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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闹剧（第1页）

法庭闹剧

毫不夸张地说，审判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拔河比赛。瓶装商的代理律师本?菲利普拿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会议纪要，他不顾对方辩护律师的再三抗议，肆意曲解纪要的内容。最后，哈罗德?赫希几乎是从菲利普手中抢回了会议纪要。一向沉稳的赫希一反往日的律师形象，以坏脾气的口吻说：“记录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要求归还会议纪要，把我的本子还给我。”秩序刚恢复，赫希和他的同事就极富说服力地证明，瓶装商是一群类似寄生虫的中间人，“没有起到一丁点儿作用，而只是简单地以定价买进糖浆再转手卖出，从中谋取差价——他们对糖浆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在维奇?雷恩沃特的交互讯问期间，他承认，瓶装商靠可口可乐公司做的广告宣传就获得了25%的利润。东南瓶装公司几乎没有怎么投资，就在20年里赚了250万美元。

瓶装公司作了同样公正的回答，没有他们就没有瓶装业。亨特和雷恩沃特回顾了早年创业的艰辛史、失败的痛苦以及与仿冒者的残酷斗争。瓶装商在房地产、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而可口可乐公司在整个行业起步过程中却没有出过一分力、投过一分钱。瓶装公司绝不是吸血鬼，他们经常培训和劝诫瓶装商生产统一的、高品质的产品。他们赞助聚会和培训研讨会，安排批发采购，保证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至于20年间赚取250万美元——完全靠金融诡计而非长期努力工作的辛迪加，每天赚取的利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又如何解释呢？

双方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完全正确，事情的真相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到1920年为止，瓶装业几乎遍布整个美国。1928年，获得授权的特许经营商的数量最高为1263家；同年，瓶装糖浆的消耗量终于超过了冷饮柜台的消耗量，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将逐步合并为一体。在瓶装业的成型时期，瓶装公司毫无疑问地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但到这次审判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尝到了甜头，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也是他们不打算放弃合同的原因。

在证词中，亚特兰大市民为了让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东们上缴税金，要求公司公布他们的名字，这使得形势进一步激化。但比起瓶装商律师们大胆的新策略来，这实在不算什么。“瓶装商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要求获得配方权”的大标题在3月15日横空出世。瓶装商故意攻击公司最引人质疑的地方，坚持认为最初的合同承认了他们对配方的所有权。假如第一次起诉失败的话，只要第二次赢了，他们至少还能自己给自己供应糖浆。

最终，瓶装商意外地于5月31日撤销了他们向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提起的诉讼，同时上诉到了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多布斯写道，“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我的头上。”这一举动的公开解释是，案件涉及一些“联邦问题”，但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律师想找一个比亚特兰大更公正不阿的审讯环境。案件于六月份在特拉华州开审，由亚特兰大的约翰?西布利和查塔努加的J。B。赛泽为瓶装商们辩护。赛泽曾与赫希在大小桶案中通力合作，现在却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在致开场辩护词时，赛泽精神过度紧张，以致突然昏倒了。

如果要去纠缠瓶装公司对瓶装业发展的贡献大小，那就把话题扯远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1899年的合同是否永久有效？1915年，在赫希的建议下，合同做了修改，从而避免了受到根据《克莱顿法案》提起的“限制贸易”起诉。佛罗里达的一个瓶装商拒绝在修改后的合同上签名，直到赫希特别再三向他保证这是真正永久性合同。赛泽和西布利情绪高昂地出示了赫希1916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尤其重要并且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新合同是永久有效的，甚至处处都比最初那份合同更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赫希在证人席上想方设法回避这个问题，他辩解说：“我是以瓶装商的律师身份写这封信的，而不是以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顾问名义写的。”虽然如此，他承认自己一直认为这些合同是永久性的，直到1919年“重新审查”合同条款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其他的证词揭示，阿萨?坎德勒、萨姆?多布斯和霍华德?坎德勒不断地恳求托马斯公司废除其2年期的合同，而参考取得成功的怀特海-卢普顿公司的运作模式。雷恩沃特作证说，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曾坚称，与瓶装商签订的永久性合同给了他们“强大的动力，让他们一直尽力做到最好”，并让他们感觉到进行必要的资本结构调整是“绝对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