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1
许广平
鲁迅先生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如果有谁能够真挚地引起了他的共鸣,那时他赴汤蹈火都可以。甚而至于为了同情心,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了这,特意给他许多不适合的工作,他也能够勉强地做去。不过对于《自由谈》的投稿,却是真心真意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写在《伪自由书》的《前记》,说:
……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至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作一篇反对的文章,……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幹”,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从《前记》可知先生给《自由谈》投稿的动机了。但“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幹’,有时也用‘干’或‘丁萌’”。这不能通用的原因: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之后,先生一切向社会表见的机会都暗中受了压迫。不准学校请他讲演,他的书无端受邮局扣留,有的地方甚至连《呐喊》是红色封面而也禁止了。这种不可理诉的待遇,只得改题笔名,以免编者受累。用得最多的是何家幹三字。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也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字作谁字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又略变为家幹、幹、干、何干等。大致仍给读者以一贯的认识。可是:
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作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
这是他第一次改姓埋名仍受到告发和压迫的经过。《自由谈》的文章,当每天剪下来辑成《伪自由书》付印的时候,把每篇的笔名都删去了。所以此刻记不清确用过什么另外名字。不过先生“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仍然继续投稿。“但到五月初,竟接连地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
仍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后,先生投搞所用的笔名就更有二十个之多。在《准风月谈》的《前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在《准风月谈》里用游光的名字写文章的,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如《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丰之余是批评社会的文字居多,有时或作封余,是对那些说他是“封建余孽”而起的名字。他每于一篇文字写好之后,就想名字,有时用旧的,有时被“嗅”出来了,就立刻重起。孺牛,无疑地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缩写。谈到浙江的“堕民”,他就叫作越客。写到《双十怀古》,他就叫作史癖。桃椎,“《典术》:桃,五木之精,仙木也;《左传·昭公四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汉书·礼仪志》为桃印施门户以止恶气”。大约含有除敌之意。符灵,意略同。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先生《婆汉迷》说部中称之者。敬一尊,回敬一杯之意,亦即“回骂”也。但也有些笔名似乎意在通俗,以祈掩过检官之目的,如虞明、荀继、余铭、子明等。
不过仍不免于压迫,从文章和这些笔名上就表示出他的反抗性了。尤刚、苇索、白在宣等,似乎都是。终于弄到“停笔”为止,所以《后记》里说: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哪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当时除了压迫作者以外,对于:
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继黎烈文先生而编《自由谈》的是张梓生先生,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无缺,稍微像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担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这情形,恰好为办报者所满意,他们志在推销顺利,买者欢迎,于是张梓生先生屡屡来索稿,且特许随便改名字,只要有文章。这一来论敌无可奈何了,他们还想不到这位老头子原来是先生的故交,以为一定不会把先生拉来的呢。文化的力量,有时会被人讨厌排斥,用尽千方百计压迫,但结果仍然归于无效。
《花边文学》的笔名,和以前的稍稍不同。如张禄如变为张承禄,越客有时用作越侨,旅隼变为翁隼,白在宣易为白道,家幹变为公汗,史癖改作史贲,而赵令仪、黄凯音、张沛之名,盖取其通俗,以掩耳目。常庚则为先生幼小时,第一个师父所取的法号长庚之衍变。康伯度则因先生写了《倒提》一篇文字之后,被林默先生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一篇《论“花边文学”》,暗暗骂他为“买办”,因而想出的名字。还有,隋洛文有时简称洛文,又同音变为乐雯。这乐雯名字,有时也借给别人共用,如《萧伯纳在上海》,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萧来上海的时候,正是瞿秋白避难到我们家里住。先生见过萧回来,谈起经过,说到各方对萧的形形色色,以为有辑集起来,给人一面镜子似的对照一下的必要。而且要赶快编校出版,否则中国人脾气,三两天过时了,会没有人过问的。——后来这书的销路似乎不大好。——首先是找材料,我也兴奋地担任下来了,跑了几次书摊,收集几天内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之类一大堆。编排、格式、封面之类,自然先生也出些意见,而实际的工作如剪贴、翻译等,则多是瞿先生偏劳。他很有才气,办事敏捷,可惜时常生病。但只要每天用一时半点的工夫,就立刻脱稿一篇。很迅速的,不过一个月之间书就出来了。既然大部分的精力是瞿先生花的,自应作为他出的书,可是他那时所有译作也多用别名,因此这本书就用乐雯的名字和读者相见。
此外的笔名,或者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可惜此刻只记得这个大略。据杨霁云先生看来,丁萌大约是天明之意。邓当世,江、浙一带口音,第一字读作动词,亦很近理。实在他每一个笔名,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每每在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杨霁云先生于二十六年四月九日惠函指教,关于先生的笔名有很好的见解,原函云:
豫才先生所取笔名,皆有“深意”。《笔名表》中似应每个注出,否则将来的读者益当不易明了。大概他早年的笔名,含希望、鼓励、奋飞等意义;晚年则含深刻的讽剌意义为多。如早年唐俟之为“空待”义。晚年隋洛文之为“堕落文人”义,丰之余之为“封建余孽”义,上二者乃浙江省党部所赐之谥。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在《婆汉迷》说部中称豫才者。大部笔名的用义,我想先生大概总知道,不如点明以惠读者以存史料。
很惭愧的,我未能达到杨先生所责望的厚意,只能说到上面的一个大概。另外还有一个笔名,为杨先生所知道而未发表过的,还是这一天的通信里云:
豫才先生尚有一笔名为董季荷,署用于《倒提》一篇文章上——此篇即《花边文学》所因之取名的一篇——原稿现藏我处。盖当时我拟编一刊物而豫才寄来者,当时因先生适患小恙,时文章又需检查,无人抄录,他托我代抄的。后因刊物计划取消,我即归还,而再用公汗的笔名刊于《自由谈》上。当时如发表在我编的刊物中,则不会有《花边文学》一番的事情了。此一笔名的用意,我猜想是因彼时检查处威严赫赫,他特用一风月式的笔名以掩人耳目也。
杨先生这一段通信很重要,从《倒提》登载在《自由谈》之后,而引起林默先生的大文,因此有康伯度名字的产生,而且又产生了一个似乎是兄弟的名字仲度,而且这一年的短评集的很好的书名《花边文学》也产生了。谥之为《花边文学》,反而使这一本书的内容丰富了,也许是执笔者所梦想不及的罢。这缘故就因为骂他的“扑空”了,使先生也不免“悲愤”,就引他《准风月谈·后记》的话作结罢:
……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末了,还要说明一句,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
1。选自《欣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