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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去了尴尬的春天也来了（第2页）

在父亲家孤独惯了，也没人管。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里去做“淑女”，这真是一件难为人的事情。母亲为这事感觉很困惑，以至于怀疑我能否真正成为淑女。我自己也怀疑。母亲还怀疑为我牺牲到底值不值，我看出母亲在为我牺牲，我也怀疑是否值得她这些牺牲。我常常一个人跑去公寓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也不复温柔了。

母亲的爱，像极了春日里的蜜蜂，飞来飞去辛劳地照顾园里娇嫩的花朵。她会极细心地扫除掉花瓣上的细灰，将花蕊一根根地清洗干净。但她做这些活计的时候，也会嗡嗡地叫，会让你心烦。这样的爱确实显得有些尴尬。但你离了她，就会感觉春天是那么不完整，甚至还有些粗鲁。

张爱玲目前的状况，最大的尴尬还不是如何生活，是缺钱。

父亲家是不缺钱的，张爱玲也没为这事犯过愁。但这时却不同，没了钱让雍容华贵的母亲也略显尴尬。之前一个人还能将就，现在多个既要上学，又要人照料生活的女儿就窘迫了。而此时，姑姑的境遇也不好。

母亲说：“如果想早早就嫁人，那不必读书，可以用学费来打扮自己。若继续读书，就没余钱买衣服了。”

嫁人是不行的，张爱玲宁可穿灰旧的衣服，也不会放弃学业。她最坚定的想法是出国留学。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就那么韵动和诗意。试想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走在石块铺成的街道上，去看欧式洋房子；或坐在街边一条很有艺术感的椅子上，边读书边倾听教堂传来悠远的钟声。这些，大概是她自己全部的梦想了。

放弃漂亮衣服对女孩子来说也是憾事，可为了学业也只能忍痛割爱。对张爱玲来说，中文底子尚好，但数学就犯了难。补习费用也昂贵得要命，母亲下血本找来一位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为她补习，每小时居然要收5美元的费用。补课后张爱玲站在商店橱窗前躲雨，后悔没在圣玛利亚女中时好好钻研一番数学，可以省下这笔可观的钱来用做别用。橱窗里流光溢彩的世界也转移了张爱玲的注意，她紧贴在清澈的玻璃上，痴痴地欣赏里面一件西式的晚礼服。那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成白色的雾气，让那件晚礼服朦胧起来，在七彩灯光照射下闪着光晕。张爱玲有些冷，便缩起身子抱紧书本暖和一下。她感觉自己像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要是这件衣服能穿自己身上，那该多闪亮和温暖。她比量着尺寸，然而却不敢奢求真的拥有它。抑或张爱玲会突然有一个想法，要是那件衣服一直留下去，终于穿到自己身上该多好。

张爱玲知道，美丽的留学梦要远比一件衣服更让人提气，优秀的学业会成就她一切理想。这是张爱玲与母亲一致的想法，因此凭借她的睿智和勤勉的学习，1938年张爱玲在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时得了第一名。这个成绩，是母女二人在艰难而尴尬的生活里，遇见的最最美妙的事情了。

1938年夏季，张爱玲参加了圣玛利亚女中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汪宏生也在场。这时的上海已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之下。为了躲避战火袭扰，学校一年多没开课了。汪先生见到依然木讷的张爱玲，像见到分别许久的孩子，怜爱地问候：

“个子长高了。”

“嗯……”

“最近怎么样？”

“算好……学校还要开么？”

“这败家的战争，这没安好心的日本人。”汪宏生侧过脸，呆滞地望着远处，那尚未熄灭的硝烟在刺白的阳光下嬉皮笑脸地升腾着，使他心里极不痛快。

“嗯……”

“好好学，好好写。”

“嗯……”

师生的对白或许很简单，汪宏生看着她木讷而冷漠的面庞，里面还透出些笃定和沉静，他略显宽慰地拍了拍张爱玲瘦弱的肩膀：

“老成了，老成了，好事……”

张爱玲咧开嘴，想笑一下回应。

可反应还是慢了些，此时汪先生，已转身离去了……

这里，有些社会背景是要说的：

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典礼，也是张爱玲向灰扑扑少年时光的告别典礼。与一群新生代的西洋式小姐说再见后，张爱玲抑或想，你们去结婚吧！我要单独去追求美丽又艰辛的独立人生了，那才是我要的“新生活”。

“新生活”这个词，在民国时是极时髦的口头语，不亚于今天的“逆袭”。在德先生和赛先生比翼齐飞的年代，改造旧传统，已从五四时期响亮的口号变成南京民国政府对全民新生活运动的规范性动作。1934年以来，蒋委员长一直用他极具特色的高压执政方式，将行政权力贯穿在社会生活改造当中。若一些老先生不遵从新生活规范，等待他们的将是罚款。另外蒋还号召手下那些高官们以身作则，公布新生活运动的各类时髦的举动，譬如让自己漂亮的夫人穿上泳衣跳进泳池里，女孩子穿着“布拉吉”骑上自行车满世界转之类的。当然，前提是成为公众人物的高官夫人和女儿们必须漂亮，否则也没法见诸报端。

因此说全民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从张爱玲上中学开始的，虽然之前也有提倡，但那与蒋委员长全力助推的力度相比，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这样也好，毕竟有积极的一面。1938年，虽然中国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羞辱，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战争动员湮灭了新生活运动的势头。然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时尚的排头兵，日本侵略依然挡不住上海人去追求新生活的理想。

但是想迅速扭转几千年来沉淀在人们内心的积习是不现实的。就如同张爱玲这些同学们，她们虽然从捆胸、裹脚中解放出来，但并未脱离封建婚姻范式，她们只是将过去蒙盖头、乘轿子嫁人，改成如今穿婚纱、坐轿车嫁过去而已，并未真正学会自由和独立。这一点上，张爱玲要远比这些同学出色。她知道，一个依靠男人生活的女人，谈独立就像与虎谋皮：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拿什么和我谈独立？

而此时张爱玲想追求的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