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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原文明本位的视角才能感知早期中国的独特魅力经济观察报访谈（第1页）

走出中原文明本位的视角，才能感知早期中国的独特魅力——《经济观察报》访谈

在今天的公共媒体中说起二里头，许宏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采访中的许宏和我在无数次公众场合的演讲中所见到的一样，诚恳、热诚，对于他所认定的学术底线却有着一种执拗的坚持。当今天的全国各地，纷纷以古代圣王的故里作为开发旅游与招商引资的招牌，甚至不少专业学者为之背书站台之际，许宏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文字材料的出现，夏朝的信史地位便不能确定。他笑言自己是“屁股决定脑袋”，作为考古学者进入历史现场，考古学的工具理性以及实证方法是他理解早期文明的首要因素。他理解百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早期文明溯源的朴素的民族情感，却无法让自己随波逐流置身其中。许宏的大陆同行批评他“疑古过甚”“过于强调考古学本位缺乏经典文献的佐证”，而中国台湾学者黄铭崇则认为许宏的思维模式依旧是“中原中心论”。对常常处于旋涡中心的许宏来说，他认为任何学术批评其实都来自不同视角、语境内对于早期中国的界定，正是在这种多重视角的交叠中，文明的意义与考古学的独特价值会在争鸣中慢慢浮现，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是非之分。

在去年（2019年）完成了主编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后，许宏笑言自己要由考古人向“非虚构作家”转型，相比于考古报告，他更希望向大众奉上《何以中国》这样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语言的作品，他想像他的前辈学者张光直一样，把中国文明放在同时期世界文明的语境下来进行对话、考察，在大历史的框架下，追溯今天的我们与遥远的先民之间断裂间的延续。他作为主笔之一的《中国通史大师课》无疑体现了他的抱负与尝试。他的关注不再是二里头一隅，他希望能通过二里头把视野移向更广远的东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通过梳理、归纳物质文明与技术交流的过程，勾勒出在世界文明的广阔背景下，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中国与世界又是如何深刻地彼此浸润、镶嵌的。

人类学家克拉克认为考古学遗存的残缺本质使考古学研究不是一个一望可知的复原，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阐释也许比复原更重要。这句话同样可以放在近代中国考古学界探索与阐释的学术史之中，从学界今天争论不休的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都以及从古至今对于“中国”概念的争相解读，同样在考古学者身上投射出他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的焦虑。许宏的解读也许不是距离历史真实最近的，却是让我们看见在国族主义背景下生发出的考古学之外的另一种尝试。真理未必常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集体无意识催发下的种子却永远不会诞生出真理。

经济观察报：《中国通史大师课》是一本面对大众读者的读物。大众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一部分出自猎奇探秘的心理，一部分源自民族自尊心的驱动，希望用文明的长度来证明本国文明的延续性。面对这两种心态，您认为作为一个向大众写作的考古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责任感？

许宏：如果问挑战在哪里，我作为田野考古出身的学者，无论是写普及性作品，还是做中国通史大师课的音频课，让我有感触的是两个方面。

首先，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众的文化素养在提高，像我这样的田野考古人成为“网红”在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值得欣慰的，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公众的接受能力不断增强。不管是讲座的提问还是网上的互动，朋友们提问与交流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这是很难得的。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公众传达内容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些朋友还是有听不懂或者难以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主要是学术内容向大众语言转换过程中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从我2009年开博客，同时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出版，之后几乎是10年时间的磨合，我觉得自己现在依然还在做语言转换的努力，就是希望把那些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专业知识变得更容易让公众接受。今年是我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第20年，我开玩笑说我要从田野考古人转身为“作家”——非虚构作家了。《最早的中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了，也可以看作面向公众的非虚构作品。我也愿意花更多的精力，继续写这样的作品。所以第一方面的挑战，还是希望公众再更多地掌握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底蕴，我自己作为考古人也愿意做这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

其次，我痛感我们以前的历史教育是一种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我们的读者、网友、听友满足于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夏朝究竟存不存在？”“二里头究竟是否属于夏朝？”实际上这些讨论，必须把它们放到学术的脉络里，用逻辑和材料说话，要注重推导过程。实际上我愿意跟大家共勉的，是要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我听过不止一位大学教师跟我吐槽说，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变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来矫正中小学阶段标准答案式的教育。如何让学生有批判性思维，让他们知道考古学和上古史的许多结论具有不可验证性，去接受一种更多角度与层次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一直讲回顾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百年以来中国考古人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过程中，在心理上、思维上一直存在着两大主线：第一，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带来了科学理性、求真求实的精神，考古学首先追求的是史料的精确和史实的复原；第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侵略和欺凌，而有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因此生发出朴素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狭隘的民族主义才是有害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愫和科学理性的认知这两者，中国知识分子处理起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有的时候是很纠结的。作为一个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建构国族认同、建构文化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还是觉得整个公共知识界应该意识到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我相信这一切都在逐渐变好。现在网上也有一些小朋友，和我谈的不是学理、逻辑、思辨，而是用情感、情怀来代替学术讨论。这和作为学者的我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如果不用学术的视角和方法讨论，就没有回应的必要。

▍　天一文化讲坛《寻根记》海报

对于我来说，理想的读者当然是具备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如果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提升，那么大家就能从我们这些学者身上汲取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中国通史大师课》的第一章叫作《中国文明是五千年吗》，这也许会使很多以三皇五帝等神话人物作为历史开端的读者视作一种挑战。上古史中存在着“神话时代”，苏秉琦、严文明等先生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五帝时代”。当代学者韩建业也认为仰韶前期、仰韶后期与龙山前期分别对应着古史中的炎帝、颛顼与尧舜时代。您怎么看这种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分析？

许宏：《中国通史大师课》这一章的标题是编辑加的，好像还挺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我通篇解读早期中国基本上是考古学本位的，贯穿着考古人写史的思想。我在课程中也说过，这些争议都是看问题的视角。中华文明能否追溯到5000年，还是像易中天先生说的3700年？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中国文明肯定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从理论上讲，这都是可以讨论的，是一种阐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

至于像你问题中提到的这些先生，他们采用的都是文献史学的话语。在当时的文献（比如甲骨文）发现之前，在古代中国是殷墟时代之前，考古学是没有办法把后世文献记载的国家和族群与具体考古遗址一一“对号入座”的。如果有学者愿意对号入座，他也是一种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同时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是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探究的。但是作为一个考古人，我还是倾向于考古人写史的方法。在史前和原史两大阶段，由于后世追述性的文献典籍没法一一与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我们还是倾向于用平易、客观的考古学话语系统，来表述我们要迫近的史实。任何一个学者都不能说自己的观点肯定就是真理或者史实本身，我们只能迫近，这个是有认识论上的不同的。

学者当然可以做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但是我觉得宜粗不宜细，比较合适的像蒙文通先生、徐旭生先生等，他们的研究把古史传说的史事与人物分配到以河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中原华夏集团、以海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东方夷族集团和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南方蛮族集团，然后一一地对应于华夏、东夷、三苗这些古史中的部族，这样的尝试是有建设性价值的。但是如果具体到传说中的某一帝王，说某个遗址就是传说中圣王的都城，这种判断我认为要极其慎重。虽然我推崇的是考古人写史，但是我不认为考古学需要一直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我认为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大历史学。历史学分为狭义史学和广义史学，狭义史学实际上是文献史学，我们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大的从属关系，在这里我指的是大历史。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致力于对大历史的建构。考古学研究必须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

▍　在故宫参加紫禁城论坛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幽冥世界的讲究与秩序》一章中您关注的是中国早期的信仰世界。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美洲印第安文明共有一个“环太平洋底层”，都属于萨满教文明。在您看来“萨满说”是否影响了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和知识世界？

许宏：现在看来，中国古代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由于同处太平洋区域，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和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美洲人本来就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通过东北亚进入美洲的，其后更不能排除有人群陆续进入美洲的可能性。退而言之，即便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在大致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也有可能生发出一些相近的文化形态，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环境适应的产物。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他们二者都属于萨满教文明，把中国也纳入萨满教系统，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没有得到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同，也就是说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仅仅是一个假说。比如说张光直先生说的商王朝，尽管充满着巫术色彩，但是中国古代人祭祀的鬼神是自己死去的祖先。大家认为表层上商文明跟萨满文明比较像，但是中原王朝文明的骨子里还是信奉祖先崇拜、重宗法、重功利、王权高于神权、政教合一这套价值体系，这跟信奉多神的、偏于原始的萨满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

我个人在早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中接了一个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的课题。我当年把早期中国文化分成礼乐文化和非礼乐文化，最初的东亚大陆各地在礼乐文化之前都是非礼乐文化。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就是由商周王朝已知的礼制遗存和礼乐制度往前追溯。礼制遗存包括礼制建筑和礼器。比如二里头是现在所公认的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再往上追到龙山时期的一些大型夯土建筑，可以认为是二里头宫室建筑的前身，但是再往前就追溯不到了。二里头遗址是第一个出土了青铜礼器群并发现了青铜铸造作坊的遗址，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礼容器、酒器，是重酒的组合，这代表了三代青铜文明的特质。往上追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遗址就根本看不出重酒还是重食的组合，说明当时的礼制还没有完整形成，越往前追溯发现礼乐文明的痕迹越浅。这说明礼乐文化是后来才产生的，之前的早期中国充斥着泛神论的各种非礼乐文化。

▍　萨满的服装，公元19—20世纪

▍　三代青铜礼器的传承与演变（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年）

萨满教从广义来说就是一种非礼乐的文化，中原礼乐文化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直往外扩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推广到了战国七雄所覆盖的范围。非礼乐文化一直被礼乐文明向外推，战国时期的楚人还“信巫鬼，重**祀”，说明当时楚地还不属于礼乐文明，后来一点点地被礼乐文化所覆盖。近代东北地区的萨满教信仰，其实就是被礼乐文化向外驱赶的结果。所以我们一般不认为萨满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经济观察报：近代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商代与周代之间存在一场制度与典礼之间的革命，使得早期文化由商代的“狞厉文化”转变成为“宽厚文化”，这种说法也分别得到了后代学者的挑战。在您看来，商代文明中的巫傩色彩与周代的人文精神对之后的中国文明又有怎样的影响？

许宏：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一提案在学术史上是浓重的一笔。从周代开始的人文主义这套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成为主流，巫傩色彩逐渐暗淡。如果说二里头这一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之前的早期文明，属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开始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二里头最终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节点。因为二里头没有类似甲骨文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发现，我们对二里头时代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还不太清楚。而王国维先生用当时刚刚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分析，使得他可以推导出殷周制度变革的巨大变化。

我也同意李零先生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典范中国是西周时代奠定的，二里头只是起步，到殷商发扬光大。随着西周的封邦建国导致礼乐文明逐渐扩散，人文主义的价值扩散开来。比如像殷商时期大规模的人殉，征伐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屠杀，而周代的扩张与之前的商代是截然不同的。西周王朝基本上是怀柔的政策，利用当地的势力和商遗民。我们在考古遗存中经常发现这样的证据，周王朝正因为有这种宽容怀柔的策略，使得它庇护下的各个小国基本是周天子代理人的性质，正因为有这种分权制、代理制，才使得所谓中原王朝文明居然能覆盖那么大的范围，这跟殷商的统治管理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我们认为商周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后的朝代更替，甚至族属都变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共同的认同，这些都是后来文化认同中比较复杂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的下一部作品关注青铜技术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影响。对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源头，学界有“西来说”和“本土说”的争论。在您看来，青铜技术在早期文明中为何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您认为青铜技术从草原进入中原文明，又有着怎样的轨迹？

许宏：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关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源头，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中。无论是本土说还是西来说都没能够给出极其确切的证据来。在中国学者里，持这两种观点的都有，也拿出了自己的证据。现在看来比较难的是不管持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必须有证据链，而现在学界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有早期铜器的发现，还要有从冶炼到制造这些铜器的生产行为链。这一方面的证据还是比较缺乏的，比如矿山、矿冶遗存、冷锻或是铸造遗存，这些现在都还缺乏确切的证据链。青铜冶铸技术外来说就更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推移、技术演进发展上的证据链之外，还有一个空间差。因为文明的传播和扩散，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病毒传染，在大量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譬如说当时的中原王朝能够制作出像二里头的青铜爵到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高精尖、复杂复合范铸件，我们在中原以外，几乎没法原封不动地找到类似的产品和技术。

青铜技术外来的说法，合理之处在于一两千年以前，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到中亚和欧亚大草原就已经开始有比较发达的金属文明了。青铜的重要性在于，这种高科技技术，一旦进入了各个人类群团，基本上都被作为已经开始或正在经历社会复杂化的各个人群的贵族和统治者的身份地位象征。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尽管铜器以个人装饰品为主，但是贵族墓里面，铜器、金器很多。中国一开始以玉、漆器还有一些精制陶器作为身份象征物，但是青铜传播到中原之后，马上作为祭祀祖先、沟通神灵的重器或者贵族身份象征物，都是把它用在被各个族群认为最重要的领域。这是青铜作为一个大的时代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卓越之处。

归纳起来，我们还处在对于青铜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没有定论。一个逻辑推断是，在东亚大陆青铜文明出现的一两千年以前，作为当时高科技的金属文明在欧亚大陆西部已经出现了，而整个欧亚大陆又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那么当一个高科技出现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很难做到完全隔绝的，在没有文化交流的前提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明一项新技术，这是很困难的。独立发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推断要慎重。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