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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所见东亚大陆的城市缘起（第2页）

二里头在早期都邑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的许多制度前无古人，这就是二里头的重要意义所在。以二里头为中心，我们在洛阳盆地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地毯式的踏查，然后搞清了聚落分布结构，是众星捧月式的。

二里岗时期是个例外，军事性非常强。我认为二里头的扩展不是军事强力扩张，而是周边族群选择性地吸收它的文明因素，然后跟风导致文明的扩散。但是二里岗就不一样，它向外强力辐射，二里头时期的34种陶器变成了七八种，而且连尺寸都高度一致，有点体制美学的感觉。郑州商城从二里头末期的没有城，只是个大的聚集点，到开始有内城，然后开始有外城，最后达到十几平方公里的规模。我们已经能够画出这样的分期示意图来。若要用“总平面图”的路数来解析城邑的话，那它就是静止的，而不是动态的，动态解读则能看出城邑早晚的差异来。

有人问怎么看三星堆是二里头的源头这个观点，我说要先搞编年，搞清楚考古学上的先后。三星堆那两个器物坑代表着高度发达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但那个时代比二里头晚三四百年，是相当于殷墟时期的。二里头高度发达的时候它那边还没产生。

殷墟时期的人口也是集中在一个大的都邑周边，到了西周时期随着分封开始较广泛地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结束100多年之后，殷墟又回归到二里头这样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而且一直到整个西周王朝的500多年时间，都是大都无城的状态。

丰镐、周原、洛邑完全都是大都无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局面开始乱了，城郭随之建起来了。这一时期的城邑达600多处，都邑则有70多处。

我们的文献中有好多关于周王城的想象图这样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源自《周礼·考工记》等文献。这些规制几乎没有在先秦时期的筑城实践中实现过，后来的元大都反而是按照这个来的。被认为跟这个规制最接近的曲阜鲁城，一开始并不是回字形的。西周时期根本没有城，就局限于西北区域这一点。曲阜鲁城是春秋时期开始建城，战国时期宫殿区扩大到城址的西南部，等到汉代，帝国之都硕大无朋，郡、县城等各有差，必须把大的拆毁，留下小的城邑，最终形成帝国城市网络系统。春秋到战国的都邑变化极大，春秋时期最初都是内城外郭，而后宫城都移到了一角或干脆独立出去。比如郑韩故城，最初的郑都内城外郭，到了韩国灭郑，就在城中部筑一堵墙，把内城外郭变成西城东郭，使得功能区大变，这是敌国的角色。燕下都，发掘者认为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都城了，因为文献中有记载。但经过梳理，我们可以知道从战国中期开始才有了超出一般聚落的内涵，成为都城，到了战国晚期，才有了现在总平面图上显现的最终的形态。出于考古学上的辨伪，我们常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考古报告编写者给出的材料并不支持他在结语中的结论，千万不能说印在书上的都是正确的，这个要靠剖析考古材料的功力。

无锡、常州交界的阖闾城，跟苏州的木渎古城对垒，在考古学上争吴国都城的名分。那边说我有一个大的城圈，这边说这个小城早知道了，但外边还有一个大圈，外围的现代水渠能达到近3平方公里的面积。然后我在《先秦城邑考古》这套书里也做了解读，我托朋友找到了美国地质局1966年拍的航片，又淘到了一本《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1983年出的，在这个地图上和美国的航片上根本没有这个圈。也就是说，这个圈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水渠，这就是考古上辨识的功夫。至于苏州木渎古城，连发掘者现在也淡化原来认为可能存在的大城圈了，因为围起来的大部分都是水，跟北方的“围子”不一样。考古学界总是习惯于用中原的概念来想象解析，现在看来吴越时期的都城聚落形态跟中原是不一样的。江苏丹阳葛城那一带的西周遗址群，一般认为应属西周时期的吴国都城，但中间就是一个3万平方米的小围子，周边出了不少大型土墩墓、青铜器窖藏等高等级遗存，那就是一个都邑圈，不是中原大都城的概念。解析吴越都城的形态，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　易县燕下都布局演变示意

▍　秦都咸阳城遗址（许卫红《秦都咸阳城考古琐记》，2016年）

我们再看秦都咸阳，有个别学者一直坚持说有城墙，但挖了几十年了，多个大剖面没发现任何痕迹。依战国秦国和秦始皇那种气魄，一直是向外扩张的，所以根本没有筑城的必要。连阿房宫一带都是整个都邑的一部分，法天、象地、象北斗，如此巍巍大气，还需要用土围子围起来？汉长安也是这样的，最初是围一个圈，等到汉代中期人口高度膨胀，这30多平方公里围的圈里面住着大量的贵族，主要是宫殿区和贵族用地，居民几乎没有多少。城外则有大量离宫、别馆和市场、作坊、民居等，从秦到汉大量迁徙到关东六国的人民来给他们的帝陵守灵，也便于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大首都圈，这是帝国的气象，也是大都无城的典范。随后的东汉洛阳也是这样，大都无城。

◎后大都无城时代

下面就是后大都无城时代。刚才说在1900多年的时间里面有1200多年是大都无城，那么此后内城外郭的格局就无一例外了。我管它叫礼仪性城郭时代，不是说城郭的实用性消失了，而是说帝国的礼仪等级制要求你必须有城，县城就是县城的规模，郡城就是郡城的规模，这是和实用性城郭时代的巨大差异。

以汉魏洛阳城来看，在东汉时期有南宫和北宫，几乎塞满了内城。也没有外郭城，只是用小桥或者牌坊作为郭门的象征，出了小桥和牌坊就是出了郭了，说明它有郭区的概念。到了曹魏把南宫给平了，其后从南宫门到内城南门出现了一条中轴线。邺北城也是这样，这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征。宿白先生绘制的北魏洛阳城示意图就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典范：城郭兼备，还有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以及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

去年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教授，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的讲座，他的讲题是：“下鞍进房：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有学者说许宏先生提出的“大都无城”是一个颠覆，从二里头到汉代，这是典型的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中国都城的规制理应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但是许宏说这个上升期反而是大都无城。而按照李孝聪先生的观点，从北魏到元到清，严整的城郭布局居然是在北方少数族群手里进一步齐备完善的。这个太有意思了。如果说大都无城是文化自信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来统治庞大的华夏族群在文化上存在不自信？比如城郭兼备，壁垒森严，还有严格的里坊制度，大中轴线，建中立极，这都是用华夏族礼制来拉拢你、管制你。除了鲜卑的北魏、蒙古的元和满族的清，隋唐也不是纯汉族，却都有这样的概念，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再往下梳理，我们来看开封汴梁，看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动态解读，就能看出一点一点的变化，这就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质。元大都是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汉族人刘秉忠作为总管，他积极地运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的概念。我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可这套制度根本没有付诸先秦的建筑实践。

现在，北京城也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从清代的小城圈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这都很有意思，把它串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大都无城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离我们并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全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时代了，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来考虑城市的本质问题。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汇报的。谢谢大家！

◎交流提问环节

提问1：我是河南商丘人，我们那里经常会有水灾，旁边的菏泽都认为自己是国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许宏：我们知道张光直先生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商丘寻找商城，他一生中最后这个举动究竟是成还是败，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传统的学者、老一辈学者是先树立了一些信念，包括二里头发现者徐旭生先生都是先处理文献中比较靠谱的记述，然后圈定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夏的中心活动区域，这样才找到二里头。张光直先生也是这样，他觉得商的起源应该是在东面。现在大家的评价至少是通过这个努力找到了被认为是商的后裔的宋国国都商丘宋城，但是现在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考古工作也不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明。所以这个也是我不愿意轻易地把我们的考古结果和文献记载上的资料结合的认知前提。你说二里头是没有异议的，就是指那批物质文化的东西，但是你要说夏，你得跟我说是哪个先生口中的夏，那是不一样的，有些学者口中的夏就是二里头，另外的学者口中的夏不但包括二里头，还包括龙山文化。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是下七垣文化，但张光直、栾丰实先生不同意，认为在豫东鲁西。我们说夏是有不确定性的，而二里头文化则无疑义，至于鲁西的遗址定性也是历史解释的问题，已经脱离了客观的材料。张先生含恨离世，没有在他离世之前找到先商的都城，但是张先生的精神，以及循着历史文献中的线索来找这个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　1994年，张光直先生在商丘老南关谷城发掘现场观察出土陶片

提问2：老师，您刚刚说城市探索中有一个“text”。那么“text”是怎么样参与历史叙事的呢？

许宏：因为今天讲都城，捎带说下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不少人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那条龙，因为专家都说是“超级国宝”，但我自己最看重的应该说还是中国最早的宫城，那是我带着学术思考把它找到的，那是作为一个不动产的考古学的成果。这条龙肯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才能最终把它完整地清理出来。考古学肯定是研究物的，但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更注重物背后的“text”，这不就是考古学研究和具体的单独的一件器物的收藏和鉴赏之间的本质差别吗？组成龙形器的绿松石片这些东西在潘家园市场上出现，跟在二里头的墓里面出现，概念是一样的吗？在这里，二里头的墓就是“text”，绿松石龙形器是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最接近中轴线的一个贵族墓里面，就这么斜放在墓主人身上。此外还有海贝，应该是从印度洋或其他热带海域来的奢侈品项链，还有大量的陶器、玉器等，这就是我所说的“text”。要把物放在一个大背景关系里面去看，考古学就是研究这种背景关系的。

▍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的情形

大家知道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没有包括中国史，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今天只讲城市，其实青铜器技术和海贝，还有小麦、绵羊、车、马等等，大量的文化因素都是外来的。现在把中国放在欧亚大陆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看，也是一个大的“text”的思考。

提问3：您今天的题目是“东亚大陆的城市缘起”，现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刚刚有学者已经提到了，能不能理解国家观念或者是中国的观念肯定是要涉及这个问题的，您能不能谈一下您如何理解早期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

许宏：首先，“中国”这个词在民国以前是没有用于国名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说的“中国”是文化上的概念和作为政治实体的东亚大陆上最早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要往上溯源，我们在文字材料中发现的“中国”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那个“国”还没有框，国可以解释成域，中域指的是中土或是中央之域，文献中也叫“土中”。

在二里头之前有几百年逐鹿中原的征战，各地的人都往中原涌去。以前的分析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或者比较适合于农耕和人类繁衍，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不适合。于是有学者开始推断，有没有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生活在东亚大陆大两河流域的人群逐渐在思想意识上有了“中土”这个概念了？当然这个论证起来是比较难的。冯时先生他们认为在先商时期就有了这种概念，二里头大体上吻合在天下之中立都的发想。我从考古学上分析，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只能是二里头。

古中国跟当今中国，肯定有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关联，但是那种断裂性也比较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复杂就复杂在我们中国考古学有个非常罕见的特征，即在考古学诞生之初研究者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世界各地大量的区域都是白人学者去挖、去做的。而中国本土学者就是做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把过多的情感融进了本来是理性、科学、客观的研究上。我自己可能倾向于理性和科学的层面，认为研究的对象即便是我们的祖先也要先把他们当成他者。我们现在正在融进世界考古学的学术大潮里面去，观史需要距离感，现在可能还看不清楚，可能过段时间会稍微好一点。

提问4：我想提一个外行的问题：从历史考古的历程来看，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方面能不能请教一下？

许宏：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每个历史研究者、历史观察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些考古人来说更难。搞历史（文献史学）的老师本来就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他会更直接地考虑这个问题。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形而下的，我们一直希望透物见人，甚至窥见他的思想，但这个太难了。历史发展动力这个问题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从考古学者的角度来简单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人们要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了。

▍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兽面乳钉纹青铜方鼎（左）、兽面纹青铜爵

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中原王朝扩张的动因很有可能是为了攫取当时关系国家命脉的铜料等。在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只有二里头和郑州商城能够铸造青铜器，其他地方不敢也没有能力来造。二里头的铸铜作坊，是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到了殷墟时代，这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泄密，导致江西新干大洋洲、湘江流域和三星堆那些青铜器群都出来了，包括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都能铸造青铜礼器了，从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与政治面貌，到了那时，青铜文明已经不是中原一枝独秀了。动因何在？这些都是有待于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提问5：说到东亚大陆城市分三个阶段，我读文献里关于早期文明的说法，最早连都城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是“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我特别想知道考古学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谢谢。

许宏：东周文献里有好多提法，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文献大多不是纯正的文献记载，而是当时各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为了谋求自己的华夏正统性而阐发的政论。“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有先君宗庙的牌位的这个地方是都邑，还是靠谱的。“邑”单个字肯定没有阶层性。因为从大城到最小的邑，都叫“邑”。但这里面说的是君所都、王所都。祖先祭祀是被中国人看作重中之重的，我们的祖先把青铜这种高科技“拿来”之后，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上面来。而现在据我对早期都城的梳理，最初的宫和庙根本分不开，宫庙一体。后来说左祖右社都是以王权为主，王居主殿，那是很晚近的事。这条文献里面提的这个至少是君王统治者所居的邑为都，这大体上是和考古发想与研究结果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