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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仲舒（第6页）

（《五行五事篇》）

这一个间架，几十年后，渐渐造成一部大书，名为《洪范五行传》。后来又演成更大的《洪范五行传论》。旧说以为《洪范五行传》起于伏生，那是沈约的瞎说，毫没有根据。

（看《汉书·五行志》及《夏侯胜传》）

六、论“天人之际”

董仲舒《对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又说“天者，群物之祖也”。《繁露》云，“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篇》）他处处说人是像天的，人道也当效法天道（看《人副天数篇》）。他说天道如下：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以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对策》。参观《阴阳义篇》《阳尊阴卑篇》《天道无二篇》。）

这种完全不合论理的议论，本不足取。但他的本意只是要推明“天人”的关系，使人君有所畏惧。他说：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君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又说：

《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对策》）

这两段乃是一切灾异家的根本观念。从此儒学遂成“道士派的儒学”。这个根本观念里面含有几个重要问题：

1。天是有意志的，宇宙是有主宰的。老子、庄子的自然无主宰的天道观念一笔抹倒，自不用说了。即儒家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和这说相反。

《易》言阴阳即是宇宙中的动静两种力，一开一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全是自然，无有主宰。如今说天“任”阳“任”德，用一“任”字，便有主宰的意思。至于说“天心仁爱人君”，明说天有意志。这是中国哲学的一大退化。

2。天的意志有种种表示的方法，恶轻的用“灾害”为谴告，重的用“怪异”为警戒，更重的方才降灭亡之祸。这种观念说“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把“天人”的关系说得如此密切，遂使儒学真成了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

七、论性

董仲舒论性，也用他的名学作论证的根据。他说：

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欤？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欤？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深察名号篇》，下同）。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

又说：

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

这一段说性有可以为善的资质，但不可说本来是善的。董仲舒的阴阳说也影响他的性说。他说：

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栣有驯扰之意。）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古音身与天相近，故天竺又名身毒）。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

王充说“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这一段即上文所引之意。

因为性不是本来善的，故须待教化，方才可以为善。董仲舒《对策》道：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儒家本来最重教育，无论是言性善的孟子，言性恶的荀子，言性相近的孔子，都极注重教育。董仲舒是儒家第一个功臣，因为他是第一个有“教育政策”的。

他的教育政策主张兴太学，用“考问”之法，行贡举之法，定孔氏为一尊，罢黜百家。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政教制度的沿革，几乎没有一件不曾受这种政策的影响。

七、动机说

董仲舒的名学把“名”看得极重，凡偏重“名”的名学，一定偏重动机说的人生哲学。这也是百试不爽的定理。他说：

《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志为质，物为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玉杯篇》）

又说：

《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

这是《春秋》嫡派的动机论。董仲舒是这种学说的极端代表。他对江都王说：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一派和墨子、韩非等人的实用主义恰成反对。董仲舒以后，中国的人生哲学几乎完全属于动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