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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希波战争之前的雅典历史（第1页）

第七章希波战争之前的雅典历史

76。阿提卡居民

阿提卡居民认为他们自己是原住民，即他们的种族起源于他们所在的土地。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起源，但认为他们主要是伊奥尼亚人，也有一些来自古希腊人的其他种族。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多利安人入侵时期，许多其他国家的逃亡者，特别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逃亡者在阿提卡找到了避难所。后来，许多流亡者加入了伊奥尼亚移民的行列，当时这些移民正在亚洲海岸寻找新的家园，但其中有些人似乎永久定居在了阿提卡，并与当地人口完全融合。

阿提卡由混合人种组成，许多人认为这是阿提卡居民多才多艺、风格多样的原因，这些特点也使得阿提卡居民不同于其他希腊民族的居民。

关于史前阿提卡殖民地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其居民从没有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地区一样臣服于外来种族：因为我们在阿提卡没有发现与拉科尼亚的希洛人或庇里阿西人相对应的等级。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提卡历史的进程和特点。

77。国王统治阿提卡时期传说的历史：忒修斯和科德鲁斯

公元前7世纪，笼罩在阿提卡平原上的古代迷雾终于散尽，寡头统治下的雅典作为囊括整个地区的城邦出现在世人面前。很明显，雅典的这种状态是在信史时代以前长期发展的结果；然而，对雅典的早期发展历程，我们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的雅典也如其他的希腊城市一样，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忒修斯和科德鲁斯（Codrus）是最著名的国王。

根据历史的描述，忒修斯将12个阿提卡村庄或小镇联合起来，在古代的西哥罗佩（Cecropia）形成了一个城市。这个史前的联合为雅典的光辉历史奠定了稳固基础，因此，尽管整个事件扑朔迷离，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似乎可以确定，在史前时代，阿提卡的领土被许多独立的社区占领，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典。这个城镇成为了阿提卡多个地区居民的政治中心。多个社区怎样合并成一个城市，其过程我们并不清楚，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联盟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通过艰苦的斗争来实现。雅典历史上的这段时期可以与英国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早期作对比，阿提卡的合并与威塞克斯合并7王国的其他成员相类似。

因此，“在信史时代开始以前，雅典就取得了一种伊巴密浓达领导下的底比斯所不能取得的成果”。（66）这个联合对雅典的意义有多大，它又如让雅典获得在希腊历史上的优势地位，这或许可以通过与底比斯的历史加以对比来体现。尽管底比斯和维奥蒂亚的关系与雅典和阿提卡的关系类似，但底比斯从来没有成功地把维奥蒂亚的城镇合并为一个城邦，因此，在与这些城镇的不断争吵和战争中，底比斯的力量被削弱了。

关于科德鲁斯，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发生在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人入侵阿提卡时期。科德鲁斯得知神谕曾指示斯巴达人，如果他们能饶过雅典国王一命，他们便能成功地攻占雅典。于是，科德鲁斯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名侍从的陪伴下去袭击一些斯巴达士兵，这些士兵立即把他杀死了。斯巴达人得知雅典国王已死，认为夺取雅典无望，便从这个国家撤军。

78。君主制转变为寡头制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雅典君主制历史上的一些未知时期，国王的权力受到了军事执政官（Polemarch）的限制，设立军事执政官是为了辅佐缺乏军事才能的国王。之后，国王的权力又进一步受到被选举的执政官（Ar）的削弱，他们担任国家管理者的角色。（67）雅典君主制产生如此重要的变化，显然是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施加的影响。现在，3个人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国王、军事执政官、执政官。

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从科德鲁斯的后代中选取了12位国王终身管理国家。公元前752年，国王的统治年限变为10年，国王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自此以后，君主制便有名无实了。（68）

公元前712年，第四个10年任期的国王因滥用权力而被废黜。不久之后（前682），国王的统治期限被缩短到1年。同时，军事执政官和执政官的任期也变为1年。

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在史前时代，雅典的原始君主制逐渐演变为寡头政治。在漫长的政制发展过程中，雅典参与了一场有利于发展寡头政权的政治革命。在信史时代的开端，雅典宪法呈现出了如下文概括的形式。

79。公元前7世纪末的雅典宪政

站在国家权力顶端的是9位执政官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取代了荷马时代国王的职权。3位最高掌权者拥有特殊的称谓：名年执政官（Arous）、国王执政官（King-Ar）、军事执政官（Polemarch）。之所以称为名年执政官，是因为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职年份，正如早期以君主名字命名年份一样。名年执政官也暗指执政官，当“执政官”前面没有任何词语修饰时，就是正职执政官。国王执政官，即以前的“国王”，降至国家权力的第二位，被剥夺了过去国王所有的权力，只保留宗教职能。军事执政官就是陆军元帅，为全国军队的统帅。其他6位执政官负责文书和司法事务。

除了执政官九人团以外，当时的雅典国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庭，就是被称为“亚略巴古”（Areopagus）的委员会。（69）这个委员会由前执政官组成，因此是一个纯粹的贵族机构。其成员终身任职。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法令被充分地遵守，以及对违法者进行审判和惩罚。他们的决定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得上诉。（70）在信史时期的开端，这个委员会是雅典国家真正的权力机构。

在执政官和亚略巴古委员会之外，还存在一些证据，表明有一个公民大会（Ecclesia）的机构存在。在这个机构中，所有在重装部队中服役的士兵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是公元前7世纪雅典政治机构的萌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它展现出了在最近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所描述的非凡的扩张。在对早期雅典国家的阶级和政治派别稍作提及后，为了使我们后面讲述的革命变得明白易懂，我们将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和波斯之间那场重大斗争前雅典宪法的发展历程。

80。雅典的等级之分

雅典的领导阶级是贵族或世袭贵族。这些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地主，据说，阿提卡最好的土地几乎都归他们所有，所有政治权力也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贵族的统治之下，居民拥有名义上的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裕贵族阶层的佃农。他们向地主支付租金，如果没有支付，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便可能会被所有者扣押，卖作奴隶。（71）其他居民拥有自己的田地，但如果像上面一样欠了贵族阶级的债，那么他们的田地就会被抵押给债主。因此，由于平民百姓的经济状况不好，且被排除在政府职位之外，所以他们对贵族充满了怨恨，并为革命作好了准备。雅典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状态与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状态相似。

81。库隆暴动（约前628—前624）（72）

寡头统治远不能令人满意。贵族内部出现分化，普通百姓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受到贵族执政官的粗暴对待，因而感到不满和躁动。库隆（），一位富有且野心勃勃的雅典贵族，利用这种社会状态并得到其岳父墨伽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支持，企图推翻政府以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朋友和雇佣军的帮助下，他占领了卫城的城堡。然而在这里，他被包围了。雅典娜的神庙就矗立在高耸的山岩上。库隆的同伴因为处境艰难——他自己已从围困者的防线中逃脱了——只能到雅典娜的神殿中寻找庇护。执政官麦加克勒斯担心叛军在神庙内饿死会污染神殿，便承诺叛军如果投降，就会放他们一条生路。叛军们害怕在自己没有受到保护的情况下轻易相信自己的敌人，于是将绳子系在雅典娜的雕像上，并紧紧抓住绳子，从城堡里降落到雅典的大街上。当他们走到复仇三女神的祭坛前时，绳子断了。麦加克勒斯认为这表明了女神拒绝保护他们，所以，叛军最后都被杀掉了。

执政官的这一罪行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受到惩罚，但是后来，人们把麦加克勒斯所在的家族赶出了城市，以此为叛军们复仇。

82。德拉古法典（前621）

库隆暴动后不久，雅典的宪法和法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人们当时都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呼吁对法律进行修改，或者至少把法律公布出来，这样便能保护自己免于受到贵族的勒索与迫害以及执政官们的暴政与不公正的对待。安抚人民以及把国家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当时的贵族在自己的阶层中任命了一个名叫德拉古（Draco）的人，制定和颁布法律。

德拉古对宪法作出的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于执政官的选举。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由亚略巴古选定的。改革后，选举执政官的重要职能被交给了公民大会（Ecclesia），任何能为自己提供全套军事设备的人都在公民大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此外，执政官也不再仅仅从贵族中选取，而是从所有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中选取，其中的财产需为不动产，财产数量随着职位的重要性和特点而改变。从执政官的选举资格和选举方式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典政制民主化的第一步。财富取代了出身，成为人们参与政府管理的基础。此后，公民大会的影响力和权力越来越大。

德拉古对宪法的进一步改革，还在于他创建了一个拥有401位成员的委员会，这些成员从全体公民中抽签选择。其职责是监督选举工作、处理政府的琐碎事务、做好公民大会召开前的准备工作。

除了一些对宪法的改革，德拉古还起草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他将非书面形式的、相互冲突的规则、决议、命令制定为明确的、书面的形式的法律条文。传说这位立法者让对法律最轻微的触犯都变成死罪，因为他认为所有违背法律的行为都是对诸神的冒犯，因此必须判处死刑。这些法律非常严酷，以致后来一位雅典演说家说“这些法律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鲜血写成的”。这些法律确实非常严厉，然而这并非德拉古的责任，这种严厉只是早期社会野蛮残暴状态的一种反映。

但是，德拉古的法律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他没有制定土地或经济方面的改革条款，因此，它并没有减轻那些挣扎在贫困之中以及成为严酷债务法受害者的人们的负担。

83。雅典与墨伽拉为争夺萨拉米斯而展开的争斗（前610—前600）

德拉古改革之后不久，雅典与强大的商业城市墨伽拉之间为争夺萨拉米斯（Salamis）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双方都将萨拉米斯看作本国领土。雅典人起初在斗争中损失惨重，在沮丧中，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人提出重新发动战争的建议。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出现了一个人，他注定会在同辈人中声名鹊起，注定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名声大振。他就是梭伦（Solon），一位贵族，他的家族自认为拥有海神波塞冬的血统。他具有诗人、演说家和政治家的天才。他认为向墨伽拉投降，将萨拉米斯拱手相让是奇耻大辱，所以他鼓励雅典人重振士气，为再次争夺萨拉米斯而战斗。他宣称自己宁愿成为一个小岛的公民，也不愿成为身刻“丢弃萨拉米斯”的耻辱烙印的雅典人。

在爱国诗人激励人心的话语中，雅典人又重新振作起来，并选择他作为他们的领袖重新发动了战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双方都感到厌倦。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斯巴达人成为了这场战争的仲裁者。特洛伊战争中有一个传说认为当时的萨拉米斯是雅典的领地，因此，基于这个传说，斯巴达作出了有利于雅典的裁决，萨拉米斯最终落入到雅典人的手中。（73）

84。梭伦的经济改革举措（前594）

与墨伽拉的长期斗争使得雅典贫困阶层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这迫切需要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而因为阿提卡每天都有大量欠债人被卖到国外当奴隶，所以其人口也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