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Part Two 人一旦放纵够了他就需要工作 有感而发的阶级论01（第2页）

……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国家，工资稳定的持续就业是不可能的，而以堪比就业工资的失业救济金来救助失业者，一开始就会引人堕落，迟早要走向灭亡。

（《最后一本剪贴簿》）

在没有临时工作可干时，“临时劳动力”具体又会怎么样并没说清。想必（圣茨伯里赞同“好的穷人法律”）他们得去济贫院或者睡大街。至于每个人都“至少应该有机会糊口”这种观念，圣茨伯里不屑地批驳道：

就连“生存的权利”……最多也止步于保护人们不被谋杀的权利。慈善肯定会，道德可能会，公共设施或许应该增加此类额外的保护条款，维持生命的延续，但严格的正义是否必须如此，就值得商榷。

至于说，因为生在了某个国家，就对这个国家的土地有了所有权这样的疯言疯语，简直不值一驳。

（《最后一本剪贴簿》）

最后这段话的美好内涵，值得好好思考一下。这种段落在圣茨伯里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它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竟然能够出版。大多数人都有些不好意思把这种话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但圣茨伯里此处所说，正是任何一个每年稳稳当当领着五百英镑的小蝼蚁心中所想。因此，某种意义上人们肯定佩服他说了这话。公然做这样的卑鄙恶棍，可是要不少勇气的。

这就是一个公然承认的反动分子的意见。但那些观点不反动反而“进步”的中产阶级又如何呢？在革命的面具下，他和其他人是否真有多么不同？

中产阶级人士可能会全心接纳社会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这能有多少真正的差别？显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之中，他不得不继续赚钱生活，如果他坚持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无可厚非。但他的品位、他的习惯、他的举止、他想象的背景——用共产主义的行话说，叫作他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变化？他除了现在会在选举中投票支持工党，或者等有可能的时候，支持共产党，还有什么变化吗？可以看到，他仍然习惯性地与自己的阶级来往。到他家的，主要是把他当作危险的布尔什维克的他自己阶级中的成员，而少有理应赞同他的工人阶级的成员。他对于食物、美酒、衣着、书籍、电影、音乐、芭蕾的品位，仍然是明显的资产阶级品位，最重要的是，他定然与自己的阶级联姻。看看随便哪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看看X同志，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一员，《写给婴儿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X同志，恰恰就是一个老伊顿校友。他虽然乐意战死街垒，至少理论上乐意，但你注意到，他仍然没有扣马甲最底下的那颗扣子。他把无产阶级视为理想，但显而易见，他的习惯完全不同于他们。或许有一次，纯粹是为了做个样子，他会不撕标签就抽雪茄，但要他就着刀尖把奶酪送进嘴里，或者戴着帽子坐在屋里，甚至从茶托里喝茶，这些几乎在生理上就不可能。我认识不少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我听过他们几小时的长篇大论，反对自己的阶级，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学了无产阶级的餐桌礼仪。可毕竟，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一个认为天下美德尽在无产阶级的人，仍然要不辞辛苦地静悄悄地喝汤？这只能是因为，在他心里，他觉得工人阶级的举止令人恶心。所以，你看，童年时大人教他厌恶、恐惧、鄙视工人阶级，他现在仍然受到这份童年训练的影响。

假扮流浪汉

十四五岁时，我是个可恶的小势利眼，但我这个年纪这个阶级的其他男孩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估计，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英格兰的公学那样，势利无处不在，并以如此精细而微妙的方式培养着势利。至少在这一点上，不能说英格兰的“教育”失职。离开学校，不出数月，你就忘了拉丁语和希腊语——我学了十年的希腊语，而现在，三十三岁的我连希腊字母表也背不出——但你的势利，除非你像根除藤蔓植物一样坚持不懈地根除它，否则它就会一直伴随你到死亡。

在学校里，我处境艰难，因为我周围的男生们大多都比我富裕得多，我能去一家昂贵的公学，纯粹是因为我正巧得了一份奖学金。这是上层偏下中产阶级子弟的普遍经历，包括神职人员、英国驻印官员等人的儿子，它对我的影响大概也不例外。一方面，它使我越发坚持自己的绅士教养；另一方面，它让我对那些父母比我父母有钱，并特意让我知道这点的男生们充满了怨恨。我鄙视一切不能称为“绅士”的人，但我也讨厌那些卑鄙的富人，尤其是刚富不久的那些。我觉得，正确而高雅的做法是出身绅士家庭但是没什么钱。这是上层偏下中产阶级信条的一部分，带着一种流亡的詹姆士党式的浪漫感觉，给人慰藉。

但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的这些年，学校经历了一段奇怪的时期，因为英格兰一个世纪以来，或者从那以后，从没如此接近革命。一阵革命的热情几乎席卷全国，此后尽管消退淡化了，却也沉淀下了丰富的东西。最主要的，尽管当时的人们无法预见，但是战争直接造成了青年对长辈的反抗。战争时期，青年蒙受牺牲，老人们的表现即使时隔这么久，还是令人发指。他们躲在安全地带，故作严厉，尽显爱国之情，而他们的儿子在德军的机枪下如一茬茬稻草般倒下。而且，战争主要由老人指挥，却指挥得一塌糊涂。到1918年，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对长辈没了好气儿，战争之后反战情绪自然高涨，演变成了一场普遍的对正统和权威的反抗。那时候，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时尚，就是憎恨“老头子”。“老头子”掌权造成了人类所知的每一桩罪恶。每一项约定俗成的东西——从斯科特的小说到上议院——仅仅因为“老头子”支持，就都受到了嘲弄。有几年，做当时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成了一时风尚。英格兰充满了半生不熟、离经叛道的观念。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自由**、离婚改革、无神论、控制生育——这样的东西都广为流传，远超正常时期。当然，革命情绪也感染了那些年纪太小没法斗争的人，甚至感染了公学里的男生们。那时候，我们全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进步人士，丢掉了可恶的“老头子们”强加给我们的所有正统思想。基本是我们还保持着我们阶级的势利观念，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找到轻松的工作，继续领取自己的俸禄，但我们又自然地觉得要“反政府”。

我们嘲笑军官训练队、基督教，或许甚至包括义务运动和皇室。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加入了一场世界性的反战姿态。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可以证明当时那怪异的革命热情。一天，教我们语文的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常识考试，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尚在人世的十位伟人是哪些？我们班里平均年龄十七岁的十六个男生中，有十五位都把列宁写了进去。这是一所势利而昂贵的公学，时间是1920年，可是俄国革命在众人脑海中依然鲜活。还有一件事情是1919年所谓的和平庆典。我们的长辈替我们决定了，我们应该用传统方式庆祝和平，为敌人倒台欢呼。我们要手举火把，齐步走进校园，高唱《不列颠万岁》这类沙文主义歌曲。那些男生——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光荣——则把整个过程变成了恶作剧，和着规定的旋律唱着大逆不道的煽动性词句。我怀疑现在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现在见到的公学里的男生，哪怕是聪明的那些，观点也肯定要比十五年前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右倾得多。

因此，十七八岁的我既是势利眼也是革命分子。我反对一切权威。我读过而且反复读过萧伯纳、威尔斯、高尔斯华绥（那时仍然被视为危险的“进步”作家）出版的所有作品，我轻率地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我不太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认为工人阶级是人。通过书本这一媒介——例如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我可以远远地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每当我靠近他们时，我仍然讨厌他们、鄙视他们。他们的口音仍然让我反胃，他们习惯性的粗鲁仍然让我恼火。要记住，战争刚刚结束那时候，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满怀斗争情绪。那是大罢工的时期，矿工被视为魔鬼的化身，老太太们每晚都要查看一下床底下，唯恐罗伯特·斯迈利躲在那里。整个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工资很高，就业充足，而这时事情要回到正常水平以下，工人阶级自然要抵制。作战的人们当初是受到虚妄的美好承诺**而参军的，这时回到家乡，却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房子的世界。而且，他们打过仗，是带着战士的生活态度返乡的，也就是虽然有纪律，但根本上不讲王法的态度。空气中弥漫着动**的情绪。那时候流传着一首歌，副歌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世事都无定论，

除了富人越富，穷人生子。

与此同时，

在这之间，

我们不是玩了个痛快吗？

人们还没有习惯一生失业，靠一杯接一杯的茶浇愁。他们还在隐隐期待着他们为之奋战的乌托邦，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肆无忌惮地表示对上层社会的敌意。于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减震器——比如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平民”仍然是一副粗野又讨厌的样子。回想那段时光，我似乎把一半的时间用来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半用来对公交售票员的傲慢无礼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