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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山东大学校友访谈（第1页）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山东大学校友访谈

采访人：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据我们了解，山东大学考古在1980年代会安排本科生多次实习，您的第一次考古工地实习体验如何？

许宏：看来你们对我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我并不是高考第一志愿就报了考古，所以也并不是最初就希望让考古伴随自己终生的。第一次实习说起来还是比较懵懂的，也还在探索的阶段。

我觉得对于考古专业的同学来说，实习大概是一个分水岭。有的同学彻底失望了，接受不了，离开考古；有的同学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考古，成为铁杆考古人，本人就是后者中的一员。

对我们来说两次实习是比较幸运的，因为第一次大都是迷迷糊糊的，没有感受到什么东西就过去了。比较遗憾的是，现在绝大部分学校就一次实习的机会，学生往往很难深入掌握田野考古的技能和方法。但如果是两次，在总结经验教训过后，第二次实习你就会心里有数，能上一个台阶。而且我们知道必须参与从考古发掘到资料整理的一个全过程，你才能真切地把握它。

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同学毕业之后都愿意或是能够从事田野工作的。我觉得这一点国外的做法比较好，像西方和日本那样，第一次实习肯定是必须有的，第二次实习可以安排在业余时间，比如暑假。也就是说愿意今后从事田野工作的同学，可以安排再实习或找活儿自己干。如果是不希望今后进一步从事田野工作，比如说想从事文博或者做其他工作的，那么完全可以不再参加田野实习了。

▍　1986年带学生在周口店实习

采访人：您在山东大学学习工作的12年，也正是山东大学考古乃至全国考古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张光直先生1984年在北大、山东大学的讲学是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您对此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回忆？

许宏：正如你们所言，我所在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是山东大学开始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则是思想界的活跃。现在一说到80年代，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心潮澎湃的状态。当年在学校，我们最愿意唱的歌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张光直先生的讲学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除了个人的学问，他更是沟通西方考古学界和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纽带，对于促进中国考古的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当时我还是比较懵懂的。现在的老师都得是博士毕业才能留校当教师，而我当时是本科毕业后就留校了，先是当了4年政治辅导员，是整个84级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90名学生以及档案专业50名学生的总负责人。我跟他们是同龄人，100多号同学有两三位跟我同岁甚至比我大，绝大部分就是比我小两三岁而已。有些同学刚来山东大学还想家，我就得做“思想政治工作”。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公教楼110教室给100多号同学开会，请大家递字条，然后我给答疑解惑，就像当时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剧中人物编的杂志是《人间指南》，我说我当时就像这个编辑部的人似的，给大家讲人生指南。但是请你想一想，21周岁大学毕业，我自己还在成长期。所以我在给他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的留言是：“我是看着你们长大，也和你们一起长大的。”

▍　带队郊游，一群同龄人的欢乐

除了我，还有栾丰实老师、崔大勇老师、杨爱国老师，都是本科毕业就留校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光直先生来讲学，我能了解多少？当时至多是在本科阶段，我踏踏实实地学习，后来成为铁杆考古人，特别想做考古，有极强的求知欲，我甚至也已经意识到了当时中国考古的不足。但我们那时候英语不大行，翻译过来的著作也都特别少。所以就觉得张光直先生是一股清风。我记得张先生讲学就在北大和山东大学吧，他能到山东大学来真是太难得了。因为张光直先生讲的那些东西都处于国际前沿。中国刚刚经历了较为封闭的30年，考古学界也基本上处于与国外不来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人家相比是有距离的。我当时就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地往脑子里灌，还是比较受震撼的。后来我做夏商周考古，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在洛阳盆地做区域系统调查和聚落形态考古，都得益于张光直先生的教诲，包括听讲座和阅读他的著作。

▍　1957年，张光直先生（右）与老师李济在美国麻省剑桥

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现在仍与欧美有30年到40年的差距。在理念、方法上，母校的老师达到的高度，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界都是往前排的。并不是所有的大学、考古文博机构都有这样的层次。但从中国考古学总体上看，现在除了经费比较宽裕，在仪器设备上基本跟西方看齐之外，我们在总体的理念和方法上还有很大的距离。当然这可能并不是整个学界的共识，是有争议的。连现在中国考古学是不是处于转型期，学界都有不同意见，就看学术史怎么评价了。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我就不再展开了。

当时我对张光直先生的讲学就是那样一个模糊朦胧的感觉，但我已经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了。其实那些年考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问题，更多的是受益于身边的学者。我跟栾丰实老师住在5号楼的时候，他大量的时间在田野，他和夫人两地分居11年，那是怎样一种坚韧啊。我开玩笑说，那些年栾老师跟他夫人同居的时间还没有跟我同居的时间长。

当有北京来的老师、学长到山东大学时，我们都非常高兴。王迅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退休的老教授，当年是邹衡先生带的夏商周考古方向第一位博士，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位博士。他做的是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的考古研究，常来山东查资料、搞调研。赵辉老师也来，他比我大10岁，当年在山东做发掘，后来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那个时候还是青年教师。前面提到栾老师经常下田野，王迅老师和赵辉老师就住栾老师那张床。我们都彻夜地聊，聊到下半夜，我才意识到吾道不孤啊！当年在山东，只有跟栾老师等极少数的同仁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未来走向等问题，但是在北京肯定有更多人可以这样交流。所以我就抓住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和王迅老师、赵辉老师能够聊到下半夜，和栾丰实老师成为知己，这样一种感觉也就是属于那个时代吧！

采访人：您谈到与同仁们讨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有几篇讨论兖州会议的文章。

许宏：你看这个兖州会议，隔了这么长时间，不同的老师回忆就有不同的意见。一个是记忆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关注点、立场、位置还有学术背景等，决定了不同的人如何看这些问题。但无论如何大家都说，那个时候都很“嫩”。虽然隐隐约约觉得中国考古学要变，不过该怎么变，当时也没搞清楚。我们这个学科有尊老的传统，本来是年轻人特别想放炮，后来老先生一参与，又有了一定的官方色彩，结果就不了了之了。当时也有我们同龄的60后去参会，山东大学就栾老师去了吧，我跟方辉老师那个时候还轮不上。我们就是从那样一个风云激**的时代、探索的时代，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采访人：您可以具体谈一谈您在山东大学期间所经历的一些事吗？

许宏：我就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讲吧。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转型，我跟栾丰实老师等好多老师都在呼吁这样一种趋势。现在仍然在转型中，但转型几乎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吧。我们正好是躬逢其盛，所以说我个人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段正好也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开始走上坡路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是1983年山东大学首次组织出省到山西侯马实习。也就是我们这一班，在马良民、于海广、栾丰实老师带领下头一次出省，一炮打响。无论是国家文物局、北大还是其他兄弟院校的老师，对山东大学师生的评价都很高。我们自己也学了很多，开阔了视野。同时我们这种扎实肯干的劲儿，也使得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开始走出山东。我也很幸运能参加这样的发掘。

▍　1983年在山西侯马北坞古城考古工地实习

我刚才说了考古发掘是一个分水岭，喜欢干的和不喜欢干的在此分道扬镳。像我这种铁杆考古人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我当年想考研究生，栾老师要考在职的，我们班还有几位要考，所以我们就请假回山东大学报名。我因为家是东北辽宁的，当时就跟社科院考古所著名的东北考古大家佟柱臣先生联系，想跟他学东北考古，回老家搞考古。佟先生很欣赏我，也就答应了。但遗憾的是当初他没告诉我，东北考古方向的外语语种是日语和俄语，而我学的是英语，没法报名，也就没考成。

按说我们这帮考研的就可以不回山西侯马了，在山东大学接着复习。这时栾老师需要回去收尾，我就自告奋勇地跟着他一起回到了侯马。回去之后，我又接了一个探方，因为地里都已经结霜了，每天得用草袋子把遗迹给盖上，第二天才能继续做。每天骑自行车顺着铁路去工地，就把田野做完了。这个时候已经能显现出铁杆的劲儿了。

采访人：您在本科毕业后为何做出在校任教的决定？是什么留住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