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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君士坦丁 基业长青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变（第2页）

君士坦丁占领了罗马，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罗马。他向全世界宣布，他现在是基督教教会的朋友。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基督徒。

君士坦丁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成为基督徒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勾勒出一个迷人的故事，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君士坦丁的信仰转变

从公元312年之前的几年开始，君士坦丁便拒绝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在这方面，他效仿了父亲的做法，而君士坦提乌斯并非基督徒。不过，海伦娜可能是基督徒。现存关于君士坦丁生平最重要的文献则持相反态度，坚称是皇帝让母亲改信了基督教[552]。但是，后来的教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是海伦娜把儿子培养成了基督徒[553]。这些作者都有自己的目的，很难判断真相究竟是什么。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如果君士坦丁希望母亲改变信仰，那么基督教对他来说显然意义非凡，而如果他在乎她的宗教信仰，那么母亲对他来说无疑十分重要（不管是情感上还是政治上）。到了君士坦丁执政后期，海伦娜依然在罗马世界的基督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公元310年，也就是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两年前，君士坦丁及其军队在午后的天空中望见了令人惊叹的景象：日晕，即一轮光圈环绕着太阳。此事发生在高卢的一座阿波罗神庙附近，阿波罗便是太阳神，但也有观点认为那座神庙供奉着另一位罗马神明——“无敌者索尔”[2]（拉丁语为“SolInvictus”）。这是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最喜爱的神明，尽管它被引介到罗马的时间并不长，彼时奥勒良皇帝在东部的叙利亚打仗，看到了一位保佑他获胜的当地太阳神。

年轻的君士坦丁相信自己与太阳神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他不确定该如何解读高卢上空出现的壮观景象。他咨询了许多智者，包括基督教的主教。他们向他保证，这个景象并非来自太阳神，而是基督发出的征兆。在福音书中，耶稣形容自己为“世界之光”[554]，而且马太也说耶稣的脸庞像太阳一样闪耀[555]。早期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是照亮精神的光源。

最终说服君士坦丁的是一个梦。在那个梦里，基督向他展示了一种可以抵御敌人的标志。君士坦丁在他的军旗上添加了一个著名的早期基督教符号，由希腊字母“chi”和“rho”组成，相当于代表基督（Christ）的拉丁语“CHR”。这件事发生时，君士坦丁很可能还在高卢，尚未进入意大利。正是在此时，君士坦丁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后来，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之前，他又让手下的士兵把凯乐符号（chi-rho）画在盾牌上，并在进入罗马城后重申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君士坦丁是一名真诚的改信者吗？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尽管“真诚”和“政客”这两个词很少搭配在一起。古代人非常重视梦境和征兆，先前的皇帝便是如此，而且他们也咨询过占星师。现代的西方人总是在寻找“真正的动机”，但是我们经常对宗教动机的真实性视而不见。

当然，君士坦丁也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通过操纵宗教来获得权势。不过，在公元312年，改信基督教是明智的举动吗？事后看来确实如此，但当时没有什么能保证一个以异教徒为主的帝国会容忍一位基督徒皇帝。只有能够冒巨大风险的人，或者相信上帝赋予自己使命的人，才会像君士坦丁那样做。早在公元314年，君士坦丁便指出，上帝亲自把人类的事务托付给了他，条件是他要处理得当[556]，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将再次提起自己的使命。

在改信基督教之后的数年里，君士坦丁在许多方面仍旧表现得像一名异教徒。例如，他还没有弄清楚自己信仰的新神基督与旧神无敌者索尔之间的关系。刚开始，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同时敬奉这两位神明。有一段时间，他的硬币上依然刻着太阳神的形象，而且经常标明“无敌者索尔——不可战胜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伙伴”[557]。

不过，在君士坦丁统治的帝国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异教徒，尤其在军队中，基督徒明显是少数群体。在大迫害期间，有个别基督徒为了自己的原则而殉道。但是在面对更加广泛的异教徒受众时，最好能模糊旧神和新神之间的差异。

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过去十二年以后，君士坦丁跟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兵戎相见。李锡尼是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他容忍基督教，却并未改变自己的信仰。身为异教徒，李锡尼可以利用多数人支持的宗教来攻击君士坦丁。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败了李锡尼，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此后，他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不过他依然面临着强大的反基督教势力。不懂得权衡利弊的统治者无法生存，而君士坦丁一向擅长此道。

但是，改信基督教并不会使人变得完美。即使在公元312年之后，君士坦丁仍制造了大量的血腥杀戮，就连异教徒都会为此赧颜。君士坦丁传播福音，把教堂修建得更加壮丽而坚固，这些坚定不移的做法足以证明他是一名基督徒。

罗马城的基督化

公元312年10月末，君士坦丁进入罗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此时他已年近四十，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他还未造访“永恒之城”，便已经成了西部帝国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者。君士坦丁能够在没有见过罗马的情况下达到如此高度，这充分说明罗马的地位已经降低了。

君士坦丁在这座城市里只待了两个月，却足以赢得异教精英的支持，同时他不忘向基督徒群体大施恩惠。马克森提乌斯是一个热心的建造者，君士坦丁接管并完成了他开展的工程，包括一座用于行政管理和商品交易的大型巴西利卡。今天，我们通常把巴西利卡视为教堂，但它原本是公共建筑。

为了摧毁落败政权的军事力量，君士坦丁废除了马克森提乌斯的精锐骑兵队，并彻底解散了禁卫军——或者说是残余的禁卫军，因为他们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损失惨重。禁卫军始于奥古斯都，但是戴克里先削弱了它的作用，而现在君士坦丁又结束了它的漫长生命。回首往昔，从禁卫军长官塞扬努斯权倾朝野到禁卫军选择克劳狄乌斯和尼禄为皇帝，再到其谋杀佩蒂纳克斯并把皇位卖给出价最高者，禁卫军对罗马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君士坦丁让其他精锐部队代替禁卫军，以承担保护皇帝的职责。他组建了崭新的精锐骑兵团（到他统治末期已有二千五百人）来陪伴自己出行，从而解决安全问题。当然，还有四十个人被挑选为皇帝的保镖。他们因身穿白色短袍而被称作“白衣卫队”（didati，拉丁语），正如几个世纪之前，在罗马共和国谋求官职的人身穿白色托加，所以产生了“候选人”[3]一词。

君士坦丁立即开始行动，着手把罗马城变成一个更加基督化的城市，不过他采取了一种小心谨慎、灵活变通的方式。他在自己的新巴西利卡里竖起了一个十字架，这项措施令罗马的保守派感到不满，但是除此之外，他让所有的基督教主题建筑都远离市中心。他在城区边缘和皇室土地上建造了一系列新教堂，其中最大的拉特朗大殿现在依然屹立不倒，那是第一座大型的基督教教堂。在君士坦丁主持局面之前，基督徒总是在简陋的房屋里集会，通常是私人住宅。尽管文献资料提到了一些独立的教堂，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它们的外观。无论它们看起来怎么样，君士坦丁修建的教堂肯定更加宏伟。

拉特朗大殿是一座壮观的建筑，从入口到最早的半圆壁龛尽头，长约90多米。跟君士坦丁时期的所有罗马教堂一样，它也是内部富丽堂皇，而外部朴实无华，仿佛在尽量避免引起教外人士的反感。虽然拉特朗大殿后来又经过数次翻修，但是今天的游客依然能分辨出以五条通道为主的厚重结构，那是晚期罗马公共建筑的典型特征。巴西利卡式的教堂很像同样风格的政府办公楼，看到这种建筑上的相似性，君士坦丁时期的罗马游客会清晰地感受到，教会与国家之间是密切相连的。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君士坦丁把这座教堂建在了前代精锐骑兵队的总部遗址上。由此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拉特朗大殿旁边有一栋豪宅，属于君士坦丁。他将其送给了教皇米尔提亚德斯，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这里便成了教皇的官邸。教皇是罗马的主教，自称彼得和保罗的继承人，因而拥有特殊的地位。君士坦丁尊重米尔提亚德斯及其继任者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但是这位皇帝也毫不犹豫地对教会行使最高权力。君士坦丁时期的教皇颇为重要，不过在权力方面，他们无法跟后来的教皇相比。

君士坦丁还致力于在郊外为圣徒和殉道者修建圣殿。最著名的是旧圣彼得大殿，它坐落在圣彼得墓的传统遗址上，位于台伯河以西的梵蒂冈地区。它挺立了一千多年，但最终变得破败不堪。在1506—1626年间，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巴西利卡[4]被建造出来，取代了君士坦丁留下的教堂。

一开始，君士坦丁表现得更像是教会的朋友，而不是教会的最高管理者。从本质上来讲，他开展的基督教建筑工程属于个人的慈善行为，而非国家政策。在罗马，君士坦丁的官方形象并未冒犯异教徒。

最佳的官方例子是一座刻着君士坦丁名字的凯旋门，位于罗马角斗场旁边，那也是君士坦丁最著名的罗马纪念物，至少今天的游客都这么认为。这座凯旋门由元老院建造，用来纪念三年前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其整体设计没有采用明显的基督教元素。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位参观者透过中间的拱道看到了远处的异教象征，即一尊巨大的雕像，塑造了君士坦丁原本信奉的太阳神。

凯旋门表面有一系列浮雕，其中有一些是专门为此而制作的，描绘了君士坦丁在意大利取得的军事胜利、他进入罗马的情景以及向罗马人民分发金钱的场面。还有一些浮雕是从先前的皇室纪念物上剥离下来的，这批源自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时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战争、狩猎和异教祭祀的画面，就连安提诺乌斯都作为配角登场了。古老艺术作品的亮相将君士坦丁置于罗马的皇室传统之中，尽管那很可能暗示了这座凯旋门的建造时间非常紧张，所以被迫重复使用了先前的作品。

只有刻在凯旋门上的献词适合从基督教的角度进行解读——不过异教的解读也同样贴切。其内容说，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把这座凯旋门献给君士坦丁皇帝及其取得的胜利，因为他受到了伟大精神和“圣灵启示”[558]的感召。后者可以指朱庇特或无敌者索尔，也可以指基督。这段铭文和另外两段较短的铭文都将君士坦丁称作暴政的解放者与和平的奠基者，此乃罗马的传统赞誉。

征服东部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迪奥拉努姆（今米兰）举行了一次高级会晤。他们同意分治帝国，君士坦丁以传统的罗马方式跟李锡尼达成协议，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弗拉维娅·尤利娅·君士坦提娅）嫁给了他。不过，这次会晤最广为人知的成果还是著名的“米兰敕令”[5]。实际上，这个标题属于误称，因为它既不是一道敕令，也并非出自米兰，而是后来李锡尼从其东部基地签发的一封信。

这封信很重要，但也不像历史学家有时强调的那么重要，因为其时，西部帝国已经享有宗教自由，并归还了在大迫害期间没收的基督徒财产，公元311年，伽列里乌斯在临终前放弃了迫害行为，恢复了宽容政策。只有代亚还继续在东部帝国迫害基督徒，那里的大多数地区都被他所掌控，直到公元313年。此时，李锡尼承诺要把这些宽容政策推广到代亚的领土上。

李锡尼很快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因为他打败了代亚，并接管了东部。代亚自尽身亡，帝国的统治者由四个减少到两个，但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仍然不满足。他们俩都野心勃勃，而且互相猜疑。从公元316—324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内战。君士坦丁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军队，甚至在一场内战中受了伤。

尽管君士坦丁还要抗击莱茵河与多瑙河边境的侵略者，而且他犯过一个决策性失误，但他还是在哈德良波利斯打败了李锡尼。随后，君士坦丁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又在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战胜了李锡尼的舰队，那是一道分隔亚洲和欧洲的狭窄海峡，位于爱琴海的入口处。最终的战役发生在公元324年9月18日，地点是克里索波利斯（今土耳其的于斯屈达尔），现在属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双方的宗教对比非常鲜明。李锡尼展示了异教神明的图像，而另一边，君士坦丁则挥舞着绘有基督教凯乐符号的军旗。君士坦丁满怀信心地发起正面攻击，结果大获全胜。李锡尼见己方损失惨重，只好带着残余的部队逃跑了。

君士坦提娅在战败的丈夫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之间尽力周旋。双方达成共识，李锡尼及其子小李锡尼将失去权力，但是保全性命。他们被判处国内流放，而君士坦提娅则回到了君士坦丁的身边，成为朝廷上的重要人物。

在君士坦丁的家族中，君士坦提娅并非唯一值得敬畏的女性。君士坦丁的妻子福斯塔于公元324年获封奥古斯塔，而他的母亲海伦娜也是一样。两个强大的女性都依附着皇帝，竞争自然在所难免，冲突也会经常发生。

硬币肖像显示海伦娜是一个端庄威严的女人，她戴着象征皇室身份的环状头饰，披着一件朴素的斗篷。福斯塔的硬币肖像则被描绘得高贵从容，美丽的侧脸酷似希腊的古典雕塑，头发梳理得非常精致，有时也戴着环状头饰。两个女人的硬币反面都是她们站立的模样。海伦娜的硬币[559]展现了一位身穿长袍的女性，手拿一根低垂的橄榄枝，旁边的铭文是“平安”。而福斯塔的硬币[560]则刻画了一位抱着两个孩子的女性，旁边的铭文是“希望”，强调了福斯塔的母亲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