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证明心学出于禅学,正如证明象数之学出于道士,也是清学的一个大问题。后来颜李学派在这一点上出了不少的力;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要证明这一点。
三、考证的精神
清学所以真能迥然超绝前代,一小半在于他的成绩,一大半在于他的基本方法与精神。他们自称为考证之学,或考据之学,或考核之学。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的要点只是“拿证据来!”(无证则不信。)实证主义有两方面,一是破坏的疑古,二是积极的考信。
在疑古的方面,顾氏也是一个开山前辈:他不信《书序》,不信《古文尚书》,不信先天象数之学,开后来阎若璩、姚际恒一班人的先路。
在积极的方面,他的功劳更大,因为考证的方法到他手里才正式成立。他的《音学五书》,尤其是其中的《唐韵正》,字字是站在证据之上的。他考证一个字的古音,往往要举出一百几十个或二百多个证据来。这是从古以来不曾有过的!
从这个方法出世以后,中国的学术史上才开一个新纪元。清学便是建筑在这个考证方法之上的!无论是攻击伪书,是考证古音,是考证古训诂,是考据古制度,是考究金石器物,……总少不了这一个“拿证据来”的法宝。
四、历史的研究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极重要之点,往往为人忽略了的,就是他的历史的方法。不懂的人叫他做“复古”。但我们试问,汉学家为什么要回到汉儒呢?他们说:“因为汉儒去古未远”。这“去古未远”的见解就是一种历史的见解。
试问今文家为什么要推翻东汉而回到西汉呢?他们说,因为西汉更古于东汉。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顾炎武对于这一点的见解最明白,他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与人四书》)
这个寻源溯流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当日认汉为最古,故有迷信汉儒的风气。但王念孙、王引之诸人觉得先秦诸子的书更多参证的价值,所以就遍校诸子了。
后来吴大徵以后,便可以用金文来补正《说文》了;后来罗振玉们出来,又可以用甲骨文字来补正《说文》了。又如古音之学,宋人没有历史的观念,故有叶音之说;汉儒知道古来声音有变迁,然后有古音之学。这就是历史的方法。
有了历史的观念,对于历史之学的兴趣自然也跟着发达。顾氏著有许多种金石舆地的书,《日知录》里也有无数历史的研究。后来清代学者对于史学的成绩,比前代都大:
1。校勘古史,如钱大昕、赵翼、梁玉绳等。
2。作局部的专史,如各家补的《元史》。
3。怀疑古史,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
4。增添史料:A、方志的注重。(章学诚等)
B、古书的保存。(《四库》及私家)
5。史学的附属科学的发达。
(1)文字学
(2)金石学
(3)钱币学
(4)地理学,等等。
清代的思想史,约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顺治、康熙两朝(1640~1730)
第二期乾隆、嘉庆两朝(1730~1820)
第三期道光以后(1820~1910)
上章所说四个趋势,三个时期都有,不过注重之点稍有不同,遂形成了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期重在实用主义与反玄学的运动,而考证的方法与历史的眼光都还在开始萌芽的时期。
第二期里,玄学已成末路,而实用的时机很少,故此时期偏重考证之学;历史之学也很发达。一般代表的学者都不谈实用,都趋向为学问而做学问,故学术之盛超越前古。
思想方向似稍寂寞,但戴震、章学诚、袁枚、焦循、崔述都出于此时,不过建设多而破坏少,表面上不如第一期的热闹罢了。
第三期为多事之秋,实用的需要又起来了,于是实用主义与考证的方法,历史的见解,合婚而成为今文学的运动。
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孙奇逢吕留良
黄宗羲颜元
顾炎武阎若璩
王夫之张尔岐
陆世仪黄宗炎
张履祥应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