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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萨尔维医院有许多幢楼,每一幢楼都标有一个从A到P之间的字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是欧洲最大的精神病医院,落成时间是1890年。这家医院占地宽广,面积达三十二公顷。由于在现代化的村落结构中插入了一大片绿地,它至今仍被看作城市建筑的一个典范。它所在的地方在一个世纪前是佛罗伦萨的市郊,是货真价实的城中之城,完完全全自给自足:从供水系统到供电系统,从食堂到教堂,再到墓地。
彼得罗·格伯清楚地记得某本大学教材里对圣萨尔维医院的描述,但其中漏掉了一个细节。
圣萨尔维医院是座地狱。尽管格伯选择了心理师的职业,他却从未踏足过那个地方。
佛罗伦萨人把这座“疯人院”称为“红顶屋”——得名于这个仿佛处于人世之外的建筑远远看上去的样子。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人们一旦进去了,就永远不会再出来。
在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所有人都在红顶屋……
奈利的话很有说服力。他、维泰罗和卢乔拉曾经是那家医院的住院病人。正是在那个地方,他们认识了汉娜的父母。汉娜的父母是精神病人,这个事实并没有让格伯感到惊讶:怪异的举止、偏执和受迫害妄想是精神疾病的明显症状。
在与汉娜会面结束后,格伯决定去一趟圣萨尔维医院,想要看看能否找出那女人的父母在那里待过的痕迹。
他开车来到医院的大门口,观察着延伸至栅门之外的凄凉的花园:一道草木组成的墙,用以对所谓的“精神健全人”掩藏起那个地方的样子。
他只需按下对讲机,让人开启自动开门装置。他挂上挡,把车开进一条深入树林的小路。
开了大约一公里后,出现了第一座建筑,主体呈椭圆形。他熄了火,走下车,迎接他的是一片凄凉的寂静。
除了几条流浪狗,这个地方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
1978年的一条法令宣布关闭所有拘禁精神病人的机构,出发点基于一条假设,即病人在这些机构里遭受了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对待。
终于,一个人影从保安室里冒了出来。一个健壮的男人,穿着深蓝色制服,佩挂着一大串钥匙,钥匙在他身侧丁零作响。
“我还以为是维修人员来了。”这位年老的看门人抱怨道,“但我想您不是为那根坏掉的水管而来的,那东西已经漏了好几天了。”
“不是。”格伯热情地微笑道,“我是来参观的。”
“很抱歉,博物馆已经关停了。政府请不起人维持它的运转。”
“什么博物馆?”格伯不知道圣萨尔维医院还有一个博物馆。
“那个记录医院院史的博物馆。”看门人肯定道,“您不是为这个而来的?”
“我叫彼得罗·格伯。”他立刻自我介绍道,担心自己会被赶走,“我是个儿童心理师。”
在过去,实习生们会被派往圣萨尔维医院进行实习。很少有人能经受得住,他们通常会改行。但是,在他毕业的时候,这家医院已经关门了。
“心理师?”那男人疑惑地问道。
格伯感觉到自己在被人审视,意识到自己外表欠佳。“是的。”他确认道。
“您在找什么?”对方怀疑道。
“两个病人的临床记录……我想知道那些档案被存放在哪儿。”
看门人笑了起来。“和其他所有东西一起,”他回答道,指向自己周围,“全都被毁了。”
格伯无意间把目光落在那男人的外套上。
“您掉了一粒纽扣。”他说着,指着那个位置。
看门人查看了一下。然后他也指了指格伯:“您也是。”
格伯看向自己:事实上,他的博柏利外套上也掉了一粒纽扣。遗憾的是,他们两人掉的纽扣没有一粒像汉娜声称她从袭击者身上扯下来的那粒。
我怎么了?他对自己说道。突然间,他开始注意起其他情况下不会在意的细节。这也属于汉娜·霍尔在他的脑海中灌输的顽念。
“您这一趟是白来了。”看门人断言道,“不过,如果您想,我可以让您在博物馆来一次专属参观……我不常遇到能跟我聊两句的人,我今天的值班时间太难打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