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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时代产物个人何尝不是如此中华读书报访谈（第1页）

考古学是时代产物，个人何尝不是如此——《中华读书报》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2019年曾主持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是考古学家许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目前身份的确切表述，他说，对各种主流媒体、自媒体和活动现场介绍他的文字中时有错讹，很感无奈。

2021年的许宏很忙。两年前，他辞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一职，理应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做学问、写文章，但是，多年致力于以不同方式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解读考古事件与阐释考古观念所形成的影响力，以及近年来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走入大众视野，公众对考古这门学问的兴趣日渐浓厚，加上对考古事业有着区别于主流的独特思考，自称考古学界的“少数派”“搅局者”……这些因素使得他根本闲不下来。

前不久，许宏的新作《发现与推理》出版。这是他首次讲述考古发现背后故事的一本书。

5月初，坐在记者面前的许宏刚从二里头回北京不久。他是去担任国家文物局夏文化考古研究高级研修班的班主任，还做了专题讲座。说起新书、与网友互动、考古事件的公共化、考古的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许宏兴致盎然、滔滔不绝。此后，他的新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踏墟寻城》将陆续问世，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讲座、对谈也会展开，忙碌还将继续。

在视频节目《十三邀》中，许宏回到二里头考古队，对保管室架子上的“宝贝”如数家珍。走出考古队驻地不远就是二里头遗址，他站在高处远眺，那里曾有最早中国的模样，也是他留下20年生命印迹的地方。他告诉记者，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每月往返于北京和二里头一次的节奏，“像候鸟似的”。

▍　《发现与推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中华读书报：现在，很多考古事件越来越公共化，像曹操墓的发掘、三星堆的新发现，央视会直播，其他媒体乃至自媒体也会报道。或许，这会对考古这门学问的普及有帮助，但考古似乎应该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您怎么看待考古公众化的这种有点双刃剑性质的效应？

许宏：当然，你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有这样的问题。许多考古发现需要沉淀二三十年之后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我是考古学者，会把这些考古发现当成学术问题来研究，当这些考古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后，有时候看法和评价就会走偏。学术史上，我们的前辈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不从学术角度谈论考古发现，就不是学者应该做的。说句实在话，我们应该把考古研究对象当作他者，毕竟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东西，不应该马上把它们跟我们联系在一起。

▍　与专题片《文博河南》的主持人张歌（左）协商拍摄方案，2021年4月摄于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中华读书报：公众对考古话题感兴趣无可厚非，考古学界以及官方媒体对于考古事件的推广、报道的态度、趋向很重要。像三星堆这样的考古发现，如果宣传推广上更得体，对考古事业本身也有好处吧？

许宏：对呀，肯定是这样。考古学从一个不受人关注的学科，发展到现在这样被媒体广泛报道、被公众热情关注是好事，甚至现在考古学科居然成了热门，我们这些学者也走进公众视野了。我对此持积极正面的评价，这些年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中华读书报：作为常年在考古一线的学者，面对如今考古事件在公众中的关注度，内心是否也有些矛盾？

许宏：矛盾的心情确实存在，那就一边推广一边祛魅吧。像这本《发现与推理》，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考古人是怎样工作的，一个真实的考古发现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承认，对媒体过度参与考古事件的宣传心存隐忧，非考古专业的作家写作考古题材的文学作品，我接受不了那些文本中穿插着用来吸引读者的、臆想的文学描写和叙述。历史本身已经够丰富了，在我看来，额外的文字书写不太有必要。只要实录，读者就足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所以，我在写作上追求忠于历史的风格。

我们相当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公众解释考古学，我挺享受现在这样面向公众的写作。我在意网友的提问是否靠谱、是否有代表性，那样我才有兴趣回答。以前大家说我的博客和微博是知识帖，但我觉得不仅是知识帖，也是思想帖啊。我向公众发声的价值在于，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大家在读到、听到关于考古的主流观点之后，通过我的文章，觉得“哦，原来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看”。我要从逻辑、常识、学理的角度说清考古这件事，说出表达的边界。我是考古学界的“少数派”，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

中华读书报：说说您是怎么决定写作《发现与推理》这本书的吧。

许宏：这本书其实是计划外的产物，本来我想退休后再写，没想到因为疫情，2020年有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每天可以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把握生活节奏，于是写完了这部书稿。“后记”还是我去年国庆节回国后在天津的隔离点写的。

“发现与推理”这个书名是出版方定的，但“考古纪事本末”这个系列写作计划的名称是我想出来的。我觉得写写考古人和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是挺有意思的。我以前的书，从《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再到最近的《东亚青铜潮》，都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的写作，即使图文并茂，也很难特别生动。但《发现与推理》不一样，我的写作除了考虑内容之外，对写法也有很多考虑。对于非虚构的写作，我很喜欢何伟（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发现与推理》是“考古纪事本末”的第一本，我先从好写的入手，亲历记肯定好写，所以这本书中有9篇文章都是我的考古亲历。但也有其他内容，关于“秦代造船遗址”“武威铜奔马”“西晋周处墓铝片”3篇文章，涉及的考古发现并非我亲历，也不是我的研究专长，但这是公众感兴趣的，作为考古人，我终归比公众离考古更近，所以就写了这3篇。你看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一行字，“考古队长二十年亲历记及其他”，一定要加上“及其他”。“考古纪事本末”的内容，其实无法用二里头考古发现来涵盖，也没法用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来涵盖，总而言之，这个系列的写作不限于早期中国的考古发现。《发现与推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考古纪事本末”的大致架构。

说起来，这个系列的第二本我已经动笔了，这次一本书就写一个考古遗址，像三星堆这样的，一个考古事件都可以单独写一本。第二本我写了差不多14，内容偏学术。这样的写作要求真，按理说每句话都该有出处，但要那样写的话，就难以面向公众了。我现在的写法，公众也能接受。

中华读书报：您不止一次在公共活动现场的发言以及《发现与推理》中，都提到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的那句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似乎考古存在某种必然，但就如您在《丁公龙山文化文字发现亲历记》中记录的，当年那片刻字陶片是位女农民工偶然发现的。所以，联系苏先生那句话，您如何理解考古工作中的必然与偶然？

许宏：现在看来，苏先生这句话是经验之谈。我有了一些亲身经历，才能对这句话有深切的感悟。有人会说，许宏很幸运，撞上了二里头遗址这样的考古发现。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学术背景，没有我在进入二里头工作队之前那些年的学术积累，很难解释我后来的考古收获。考古是一门经验学科，考古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边发现一边思辨，每一次发现都在思辨、推理的基础上实现。要有这些准备，才能迎接那些可能“遇到”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