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水涌出她柔情的双眸,
我真希望它们未曾滑落,
但是,哎,谁又能在爱情中足智多谋?
“悔恨”依然抵挡着“**”,
她内心挣扎,追悔莫及,
低声说着“绝不同意”——但却依然默许。
在《唐璜》中,押韵的对句(Rhymis)往往映衬着两人的关系。作为读者,我们希望这首诗的韵律臻于完满,我们希望听到语言的躯体撞到一起的声音,我们的期待其实与朱莉娅也有相合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她的共犯。不过,在“追悔莫及”与“依然默许”之间,隐藏着某种额外的转折。毕竟,人们通常在做过一件事之后才会后悔吧?朱莉娅的大脑所处理的“后果”,其实来自她的身体还未采取的行动,所以她的忏悔也绝非衷心。《牛津英语词典》认为“体格、生理”(physique)一词,是由拜伦在英语中首次使用的。这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推论,毕竟他对生理方面的内容实在太感兴趣了。“这似乎有些奇怪,”拜伦指出,“一位真正的‘好色之徒’,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思想,沉溺在现实的暴行之中。我们必须升华自己的欲望,我们那些尘世的、物质的、生理的欢愉……才能防止它们令人厌恶。”在这种洞见之中,隐藏着一种忧伤的、自觉的喜剧,唐娜·朱莉娅可能会欣赏这种喜剧。真正的好色之徒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他她推崇(却又不是沉迷)肉体上的快感,他她也承认,这种快感无疑是掺有杂质的幸福:既是高尚的,也是尘世的。在喜剧的世界里,当你变得最像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也会找到一种更了解自我的方式。
说笑与玩闹
“朱莉娅无言以对。”喜剧的形式往往会青睐那些行动盖过言辞的时刻,或是动作与想法发生冲突的时刻。“玩笑”(jest)一词来自古法语(geste,jeste),原意为“动作、利用”。一种现代的喜剧形态,将这两种含义戏谑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形态就是滑稽的哑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无声的、动作丰富的默片喜剧世界,尤其是查理·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的世界。欧仁·尤内斯库(EugeneIonesco)机智地提议道:“如果你想把悲剧变成喜剧,那就加快速度。”早期的闹剧电影切实地展现了这个概念,它展示的只是“摔倒”的身体,而不是“完全倒下”的身体。这些作品出自手摇摄影机,所以胶片是以每秒16或18帧的速度拍摄的,但放映的速度要更快,几乎接近有声电影。这种影片比生活更快——奇怪的是,它还比生活更安全。这些身体通常处于危险之中(倒塌的建筑物、移动的车辆、挥舞的拳头),但它们拥有惊人的“弹性”,很快就能重新站立,去做更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不守规矩的身体,破坏了人类脑中最绝妙的计划,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另一个悖论:虽然虚构人物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但其实演员是在刻意地操纵自己的身体,这需要非常出众的敏捷性,而这种敏捷与身体、精神都息息相关。闹剧乐趣的根源在于,在观众的眼中,人类既受制于身体,又抗拒着身体。正因如此,心灵并非完全凌驾于物质,它只是聚焦于物质。
我们可以使用两种现代喜剧理论,有效地探讨卓别林的成就。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意识到,每当我们看到人类变得机械化时,就会体认到一种喜剧感。“人体的姿态、手势与动作,”他强调道,“如果完全符合特定规律的话,就会显得很可笑,因为这种身体只会让我们想到一台机器。”不过,对于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Lewis)来说,人体本身就是机械化的。如果机械之物渴望超越自己的地位,我们才会真正觉得有趣:“喜剧的根源在于,观察一件物体表现得像人的过程,然后探索其中的感觉。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人类都必然是喜剧化的:因为他们都只是‘物’(或者说‘肉体’),但他们都像‘人’一样行事。”
在卓别林的早期杰作《当铺》(ThePawnshop,1916)中,最初的喜剧桥段围绕着他的一项工作:像检查人体一样检查顾客的钟表(监听心跳,对它进行“内科手术”)。但是,突然之间,钟的内部确实“活”了起来,它开始在柜台上自由地运动(见图2)。它不仅表现得像一个人,也暗示着某种“人”的定义:一套身体部位的集合,它们都拥有自己的意志。卓别林最终认为,自己应该用锤子敲打不满意的顾客(就像他早前敲打钟表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种暴力,不如说他只是在试图纠正故障。顾客居然是个举止像人的东西——这可真奇怪啊。
图2 卓别林,《当铺》
如果说,卓别林是让物质世界屈从于他的意志,那么基顿就是任凭宇宙降临在自己身上,自己却莫名其妙地毫发无损、不受任何影响。或许从未出现过基顿这样的喜剧演员,他只是默默经历着发生的动作——或者说,只是静静地坐着——却又显得如此喜剧、如此引人注目。在《将军号》(TheGeneral,1927)中,被情人抛弃的约翰尼(Johnnie)坐在火车头的驱动杆上。他显得无精打采,仿佛在说:“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呢?”(见图3)。
图3 巴斯特·基顿,《将军号》
约翰尼非常沮丧,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发动机已经启动了。当火车向前行驶的时候,驱动杆带着他经历了一系列优美的弧线运动(你必须目睹,才能体认到这种美妙的效果)。火车非常同情他,温柔地将他抱在怀中。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枯竭的时候,机器就会变得很有人情味。基顿一动不动,却顺应着另一种运动,这塑造了一种悲哀的喜剧形象。火车为他的身体赋予了一种轻快的情绪,这是他当下没有的感觉。它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他的大脑恢复理智。
在基顿的电影中,活板门能够用于逃生,事故可以催化奇迹,疏忽反而会激发灵感。这是另一条历史悠久的喜剧法则:只要一个人不要想太多东西,他的身体最终会完好如初(或者说,至少可以安然无恙)。在基顿最著名的哑剧《船长二世》(SteamboatBillJr,1928)中,龙卷风吹塌了他身后的建筑,但他却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见图4)。
阁楼上那扇敞开的窗户,就像一只手套将他裹在其中。基顿正是风暴中央的宁静之地。不过,他的角色并没有“控制”局面。只是在这个喜剧世界的规则中,他能够观察——超越——那场环绕着他、却又支撑着他的浩劫。他在这场戏中的姿态,与他那张漂亮、漠然的脸庞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提供了暂时的保护,让他的肉体免受自然带来的万重冲击。
图4巴斯特·基顿,《船长二世》
喜剧可以化困境为欢笑。它会停下脚步,等着我们“带上”自己的身体,它也允许我们用新的方式与身体共处。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认为,“身体是所有想象之物中最虚幻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喜剧作品都会认同这种观点。它鼓励我们幻想身体的实质与行为,或许正因如此,我们的**常常涉及、招致由衷的笑声。那些发布征友广告的人,经常要求潜在的追求者拥有“幽默感认证”(GSOH,goodsenseofhumour)。不过,“你需要幽默感才能和我约会”,或许既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忏悔。“幽默感认证”中的“感”(S,sense)究竟是什么呢?对于某事的感觉与知识有关(诉诸大脑的、后天培养的“感觉”),但它同样是诉诸感官、直截了当的。或许幽默有点像是第六感,徘徊在心理智识与身体冲动的边界:你的幽默感既是脑子里的,也是骨子里的。
“我提过吗?”波特努瓦(Portnoy)回忆着说道,“我十五岁的时候,坐在纽约来的107路公交车上,把那玩意儿从裤子里提了出来,然后来了一发。”好吧,他确实没说过。但他提过另一件事,他在几年前“强奸”了自己家里的晚餐,当时他用一块肝片**,然后及时将它放回冰箱,享受茶歇。自《波特努瓦的怨言》(Portnoy'splaint,1969)以来,菲利普·罗斯(PhilipRoth)一直在探索将喜剧身体化的方式与缘由。2011年,他在四号电台(Radio4)接受了马克·劳森(MarkLawson)的采访,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建议:如果想要找到这种幽默的最佳方案,那就必须承认它的两大特质——抵制理论、热爱矛盾。劳森还追问他关于《低入尘埃》(TheHumbling,2009)的问题,譬如某场戏中那根“绿色假**”的意义。罗斯答道:“有些时候,假**就是假**。”劳森并不满意,他继续寻求这类场景的“意义”,他还向罗斯提议:“你必须给这本书赋予一个意义。”但是,喜剧精神往往是反概念的,它至少对于概念不大耐烦。罗斯用一句话终结了这个话题,他的观点听起来很正确:“我不想对这本书进行任何抽象或概括。我只是用假**做它该做的事。”
[1] 在传统的西方文化中,这两类人物形象都与这两种动物的特定部位有关。公鸡的鸡冠与传统小丑、愚人角色的红色帽子类似;鹿角的譬喻则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民俗,角状物一度被看作**的象征,此外,雄鹿争夺配偶时也是用鹿角搏斗的。正因如此,鹿角的形象和被出轨的男人联系到了一起。——译者注(后文如无特别说明,脚注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