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火星生命的存在概率有多大
“最有创造性的理论常常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想象。”
——斯蒂芬·J。古尔德《人的误测》
(TheMismeasureofMan)
反对者们经过深思熟虑,通常会对智慧生物假说提出如下批评:
典型问题包括:“为什么‘火星脸’的面目如此模糊?”
是的,为什么不是6张脸,或者60张脸组成一个圆圈呢?!既然“火星人”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做得好一点呢?!
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外星人具有无限能力,却想不到他们可能也有工程预算之类的限制。外星人不是神仙,他们也会死,甚至可能很脆弱。他们也由头脑控制,只是生活在一个我们完全不理解的环境中。
对赛多尼亚地区的建筑群最基本的误解之一,就是关于“火星脸”的。因为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脸形象,有的是石头的花纹,有的是云彩组成的图案,有的是月球的阴影,卡尔·萨根甚至在玉米粉圆饼上发现过类似耶稣基督脸的花纹!但这些现象与火星上的“脸”有本质的区别。“火星脸”的建造意图也许是为了提醒我们多注意赛多尼亚地区,它可能只起到一个标志作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蹊跷。
“火星脸”还可能只是一座“被风侵蚀的山丘”,卡尔·萨根曾经说,所谓的“火星脸”为什么不能是“1。5亿平方公里的火星表面上的一座普通方形山丘——只是看起来有点怪而已”呢?
我们需要改变这些十分不可靠的主观印象,这涉及一个关键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火星之城是不是智慧生命建造的?什么样的证据可以准确无误地说明“火星脸”是刻意造出的建筑,而不仅仅是火星表面的一座奇怪的小山?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将逐渐积累起来的对火星建筑群的印象系统化,我开始制作一张清单——把赛多尼亚地区的所有“异常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列出来:
D&M金字塔——那个独特的五边形、左右对称、“加固过”的1000米高的地物,距离“火星脸”仅有几公里(而火星总面积是1。5亿平方公里)。它看上去不仅直接对准“火星脸”,而且,从NASA照片来看,它还拥有1:1。6的特殊比例。而在其他版本的图片中,金字塔的外观有一点“矮胖”。
火星之城里的大多数主要“建筑”以及“火星脸”的中线之间,存在基本的平行关系,该中线与子午线的夹角为28度左右。我们发现了一条与上述平行线垂直的轴,通过这条线可以找到从城市中央观察“火星脸”的最完美视线,它向东北方延伸,从“火星脸”的“双眼”之间穿过,在一道悬崖处终止,这道悬崖似乎是特意放在“火星脸”的后部,用于遮挡陨坑的。
还有一条视线也从城市中央出发,穿过“火星脸”的“下巴”,与悬崖南端相切,而悬崖与“火星脸”的角直径是相等的。这使我们猜测,“火星人”为了从地面上观看“火星脸”而特意这样安排,说明只有从一个特殊位置——即“城市广场”上5座小型地物的中间——也是城市建筑群的正中央,才能完美地观看“火星脸”。
“悬崖”的基座与“火星脸”中线以及金字塔平行。它距“火星脸”数公里远,位于一个散射状的古代陨坑外围,仔细观察,可以在散射状外围发现“开凿”的痕迹,令人感觉悬崖要比周围环境年轻得多。
悬崖整体似乎分为好几层,最高层处有一条十分陡峭的峡谷,约3公里长,几百米宽。而且,这条线状地物与子午线的夹角及其基座子午线夹角明显有异。
同时,对“火星脸”的测量结果证明,它与火星之城建筑群的设计是融为一体的。从“火星脸”的“两眼”之间穿过的地方子午线也恰好经过“嘴巴”的西南端与“发际线”的最南侧。为了与周边环境融合,“火星脸”必须与子午线形成特殊的夹角,并且具备特定比例。
火星研究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丹·德拉辛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城市到悬崖的连线上包含一系列的数学关系。如果从“城市”的西南侧到中央广场的距离算作1个单位,则从此处到城市东北端的“要塞”距离为2个单位,到东北方的“火星脸”的距离恰好为4个单位,到悬崖距离为8个单位。
虽然D&M金字塔在上述视线的东南方几公里处,它也属于布局的一部分,它恰好位于城市西南端与“火星脸”连线的中点处,一条来自东南方的“要塞”的垂直线恰好将D&M金字塔一分为二。
从城市到“火星脸”的那条视线向北终止于悬崖,该终点是一个天文学标记:50万年前的夏至日升点,火星倾角的变化使得夏至日升点每隔几千年就会向东北方偏移,因此由“火星脸”标记出的日升点可以用来确定火星居民出现的时间。
城市中的各大“建筑物”也许具有与“火星脸”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可能与火星居民存在时的冬至日升点与夏至日落点有关。
最后,也许是最奇怪的一点:悬崖上那条与子午线成20度夹角的峡谷,其位置安排究竟是故意还是巧合?当城市广场到“火星脸”的视线与悬崖上的夏至日升点重合时,该角度与火星的倾角恰好相当。
等待外星人打来的“电话”
火星独立研究项目结束大约一年后,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准备组建新的火星研究小组,我们联系过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的研究是毫无根据的:
“火星生命存在的概率几乎为零!”
这番评论让我感兴趣的原因不是该物理学家有多么知名,而是他根本没有研究过相关的证据就下此定论。我开始考虑,在赛多尼亚地区这个弹丸之地,“火星脸”与其他地物之间复杂如迷宫的相互联系,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能够证明火星文明确实存在过?
就在我试图建立数学模型来解释上述关系时,我意识到我们的独立研究与地外文明搜寻(下文简称SETI)领域的取证过程十分相似。
&I的基本观点是,“外星人会给我们打电话的”。
自从1959年莫里森与科科尼发表过那篇经典的地外文明搜寻论文,以及1960年,弗兰克·德雷克在西弗吉尼亚的格林班克天文台首次对地外空间进行无线电监听之后的25年多里,所有SETI学者对外星生命的搜寻模式都是寻找它们可能发射的信号。后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C。H。汤斯建议扩大信号波谱的范围,将激光、红外线与紫外线也包括在内。20世纪70年代初期,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根据汤斯的建议,使用NASA的轨道望远镜“哥白尼”开展过一次短期的实验,然而一无所获。
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会使用新工具并且扩大波长的范围,他们的基本观念却一直没有改变:如果你想联系宇宙空间的某处“地点”,发射电磁信号总比发射太空船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世界各地的天文台近25年的监听后,格林班克的一些地外文明搜寻爱好者迎来了他们的历史性时刻:NASA正式启动了一个专门的SETI项目,包括开发一套复杂的信号处理器、计算机和无线电接收器,最终实现对几百万个无线电频率的同时监听。
在宇宙中寻觅智慧生命发射的信号,证明“我们人类并不孤独”。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除了研究硬件在不断改进,SETI的基本观念却一直没变过,直到火星项目为止。
我们发现,证明“人类并不孤独”的最佳证据并不是那些神秘的无线电信号,而是火星无人探测器拍下的照片上那些远古外星文明废墟,它们恰好与SETI的推测——初期认为火星这颗“邻居星球”上可能存在智慧生物,最后断定这种可能性为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