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野生动物站着的灵魂（第1页）

野生动物，站着的灵魂

前面我已经说到，“野生动物”就是在体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舰；有的折腾滩涂，弄得一身污泥；有的驾驶一叶扁舟，出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有的投身于各种各样的企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风骨犹存，有的人格严重分裂。

两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尔夫球时偶遇一老兄，初见觉得该人面熟，寒暄之后，才知此君原来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动中华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其时，他那一篇篇充满**、笔锋犀利、鞭辟入里的作品是热血青年们的最爱。当时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当地的老板，这些刚从“流氓”变成“绅士”的老板们自然不知此君原为何方神圣，只有我知道他是谁。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到的只有冷漠与拒绝，就像一个混迹于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识破了身份一样，尴尬异常。

之后我们又碰见过几次，但因话不投机，未能成为朋友，却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后来，从朋友处得知，这位昔日曾写过诸多颇有正义感、责任感及社会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红尘还是备感失望，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关系移民海外。其间，他与一位太子党结为了夫妻，摇身一变成了海外商人，投资房地产。当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这个老板在我的眼中，是无法与当地的房地产巨鳄们相提并论的。

不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人生轨迹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且将之前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他与过去的决裂是因为他对变化的现实不满却又力不从心，还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前景极其悲观，而让“虚无主义”占据了灵魂？在巨变的社会中，这是不是部分知识分子必然的宿命？

前一段时间，工作室的策划人员自惠州回来，商谈项目之余，他们谈及在当地有个大师级的策划人很有名，说此君不但拥有博士头衔，而且还精通阴阳八卦，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一听就笑了，这个人我认识，并且我们二人的关系还不错。

此君乃湖南农村人，既聪明，又勤奋。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的一家报社，两年之后觉得没有意思，又重回大学读了研究生，学哲学。毕业后，他再次到广州的另一家媒体去当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他毅然辞去公职下海，到了惠州。不想运气不佳，折腾了很多年，依旧是两手空空。

一日，偶遇一群广东老板，不知为何，他们聊起了风水。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不知是家传，还是自学成材，总之是对风水颇有研究，于是，他顺势大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没想到一下子就征服了老板们。仿佛灵光一现，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商机。自此，这个饱读哲学著作的硕士，为了“稻粱谋”，拼命地钻研长期以来被斥为封建迷信的风水学，并且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还几次前往风水学极为昌盛的香港拜师学艺。不曾想，几年下来，这位头脑灵活的小老弟居然成为了房地产界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经常可以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看见他矮小、敦实、敏捷的身影。

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这位小兄弟见策划行业因不少策划人的垮台而有过街老鼠之嫌，便非常敏感地与他人一起搞了一个国际×师的认证活动，即只要通过他们的培训、考核，就可以获得一个国际×师的资格证书。于是，他这个风水先生摇身一变又成为了认证国际×师的重量级培训师，并且理论实践皆有之。

对于这位小伙子，有一点我非常欣赏，那就是他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以适应市场日益复杂多样的需求。近几年，他发现城市经营是一个热门话题，便毅然地就近读了广州一所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方向据说是粤港经济一体化。试想，他在广东这么多年，长期在市场上打拼，且又学贯中西——既懂西方哲学、又精通东方风水，知识结构较为全面，口才也不错，于是，很多中小城市的政府部门便邀请他去作报告，时间一长，自然就获得了一定的口碑。

时空转换，几年之后，商海中吃香的似乎已不再是风水师、策划人，而是到处打着各名牌大学牌子与知名教授之名的专家组、研究团，这位小伙子又很快地修了一个博士招牌，真可谓与时俱进。

歌德曾说过：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如果我们生活在封闭的书斋之中，可能永远也不会想通——一个饱读东、西方大师著作的现代哲学硕士，怎么会是靠风水起家的，因为两者并不兼容；但如果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丛林当中，对此就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了，因为我们知道，生存才是发展的基础，不论用什么手段，生存是第一位的。另外，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社会已悄悄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不能讲的现在可以讲；过去不能说的现在可以说；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过去看似大逆不道的事情，现在的人们也是见惯不惊。其实，在今日之社会，只要你不公开地与当局宣战，不触犯法律，那么，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种自由的选择权，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似乎从未获得过。

今日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什么方式安身立命，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最低限度，即至少要是社会的无公害植物。也就是说，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不为虎作伥，不坑蒙拐骗。也许有人会说：“风水学难道不是封建迷信，不是坑蒙拐骗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解读现实的角度问题。在广东，绝大多数的老板都非常相信风水，买楼的人也关心房屋的朝向、布局等风水格局。这就像在中国，如果你往他人脸上吐唾沫，他一定会认为你是侮辱他，会与你大动干戈，严重者甚至会与你拼命；而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往他人脸上吐口水，则是表示欢迎与尊重，其中并没有简单的对错、是非之分，而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的搏击中，应该是社会前进的正推动力而非负推动力，即小则能帮助一个企业调整航向、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巨变的市场环境，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项目获得长足的发展；大则能通过企业运作的成功，为拉动一方的经济贡献一己之力。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文化人比流氓更流氓、比土匪更土匪。而因为他有文化、有知识，做起坏事来其破坏性会更大，社会影响也会更加恶劣。

20世纪90年代末，我去北京做项目时，几个重量级的老板邀请我与他们一同去参加一个高档次的饭局。汽车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在喧闹的皇城之中居然有如此幽静的深宅大院。院墙很高，约五六丈，青砖砌就，静穆、森然。按了门铃之后不久，出来一位满头银发、很有风度的人，约六十多岁，我最初以为他是房屋的主人，后来才知他是管家，以前是某省的厅级干部。这家主人的派头十足，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进门之后，我发现院落很大，可以停十几辆车。一行人下了车，走了十几米，便进入了第二个院门，真有曲径通幽、廊腰缦回的意境。进入第三道门，眼前豁然开朗。我想，走了这么久，这里应该是正房了。进了门，只见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这个年龄，但看起来非常年轻），穿着对襟大褂、老头鞋，笑眯眯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与大家寒暄，举止似乎随意而安详，看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没有太多的礼节。开始我认为这年轻人是阔气主人的公子，不曾想，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人。我是初次到访，经朋友介绍之后，他客气了一番，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客套话，大家就坐了下来。

就餐非常正式，恐怕比国宴还要规范，有非常到位的背景音乐。大家坐下后，主人拍了几下掌，旋即，最早应门的老先生像正统的英国贵族管家一样，率领衣着整齐的侍者鱼贯而入，动作潇洒、流畅。我走南闯北已经多年，真正的亿万富翁亦见识不少，却未见过有人敢摆这样的谱儿。这位神秘的年轻人到底是靠什么起家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

在座的还有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身边有一靓女，千娇百媚，小鸟依人。可能是因为朋友的面子很大，我身边也有一位光彩照人的美眉。朋友打趣地问我：“可知身旁的美女是谁？”我茫然地说：“对不起，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影视明星，王老师都不认识？”我只好惭愧地说：“电影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也只看经济类或历史类的，我实在不知道小姐是何方神圣。”主人见状，便很优雅地打了圆场，并对我说，她是他的女友。回来后，问手下，他们告诉我那个美女的名声的确很大。

于就餐闲聊中，我得知这座非常气派的大院以前是林彪手下一员大将的家宅，几经辗转，才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手上。价钱是6000万元，不是买而是租，租了20年，每年租金300万元。

回去之后，受好奇心驱使，通过一些渠道我粗浅地了解了这位神秘年轻人的发家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他去了海南，恰逢房地产泡沫狂吹之时，他没有目前北京房地产大佬潘石屹、冯仑等人幸运，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建立起了一些人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要想迅速地致富，就必须“剑走偏峰，兵行险道”，也就是说目光要准、出手要狠、平台要高、派头要大。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海南到了北京，虽囊中空空，但却气傲王公，因为一个宏伟的蓝图已在他的头脑中成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修志”，即编撰地方志，当时全国的两千余县都在**满怀地修编地方志。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编典”，就是整理、编辑国粹，如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所以，这位年轻人的“宏伟蓝图”很受国粹级专家们的欢迎。其实，年轻人在布局时首先拉拢的就是这帮德高望重、操守严谨、名动中华但又比较寂寞的老头子们。而他们也深知，要从事这一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伟大工程，仅凭他们老朽之力是万万不可想象的，现在有一位年轻的儒商发财且不忘回报社会，实在难得。既然名高风清的老头子们力荐这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有关部门自然表示全力支持。于是，聪明的年轻人再靠个人的头脑花了点儿小钱后，一下贷了上亿元。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整合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朽”们，其实学界泰斗们都很天真，往往会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毛病，以为人人都像他们一样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目标，但实际上，商人的眼中只有钱——尤其是那些急于从“蝌蚪”变成“青蛙”的老板。在拉拢、整合纯洁的老头子们时，这位年轻人真是一点儿都不浪费资源，他把自己顺带打包进去，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的嫡传弟子、中国最高学府的博士生。

贷款到手后，他又花了上千万元作为租赁深宅大院5年的费用。难怪排场如此之大，原来这都是他手中的符号、道具。只有这样，他才能高举高打，先声夺人，一下子征服对手。接着，他又花了几千万元投资印刷厂。布局完成，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就乘风破浪，脚踏泡沫，一举上市。在银行的支持之下，他头脑中的宏大文化工程的结晶、皇皇巨著出来之后，价格极其昂贵，好像不如此就无法显示出我们正躬逢千古之盛世，不过书并没有卖出多少，但他并不担心，因为款是从银行贷的。最后银行只得将这些伟大的著作搭配给向他们贷款的老板，尤其是房地产老板们。我在许多房地产商的书柜里都见过这些皇皇大著，老板们自然是不会读的，但他们很高兴，因为至少可以装点门面。

上市之后，年轻老板及其公司备受关注，许多人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传媒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他的雄心开始膨胀。想想也是，以前空手都可以套住白狼，现在有了一个超级证券平台，怎可不大干一番？于是，他拼命地扩张。步子越大，链条越长，风险也就越高。终于，他在股市上被ST（特别处理）了。这时，一位广东老板为了实现自己买壳上市、迅速扩张的梦想，斥巨资买下了他的壳，没想到一接管，打开账本就傻眼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务黑洞，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犹如泰坦尼克号，处处冒烟、到处漏水。全国几十家银行跑来要求还贷，大大小小的债主跑来要求还款，广东老板本来就是房地产界的新闻人物，媒体一曝光，立刻天下大乱。见势不妙，年轻老板还没来得及庆祝，便匆匆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躲起来了。

在这一时期，一个号称“中国最有前途的金融家、银行家”也在香港地区落马，据江湖传闻，这个可以与国际接轨的上海籍银行家就曾贷款给这个亡命海外的年轻亿万富翁，他年轻、貌美的明星女友在其中功不可没。

在这些野心勃勃的老板们心目中，高墙深院、香车宝马、美女俊男，甚至自己的老婆，都成了商场上的一颗棋子、一个砝码。

那么，这类人还是不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按《辞海》的说法，他们当然是，但在这类文化人前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反文化”，即他们是反文化的文化人。文化人最本质的特点是追求真理、坚守社会良心，而以上这类文化人却只相信权谋、阴谋甚至欺诈。一位哲人说得好：文化如果不能与真理同在，注定是要被毁灭的。以此推论，文化人如果不与真理同在，同样是要被毁灭的。

这些人虽是文化人，但现在他们既然已从商，并且彻底地商业化了，所以衡量他们的指标更多的是市场法则——成者为王或者败者为寇，成龙上天或者成蛇钻草。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那些属于“圈养”的、但偶尔会出来“打点野食”的传统文化人。

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易中天》的节目中，当我谈到关于文化人的三种动物生存形态——“野生动物”（自己找食，完全靠市场生存）、“放养动物”（人还在体制内，但吃不饱，要常到圈外打点野食）和“圈养动物”（完全靠政府供养）的比喻，并打趣地对易中天说，他现在终于从“圈养动物”变为“野生动物”时，易中天很认真地说：“我还算不上‘野生动物’，只是偶尔出来‘打点野食’。”目前采取这种生存方式的文人不在少数。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脚踩两只船的试水行为，使得他们在获得圈外一片欢呼与喝彩之声的同时，也招来了圈内同类的一片讨伐之声。

他们为什么会引来非议呢？一是因为他们两头赚钱，这让许多人眼红和认为不公平；二是因为他们名利双收，一个都不少的讨巧。但他们确是最先敢于放下身段，与世俗结合的。所以，他们也最先尝到了甜头，假以时日，“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就有可能从偶尔“打野食”变为绝对的“野生”。如果他们真有真才实学，那他们自然可以享受到圈外丰美的水草，从而一花引来万花开。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再到于丹，他们在电视上频频露面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地习惯了。

现代生活需要通俗，但是没有根底的通俗也越来越短命，这时，有文化的人愿意介入其间，对大众加以引导当然是一件好事。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文化也必然将从通俗走向高雅。而文化人切入市场的最有效途径，往往都是先由通俗入手，在取得大众的信任与话语权之后，再将高雅的东西推向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多的圈内文化人能够出来“打野食”，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与市场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在人们还在为文化人的这种行为争论不休时，我却相信文化人很快都要靠自我而生存了。所以，文化人在指责同类的行为时，倒不如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之路，并从这些先行者身上吸取些有用的经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当今世界已不是文化人应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是没有文化的人无法生存的问题。“文化人下海”也将很快成为一个过时的说法，因为我们就处于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在市场中生存，文化人也不例外（除了少数国宝，像大熊猫一样由国家保护起来）。

中国加入WTO的最大意义恐怕就是中国从此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所有的一切都将与国际接轨。随着各种保护性行业的逐步放开，银行已经逐步实现了商业化，文化、艺术及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将是迟早的事。更重要的是，当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革、知识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文化人的生存甚至存在的形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和工业革命初期，舞文弄墨的人算是文化人，那么，在网络时代，那些靠网络、电视等传媒创造和传播文化的人算不算文化人呢？人们在为文化的日益浅薄和庸俗而感叹的同时，却也发现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正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在文化产业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场时的话题，再次追问：究竟谁才是新时代的文化人？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棘手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尽管一时间无法找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但通过分析这些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化人所引发的社会现象，我们也许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附：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凤凰网专访王志纲）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面临难关，一时间，文人下海，国企改制，有能力的人纷纷下海谋发展。一边是被裁掉的人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另一方面，一些体制内的人通过下海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甚至“92派”也成为了荣誉的标签。

知识分子下海无疑是90年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种种不同类型的下海知识分子中，王志纲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