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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是最危险的地方。

彼得罗·格伯试图永远不忘记这一点。

“好吧，埃米利安，你想告诉我关于地下室的事吗？”

小男孩沉默着。他六岁，皮肤苍白，几近透明，看上去如同一个幽灵。他甚至没有从彩色积木块搭成的小堡垒上抬起目光，直到这一刻，他们一直在一起搭建它。格伯继续耐心地往堡垒的墙壁上增添楔子，不慌不忙。经验告诉他，埃米利安自己会找到合适的时机开口。

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时机，他总是这么说。

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彩虹色的地毯上，格伯在埃米利安身边蹲了至少四十分钟。房间在一幢十四世纪的大楼的三楼，这座建筑位于佛罗伦萨历史中心区的斯卡拉大街。

从一开始，这幢大楼就被佛罗伦萨的慈善机构用于“为走失的孩子提供庇护”，也就是那些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抚养而被遗弃的孩子、私生子、孤儿以及遭受社会犯罪现象侵害的未成年人。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这幢大楼就成了未成年人法庭所在地。

在周围建筑的光辉中，这幢大楼几乎显得默默无闻。那些建筑密密匝匝地聚集在小小的几平方公里范围内，让佛罗伦萨成了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但这个地方不能被看作和其他地方一样，因为它的起源——这里先前是一座教堂，里面那些湿壁画遗迹正是波提切利[1]的《圣母领报》。

也因为这里的游戏室。

这个游戏室里，除了有埃米利安正在忙着搭建的积木块外，还有一个洋娃娃之家，一列玩具火车，各式玩具轿车、铲土机和卡车，一个摇摆木马，一个用于制作想象出来的美食的小厨房，以及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还有一张带有四把小椅子的矮桌，以及齐全的绘画用具。

但这只是个伪装，因为这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中的一切，都只是用来掩盖这个地方的真实性质。

这个游戏室实际上是一个审判庭。

其中一面墙壁被一面巨大的镜子占据，镜子后藏着法官、检察官，还有被告及其辩护律师。

设计出这个地方是为了保护小受害者们的内心不受伤害，让他们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做证。为了顺利完成笔录，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由儿童心理师考虑和挑选过的，以便在对事件的叙述和阐释中起到确切的作用。

孩子们常常会使用毛绒玩具或洋娃娃，用它们在游戏扮演中代替伤害他们的人，让那些玩偶经受他们自己受到的对待。一些孩子比起讲述更愿意画画，另一些则编故事，在故事里提及他们所遭遇的事。

但是，有时候，一些信息是在无意识间被透露出来的。

正因如此，从墙上的海报中，快乐的幻想人物和隐形的微型摄像机会一起监视小客人们的游戏。每一个词语、手势和举动都被记录下来，作为判决的有效证据。但也存在一些电子镜头无法捕捉到的细微变化。这些细节，年仅三十三岁的彼得罗·格伯已经学会精确识别了。

随着他继续和埃米利安一起搭建彩色积木堡垒，他认真地观察着小男孩，希望能捕捉到哪怕是最微小的敞开心扉的迹象。

室内温度是二十三摄氏度，天花板上的灯发出柔和的蓝色光芒，背景音乐中的节拍器以每分钟四十次的频率打着节奏。

这是最能让人完全放松的气氛。

如果有人问格伯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永远不会回答“专攻催眠疗法的儿童心理师”。他会用另一种表达，创造这个词的人教给他一切，而这个词最能概括他的任务的意义。

儿童哄睡师。

格伯清楚，许多人认为催眠术是一种用于控制他人头脑的神秘学招数，或者认为被催眠者会失去对自己和自身意识的控制，听凭催眠师的摆布，而催眠师能够促使他说出或做出任何事。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门帮助那些迷失的人与自我取得联系的技术。

被催眠者永远不会失去对自我的控制或失去意识——证据就是，小埃米利安仍然一直在玩耍。因为催眠术，他的清醒程度越降越低，直至外部世界的干扰全都停止。排除一切干扰后，他对自我的感知增强了。

但彼得罗·格伯的工作还要更特别一些：他的工作是教孩子们整理好他们脆弱的记忆——他们的记忆悬在游戏与现实之间——并且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然而，格伯能够与埃米利安共度的时间逐渐减少，这位专家想象得到，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巴尔迪与其他人一起藏在镜子后露出失望的表情。是巴尔迪任命他做这个案子的顾问，也是她一直以来在指导他应该向小男孩问些什么。格伯的任务是分辨出引导埃米利安提供信息的最佳策略。如果他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还不能取得进展，他们就不得不择日再开庭。但是，这位心理师不愿屈服：他们已经是第四次见面了，此前有过微小的进步，但从未有过真正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