过他一次。我在他家里过了夜。”
“你是说,你和他做过那个?”坎伯威尔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其中厌世、恼怒以及对半盎司揉好的秃鹫牌烟草的渴望各占三分之一。
“不。长官。没有这种事。我只是在那儿睡了一宿。”
“这就是你跟他全部的交集?”
“是的,先生。”
他把橡皮泥捏成了不成形状的泥团:“你知道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吧?”
“是,长官。抱歉,长官。”
“做你该做的事。少来烦我。”
梅芙·利文斯顿独自乘电梯来到六层,这趟缓慢颠簸的旅程,让她有足够的时间默想一遍见到格雷厄姆·科茨后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