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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索格2

电梯停了，他写下最后一句话：亲吻你的小手，朋友。

可爱、白皙、柔软的指关节，用法语该怎么说？

出租车穿过炎热的街道，街道的两边都是红砖和褐沙石混合砌筑的联排别墅，连绵不绝，赫索格握着皮带，睁大眼睛盯着纽约的街景。这一块块方形也很灵动，丝毫不让人觉得沉重，反而给了他一种永恒的运动感，他感到十分亲切。不知何故，他觉得已经融入这座城市，这里的房间、商店乃至地下室都感觉那么熟悉。与此同时，他感觉到多重刺激中隐藏着危险。但他不会有事的。他受过的刺激太多了。他必须让过度紧张的神经平缓下来，必须扑灭内心熊熊燃烧的那团黑暗之火。他向往大西洋，向往那里的沙滩、咸味、冷水疗法。他知道，在海里洗过澡后，他的脑子会更清楚。他妈妈相信洗澡有很多好处。但她去世得太早了。他还不能死。孩子们需要他。他必须活着，这是他应负的责任。他要保持头脑清楚，好好生活，照顾好孩子。所以他才要逃离这个城市，这里太热了，热得让人眼睛都疼。他要摆脱所有的负担和实际问题，他要摆脱拉蒙娜。有时候，他想像动物一样，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尽管他不知道前方会碰到什么，他只知道那趟火车会穿过康涅狄格、罗得岛、马萨诸塞，一直开到伍兹霍尔，在火车上他只能歇着，在火车里面不能乱跑，但他的头脑是清楚的。去海滩对神经错乱的人有好处，只要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他这就要去了。漂亮的衣服塞在他脚下的旅行包里。那顶红白相间的草帽呢？戴在他的头上。

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租车的座位突然变得很热，他意识到他愤怒的灵魂又躁动起来了，他又要写信了。史密瑟斯，他写道，前几天吃午饭的时候——那种应酬式的午餐让我觉得很恐怖；我的屁股坐得发麻，肾上腺素上升，我可怜的心脏啊!我尽力表现得体，但因为厌倦，我的脸色变得苍白，我幻想着把肉汤浇在所有人的身上，我想尖叫一声或者干脆晕倒算了。。他们说我们得给新课程拟一个主题，我说“婚姻”怎么样？我可能说成了“醋栗子”。史密史密瑟斯对他自己的命运非常满意。人一出生就要面对命运的安排。谁知道往后会怎么样呢？他成了如今的史密瑟斯，这个运气是非常不错的。他的样子很像托马斯·杜威。他门牙的缝隙和杜威一样，也留着整齐的胡子。史密瑟斯，对于这个新课程的主题，我认真考虑过，我感觉我的想法是很不错的。你们有组织的人一定要相信我这种人。来上夜校的人只是在表面上追求文化。他们最大的需求，他们的渴望，是判断力，要思路，要真相，哪怕一点点也行。如今的人们就是缺少实在的东西，他们自己都愁死了，真的。看看他们连最荒唐的胡说八道都乐于接受，你就知道了。听着，史密瑟斯，我的大胡子老兄！在我们这个富庶的国家里，我们承担着多么大的责任啊！你想想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你再看看现在它是什么样子的。美国本可能培养出多好的人来。但看看我们，看看你，看看我。受得了的话，你看看报纸吧。

但是，出租车已经过了第三十街，路口有一家雪茄店，一年前，赫索格曾经走进这家店，为住在一个街区外的岳母坦妮买了一盒弗吉尼亚雪茄。他记得他先去电话亭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说他要去她家里。电话亭里很暗，墙上贴着花纹锡贴纸，但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黑了。坦妮，等我从海边回来以后，我们也许可以谈一谈。你通过辛金律师传话给我，说你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再来看你，你很难理解。我知道你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毕竟你没有丈夫可以依靠。坦妮和庞里特已经离婚了。这位老导演住在第五十七街，他在那里开办了一所演员培训学校，坦妮在第三十一街有两个房间，里面就像一个摄影棚，贴满了海报，都是前夫的“成果展品”。每一张海报上都印着他的名字：

庞里特执导

尤金·奥尼尔和契诃夫剧作

虽然不再是夫妻，但他们仍然有联系。庞里特会开着雷鸟车接送坦妮。他们一起出席开幕式，一起去吃饭。她五十五岁，身材苗条，比庞里特高一些，但庞里特很健壮，很有派头，黝黑的脸上透着力量和智慧。他喜欢穿西班牙的传统服装，赫索格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白色的斗牛士休闲裤，脚下穿着帆布鞋。在他黝黑的头皮下，白眼珠子显得很突兀，眼睛炯炯有神。玛德琳遗传了他的眼睛。

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女儿。赫索格先写了这两句，然后又接着写道：坦妮，我去找过辛金，想和他谈一件事，他对我说：“你岳母很伤心。”

辛金在办公室里，坐在一把非常气派的椅子上，背后的书架上摆着一排排大部头的法律书籍。虽说人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是一个人，带不走任何东西，但是，像那样的椅子，如果买得起，倒是一个很大的慰藉。辛金与其说是坐在椅子上，不如说是躺在上面的。他虎背熊腰，相比之下，他大腿很细小，头发蓬松，挺吓人的，一双小手十指交叉放在小腹上，显得小心翼翼。他和赫索格说话的语气也总是客客气气的。他叫赫索格“教授”，但没有嘲讽他的意思。辛金是个精明的律师，家财万贯，但他很尊重赫索格。他身上有个缺点，就是对于像摩西这样脑子糊涂的知识分子，对于像他这样品格高尚但容易冲动的人，他会特别喜欢。简直无可救药!在他的眼里，摩西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忧郁又有孩子气的人，在努力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注意到了赫索格膝盖上的那本书，坐地铁或者公共汽车的时候，赫索格通常会带一本书在路上看。那是一本什么书？是齐美尔阐述宗教的吗？是德日进的？还是怀特海的？我已经很多年不能专心读书了。总之，有一个叫辛金的人，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头发蓬松，几乎遮住了眼睛，那个人正看着他。他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小，很温柔，几乎让人听不见，但是，他接秘书来电的时候，声音却会突然放大，这反差实在太大了。他不仅声音大，而且语气十分严厉：“什么事？”

“丁斯塔格先生来电话了。”

“谁？那个笨蛋啊!我正在等他的宣誓书。告诉他，他再拿不出来，原告就赢了。他最好今天下午拿出来，这个笨蛋!”他的声音很洪亮。回过头来，他又很温柔地对摩西说：“好啦!我受够了这种离婚官司。真受不了!这是什么世道，人心不古了。十年前，我还以为我跟得上变化。我觉得我已经见了很多世面，变得现实了，甚至愤世嫉俗。但我错了。太过分了!那个蠢货，他简直娶了一个泼妇。一开始她说不想要孩子，后来她想要了，接着又不要，然后又想要。最后，她把避孕帽甩在他脸上。她去银行取走了三万美元。还说他想把她推倒，让车撞死。为了一枚戒指，一件皮衣，一只鸡，她都会和他妈妈吵架。天啊!然后，她丈夫发现了另一个男人写给她的信。”辛金用那双小手揉了揉他那很狡猾而又很有威严的脑袋。然后，他露出了整齐的小牙齿，他的牙齿看样子和铁一般坚硬，他好像是要笑了，但这只是下意识的动作而已，还没有到笑出来的那一步。他叹了口气，充满同情地说：“你知道的，教授，你一直不理坦妮，她很伤心。”

“我也料得到。但我还没有心情去。”

“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却碰到了一家子浑蛋!我只是传话，帮她传话。”

“没错。”

“坦妮是一个好人……”

“我明白。她给我织过一条围巾。花了一年的时间。她寄给我，大约一个月前收到了。我应该对她表示一下感谢。”

“是的。为什么不去呢？她又不是敌人。”

辛金喜欢他，赫索格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像辛金这样的人肯定会有所算计，保持一定程度的恶意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摩西?赫索格这个人有点傻，但自命清高，眼高手低，他的妻子很容易就被勾搭走了，挺好笑的，比刚才那个蠢货更好笑，刚才说到那个蠢货，辛金两只小手交叉在一起，轻轻喊了一声，假装很害怕。辛金很有同情心，同时也喜欢拿人家开玩笑，因此，摩西正好是他同情和开玩笑的绝佳对象。他是一名现实导师。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导师。碰到我，他们就都跑出来了。希梅尔斯坦也是，但他很冷酷。相比他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冷酷让我更受不了。辛金当然知道玛德琳和瓦伦丁?格斯巴赫的私情，但不知道他的朋友庞里特和坦妮会怎么跟他说。

坦妮跟随丈夫过了三十五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就好像她是嫁给了一个杂货商，而不是一个戏剧天才。她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的大姐姐，长着一双大长腿，但她的腿已经变形了。她烫染过的头发变得僵硬，像羽毛一样竖着。她戴着蝴蝶形状的眼镜，身上的珠宝首饰都很“抽象”。要是我真的去你家，你会怎么面对呢？赫索格自问道。我坐在你家的客厅里，客客气气的，与此同时，因为你女儿背着我干的那些事情，我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庞里特也背叛了你，而你原谅了他。她帮那个老头子填写报税单。帮他保管档案，帮他洗袜子。上次，我看见他的袜子挂在她浴室的暖气片上烘干。就这样子，她还不停地跟我说，她已经离婚了，非常开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替你感到难过，坦妮。

但是，你的那个漂亮但专横的女儿和瓦伦丁一起来过你家，对不对？他们在你的****的时候，她叫你带着你的小孙女去动物园，对不对？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去和你聊戏剧和餐馆吗？坦妮会告诉他第十大街有一家希腊餐馆。她已经跟他说过六次了。“一个朋友（当然是前夫庞里特）带我去马拉松餐馆吃过饭，很有特色。希腊人用葡萄叶把肉糜和米包在一起烧，用的香料也非常有意思。要是喜欢，大家都能跳独舞。希腊人很豪放。你应该去看看，那些胖子居然脱下鞋子，在众人面前跳舞。”坦妮说话的时候很可爱，像个少女，她好像很喜欢他。她的牙齿就像一个七岁的孩子刚长出的第二副牙齿，还有些尴尬。

嗯，没错，赫索格心里想。她的状况比我还糟糕。五十五岁，离了婚，还在炫耀她那两条大长腿，但没有意识到那两条腿太瘦了。她有糖尿病。到了更年期，还被女儿利用了。坦妮有一点邪恶、虚伪和狡诈，那可能是出于自卫。怎么能责怪她呢？当然，她送给我们一套手工制作的墨西哥银质刀具，或者说是借的吧，她有时候说是结婚礼物，有时候说是临时借给我们的，她会讨回去。所以，她让辛金传话，说她心情不好。她不想白白丢了那套银器。也不能说是自私或者不相信别人。她想和我继续做朋友，但她也想要那套银器。那是她的宝贝。那套银具，目前存在匹兹菲尔德的银行里。太重了，无法随身带到芝加哥。我肯定是会还给你的。日后总是会还的。对于金银等贵重物品，我并不迷恋。对我来说，钱不是媒介。我是金钱的媒介。钱往往从我身上流淌而过，各种花销名目繁多，税收、保险、抵押贷款、子女抚养费、租金、律师费用等。追求尊严的冲动都代价不菲。要是我和拉蒙娜结婚，也许会少一些事情。

出租车到了服装区走不动了，前面被卡车挡着。厂房里电机轰鸣，整条街都在颤抖。听起来好像是在撕布料，而不是在缝制衣服。整条街道都淹没在轰鸣声中。一个黑人推着一马车女式大衣穿过街道。他留着漂亮的小胡子，嘴上叼着镀金的玩具喇叭，一路走一路吹。听不到他在吹什么。

过了一会儿，车又动起来了，出租车挂一挡起步，然后抖了一下，挂进了二挡。“看在基督的分儿上，我们快点跑吧。”司机说。他们拐进公园大道，赫索格紧紧抓住了断裂的窗户把手。窗户打不开。不过，窗户一打开，灰尘就会冲进来。外面都在拆房子、建房子。大街上到处是混凝土搅拌车，散发着湿沙和灰色干水泥的混合气味。有些地方在冲压打桩，有些地方在搭铁架子，铁架子越搭越高，直插蔚蓝的天空。橙色的起重机横梁就像一根根稻草悬浮在空中。但是，在街上，燃烧廉价燃料的公共汽车喷着有毒废气，汽车一辆跟着一辆，拥挤不堪，与此同时，行人川流不息，大家都行色匆匆，无所顾忌。这里简直令人窒息，太可怕了!他必须去海边呼吸新鲜的空气。他本该提前订好机票。但是，去年冬天他坐飞机已经坐怕了，尤其是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老古董飞机。他搭乘波兰航空公司的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华沙机场起飞，他坐在前排，双脚用力踩在面前的隔板上，抬手压住帽子。座位上没有安全带。机翼上有凹陷，整流罩烧焦了。后面的邮袋和板条箱都在滑动。飞机穿过翻滚的白云，飞越波兰的森林、田野、矿井、工厂、河流，下方白色和棕色纵横交错，像是一幅画得很整齐的地图。

总之，去度假应该首选坐火车，像他小时候在蒙特利尔一样。全家人带着一篮子梨（篮子是用轻脆的木条编的），乘电车去了大干线火车站，梨子已经熟透了，是约拿?赫索格在雷切尔街市场买的便宜货，上面有许多斑点，马上就要烂了，但非常香，随时可以扔给黄蜂吃。上了火车，赫索格的爸爸，也就是老赫索格坐在破旧的绿色座位上，拿一把俄罗斯珍珠柄刀削水果。他削皮、旋转、切块，动作很快，非常娴熟，那是欧洲人的手法。此时，火车头呜呜地叫起来，紧跟着嵌铁皮的木头车厢就开始动了。太阳和主梁将煤烟切割开，比例分明。工厂的围墙上长满了杂草，所有杂草都沾满灰尘。啤酒厂那边传来阵阵麦芽的香味。

火车穿越了圣劳伦斯河。摩西踩下踏板，透过厕所不堪入目的排粪孔，他看到下面的河水在翻着泡沫。然后，他走到窗前站着。到了拉钦急流，河水撞上了巨石，溅起晶莹的水花，但随即又形成漩涡，隆隆作响，漩涡眼上浮着泡沫。河对岸的地方叫作卡纳瓦加，那里住着印第安人，他们的窝棚下面用木桩撑着。再过去是一片田野，被夏天的太阳晒得冒白烟。窗户敞开着。火车轰隆隆的噪声碰到稻草堆再传了回来，像是一个大胡子在说话，声音被胡子挡掉了不少。发动机撒下煤渣和煤烟，落在火红的花朵和毛茸茸的杂草上。

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如今火车跑得飞快，像一根分段式钢管，闪闪发光。没有了梨，威廉不在，舒拉不在，海伦不在，妈妈也不在。下了出租车，他想到妈妈曾经把手帕放到嘴边，用唾沫弄湿，把他的脸擦拭干净。他知道这件事不值得回忆，就戴着草帽走向中央车站。他已然是成熟的一代，在理想的情况下，生活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夏天的早晨，他们来到加拿大的一个火车站，车站是一间大平房，黑色的铁架，装饰着精致的铜件，车站里面空****的，妈妈用唾沫沾湿了手帕，唾沫的气味他一直记着。所有的孩子都要擦脸，所有的妈妈都会在手帕上吐一口唾沫，温柔地擦拭孩子的脸颊。这种事情可能很重要，也可能无关紧要。重不重要、要不要紧都取决于宇宙。忽然想起这些往事，可能是一种病兆。他觉得，总是想到死亡是一种罪过。人总是踩着前人的尸骨前进的。

*　*　*

中央车站人挤人，尽管赫索格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还是无法保持神志清楚。他感觉，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在鼎沸的人声中，在嘈杂的脚步声中，他什么也想不起来，画廊里的灯光就像黄色肉汤里的一滴滴油，纽约的地下有令人窒息的浓烈香味。他的衣领湿了，买票的时候，汗水从腋下流到肋部，然后，他拿起一份《泰晤士报》，本想去买一条吉百利的卡瑞麦罗巧克力，但他忍住了这个冲动，想到他刚刚花那么多钱买了新衣服，如果碳水化合物吃多了，新衣服就不合身了。放任自己长胖，变成一个胖墩，屁股浑圆，挺着一个大肚子，呼吸困难，对自己很不利。拉蒙娜也不会喜欢，拉蒙娜喜不喜欢很重要。他想过要和她结婚，这是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尽管他刚才买了车票，似乎就是想要离开她，逃之夭夭。但这也是为她好，毕竟他的脑子还很不清楚，他现在就觉得眼前都是虚幻，一片模糊，他的心里有一团火，他感到受伤，感到愤怒，想跟人家争吵。他浑身都在颤抖。他想给她店里打个电话，但他身上只有一个五分的硬币，没有一角的。如果一定要打电话，他就得去换开一张纸币，他不想买糖果或者口香糖。然后，他想到给她发电报，又觉得发电报会显得他太懦弱了。

中央车站的站台很闷热，他把手提箱放在脚下，打开了《泰晤士报》，报纸很厚重，但边上有破损。载着邮袋的电瓶车静静悄悄地从身边飞驰而过，他竭尽全力，集中注意力，紧紧盯着报纸。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一团密密麻麻黑乎乎的字：登月竞赛柏林赫鲁晓夫警告委员会银河系X射线富马。他看到二十步开外有一个戴着黑色草帽的女人，她的脸白白嫩嫩，表情很**，亮晶晶的帽子遮住了半张脸，但她的眼睛死死盯着他，虽然光线不大好，她的目光仍然很勾人，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双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也可能是绿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他说不清楚。但那是一双婊子的眼睛，这是肯定的。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女性的傲慢，这种傲慢曾经让他觉得很性感，勾引了他。此时，他又面对着这种**，一张圆脸，一双漂亮婊子勾人的眼睛，两条高傲的大腿。

他突然决定：必须给塞尔达姨妈写信。她们不能以为她们能逃脱惩罚，真把我当作傻瓜了，她们骗了我，不能就这样算了。他把厚厚的报纸折叠起来，匆匆走进火车。那个长着一双婊子眼睛的姑娘上了另一列火车，终于解脱了。他走进一节去纽黑文的车厢，不久，黄褐色的车门就关上了，车门的气动铰链很硬，关门的时候咝咝作响。里面很冷，有空调。他是第一个乘客，可以随便挑座位。

他找了一个私密性比较强的座位，把手提箱压在胸前，作为移动书桌，然后拿出活页笔记本飞快地写着：塞尔达，当然，你要忠于你的侄女。我是个外人。你和赫尔曼说我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还那么容易被这种所谓的亲情蛊惑，那么，我就活该一无所有。赫尔曼的关怀让我受宠若惊，因为他以前与黑社会有来往。被你们当作“家人”，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幸福。这表明我作为一个可怜的文化战士，一个稀里糊涂的知识分子，生活并没有湮灭我的情感。要是我写成了那本关于浪漫主义的书，结果会怎么样呢？赫尔曼这个库克县民主党的政治家，他和财团、高利贷者、彩票大王、黑手党、街头混混都有来往，但他居然对我这么好，不装腔作势，还带我去看冰球比赛。不过，赫尔曼和财团完全沾不上边，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赫索格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更淡薄。赫尔曼和赫索格两人相处很融洽，都喜欢俄式蒸汽浴，喜欢喝茶，喜欢吃熏鱼和鲱鱼。而且，他们俩的家里都有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只要我还是玛德琳的好丈夫，我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可是，随着玛德琳想要甩掉我，突然间我就变成了一只疯狗。有人报了警，还有人说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我知道，我的朋友桑德尔·希梅尔斯坦（也是玛德琳的律师）打电话给埃德维格医生，问我的病情够不够送去曼特诺或者埃尔金精神病院。关于我的精神状况，你相信了玛德琳的一面之词，和其他人一模一样。

但你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你知道她为什么离开鲁德维尔去芝加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里给瓦伦丁·格斯巴赫找一份工作，你知道我给格斯巴赫家找了房子，还给以法莲·格斯巴赫找了一所私立学校。女人对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的感情，肯定是非常深刻而且原始的，我知道你让赫尔曼带我去看冰球比赛，是想成全你的侄女。

赫索格并没有生赫尔曼的气，他觉得赫尔曼并没有参与阴谋诡计。那场比赛是黑鹰队对阵枫叶队。赫尔曼性情温和，为人正派，聪明，衣着整洁，穿着黑色的休闲鞋和不系皮带的休闲裤，他戴着高帽，像消防员的头盔一样，前面竖得很高，衬衫胸口上的口袋绣着一只滴水兽。在冰场上，球员像大黄蜂一样混成一团，个个身手敏捷，虽然冰球服很厚，黄色、黑色、红色的球员们都不停奔跑着，挥着杆，在冰上不停旋转着。冰场的上方烟雾缭绕，观众都在抽烟，那烟雾就像一团闪光粉炸了一样。在广播里，管理层恳求观众不要往冰场里扔硬币，冰刀碰到硬币要出问题的。赫索格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在赫尔曼的身边，他想努力放松下来。他还赌赢了一次，于是带着赫尔曼去弗里茨爵士餐厅买奶酪蛋糕吃。芝加哥所有的大人物都在现场。赫尔曼心里一定有事。他在想什么呢？他是不是知道玛德琳和格斯巴赫在一起？火车里有空调，冷飕飕的，但赫索格感到他的脸上冒出了汗水。

去年三月，我从欧洲回到芝加哥，当时我的精神状况极差，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一点。我当时的状态实在是一塌糊涂。可能与不适应天气有些关系，毕竟季节在变化。在意大利，那时已经是春天。土耳其的棕榈树长势正好。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红色的海葵已经从石头缝里长出来。而在芝加哥，三月份居然还有暴风雪。格斯巴赫来接我，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仍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上身穿着风衣，脚下穿着黑色的套鞋，围着一条鲜黄绿的围巾，怀里抱着琼。他拥抱了我。琼亲了一下我的脸。我们一起去了候车室，我打开包裹，拿出我买的玩具和小孩裙子，我在佛罗伦萨给瓦伦丁买了一个钱包，在波兰给菲比·格斯巴赫买了一串琥珀珠。因为已经过了琼的入睡时间，而且雪越下越大，格斯巴赫送我去了一家汽车旅馆，叫作冲浪旅馆。他说他订不到温德米尔酒店的房间，要是温德米尔酒店还有房间的话，那里更近，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到第二天早上，已经下了十几英寸[1]的雪。湖面上积了厚厚一层雪，积雪反光，天空阴沉沉的，下暴风雪的时候都是这幅景象。我打电话给了玛德琳，但她一听到是我就挂断了；我打给了格斯巴赫，但他不在办公室里；我打给了埃德维格医生，但他说第二天才有空。赫索格没有打给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姐姐和继母。他直接去找塞尔达姨妈。

那天路上没有出租车，他只好坐公共汽车去。他换上细纹薄呢外套和薄底休闲鞋，换衣服的时候觉得冷极了。塞尔达姨妈一家住在一个新开发的郊区，非常远，在森林保护区的边上，公共汽车要路过帕洛斯公园。等他到那里的时候，大雪已经停了，但风还在刮，一块块雪从树枝上落下来。因为霜冻，商店的窗户都关着。在一家卖酒的店，不怎么喝酒的赫索格买了一瓶四十三度的古根海姆。天还早，他感觉很冷，快冻僵了。他先喝了一会儿威士忌才去塞尔达姨妈家里，所以他一开口说话就能闻到酒味。

“我去把咖啡热一下。你一定冻坏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