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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苏联研究者见面了（第1页）

我们和苏联研究者见面了

不久，又出现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可以切实做点儿什么，也许真的能让两个国家联手探索火星。

我在桑塔芭芭拉的朋友简·诺贝尔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的朋友：制片人大卫·伍尔孔波。7月下旬，伍尔孔波恰好要来旧金山，他想顺便到位于东湾的我家拜访，看看火星的照片。

巧的是，他过几天要去莫斯科与苏联谈判一个名叫“空间之桥”的项目——使用一颗双向卫星，在美国与苏联的一些城市播放电视节目。

看完照片后，我们谈了几个小时，我拿出弗拉基米尔·埃文斯基的论文给戴维看，然后问他：“你明天能带几张照片和我的论文到苏联去吗？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弗拉基米尔·埃文斯基，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他？我想让他知道我们两人的想法非常接近，而他手中甚至可能还没有海盗号的真实照片。”

伍尔孔波一口答应，我小心地把最后两张火星之城与“火星脸”放大照片的其中一张卷起来。如果通过这张照片能够开启美苏之间关于火星异常地物的对话，这样做完全值得。

伍尔孔波非常热心，他希望在与苏联谈判时提到我们的事情，并且放在“空间之桥”节目中播出。劳滕贝格与我都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情况将在美国与苏联的电视栏目中播出，而在基本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在电视上谈论“火星纪念碑”，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还觉得，这样做也会破坏两国的合作前景。

最后伍尔孔波只好同意在“火星脸”的问题上保持低调，只帮我把东西转交给埃文斯基。

几周过去了，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埃文斯基的回信，劳滕贝格和我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根据“非正式外交”原则，这很正常，特别是对于苏联这种喜欢保持神秘的国家而言。

由于我与埃文斯基的联系方式非常不正式，所以我们想出一个正式的交流方式：给苏联的“NASA”（属于他们的国家科学院管辖）负责人发一封项目建议书，并且附上一封信。幸运的是，我们的新项目助理吉姆·希克曼恰好也要去莫斯科——他在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埃萨伦学院负责苏联交换生项目。希克曼是非正式外交的先行官，他主动提出把我们的信件转交给主管此事的苏联有关部门。

这次行动并非两名独立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而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致苏联国家科学院的建议。苏联人对独立研究者的看法与西方国家很是不同，他们认为，无论所谓的“独立研究者”如何表现，他们最终代表的都是美国政府。而他们迟迟不作出回答的原因，也许是搞不清自己回应的人是谁、对方是想要恶作剧还是代表来自政府的诚挚邀请。我们希望，以加州大学的官方名义与苏联沟通，能促使他们作出回应。

1985年1月，争取苏联合作的机会再次出现。

我从伯克利前往纽约，再到北卡罗来纳（趁着圣诞假期与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然后去华盛顿，再到纽约，再回华盛顿。这趟“曲折之旅”的目的却很简单：继续为研究募集资金。

而且，我还听说1月12日在国家科学院有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的主办方包括卡尔·萨根的行星协会。会议主题是“太空武器：太空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人们还给它起了个绰号——“星球大战会议”。与会者基本分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大阵营，讨论就在他们之间展开，苏联国家科学院宇宙研究学院的院长罗尔德·萨捷耶夫还将发表预测未来美苏太空合作局面的谈话。

对我来说这是个理想的场合，因为可以与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见面——特别是萨捷耶夫，并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火星项目。

观摩了上午的辩论会，我吃惊地发现，“星球大战”的争论与火星计划的本质问题“赛多尼亚的异常地物是智慧生物建造的吗？”之间存在有趣的相似之处。

“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对者熟练地引用了各种数据，来证明该计划是无法成功截获苏联导弹的。而且，与其说它能把导弹打下来，不如说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导弹发射出去。这简直是在浪费美国国防资金。

而该计划的支持者也熟练地引用了同样的数据，勾画出一副理想得多的图景。所谓的“多层防御”和“助推段锁定目标”可以有效地阻止任何入侵——敌人的导弹刚一发射就会被制止。

同样的数据，两个极端的不同解读。

午餐休息期间，我站在国家科学院的穹顶下面与几位朋友交谈，突然瞥见卡尔·萨根大步穿过科学院的圆形大厅。他很快看见了我，于是调整了一下前进方向，恰好从我们身边走过，随口问我：“你打算在这待上一段时间吗？”

我知道萨根的来意……不是为了讨论新太空防御计划的。

几个月前，《发现》杂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参议员斯帕克·松永曾经在国会召开听证会，讨论萨根提出的美苏合作火星探索项目的实现方式。劳滕贝格与经济学家大卫·韦伯曾在华盛顿和萨根、哈尔·马苏尔斯基以及路易斯·弗里德曼（行星协会的执行主管）见过面，他俩给萨根看了一些可能对火星探索有帮助的“海盗号”照片。

卡尔沉默地察看着劳滕贝格的放大照片（这是他数月前从我那里“借走”的），还时不时地给弗里德曼指点一下——说明这些照片引起了他的特别兴趣，弗里德曼却坚定地拒绝看它们，还说所谓的火星远古文明“完全是胡说八道”。

卡尔还研究了一下我们以加州大学名义提出的建议——引进新的图像处理技术，分析他刚才仔细看过的这些照片。

看完之后，萨根鼓励劳滕贝格和韦伯继续为加州大学的火星计划打好基础，但他也表示，一旦研究成果公布，如果把握不当，可能会起到错误的舆论引导作用。

有趣的是，他甚至把韦伯拉到一边，特意强调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他会“否认今天与你们见面的事……而且我也没有看过那些照片”。

现在，在国家科学院的穹顶下面，卡尔·萨根竟然主动和我——所有麻烦的焦点——说话。我们已经认识了15年，早在我们把“先驱者10号金属板”的主意告诉萨根之前，我们就认识，所以我心里很清楚他的意图。

“你是不是还对火星上的东西感兴趣？”这是他的开场白。

我们两人都靠在一根巨型大理石柱子上，一共有十二根这样的柱子支撑着科学院的穹顶，一些人故作镇定地看着我们，表情和动作却难掩好奇之意。

萨根是著名的公众人物，也是行星协会的主席，他的举动自然是人们注目的焦点，大家通过观察他的行为来猜测其想法。现在，萨根在科学院圆形大厅这么显眼的地方与一个“陌生人”讲话，毫无疑问会引起路过者的兴趣。

“是的，”我一边回答，一边担心周围人会“窃听”我们的谈话。

“你还打算写一本相关的书吗？”这是他下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