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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蜂窝的真实面目（第1页）

火星“蜂窝”的真实面目

直到约翰·布兰登堡公布我们的“波尔德论文”的前一天晚上，我才终于看出“蜂窝结构”的真面目……

它只是一些网纹干扰图像。

引用一段格雷戈里·贝特森的话：

“当两种以上的节奏模式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有趣的现象……两种模式的叠加将产生第三种模式。所以，若要研究一种不熟悉的模式，可以将它与另一种已知的模式结合，生成第三种模式。”

最常见的例子便是乐曲中出现的音频网纹干扰模式——两种频率的互动产生的“拍频”：两个非常高的音（往往超出了人类的听觉范围）同时发声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较低的音。而这个音是可以被耳朵听到的。

同理，经过图像处理的视频或照片在电视屏幕上播放时，也会产生类似现象，例如扫描线。

当电视摄像机镜头拍摄某个规则图案时——例如威尼斯软百叶窗的纹路——你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些放宽的纹带，网纹干扰图像就是两种规则图案（其一是摄像镜头，其二是被拍摄的对象）相互影响的结果。拍摄纱窗窗格和密集的栅栏也会产生如此效果，还包括现代建筑等任何对电视摄像镜头的扫描系统来说包含规则图案的拍摄对象。

因此，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当两种规则图案互相干扰时，它们将生成第三种图案，有时其视觉效果会盖过先前的两种。

那么为什么火星照片上面会出现“蜂窝结构”呢？

在某种程度上，基恩和文斯是正确的，“蜂窝结构”确实是电脑生成的“人造物”。但是，我相信这种网纹图案是由火星上的某种“人造规则图案”与“海盗号”的摄像镜头共同作用产生的，说明在主金字塔与要塞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规则图案。

生成这种“蜂窝网纹干扰图案”的直接原因是文斯与格雷格发明的特殊的电脑算法——放射状像素交织技术（SPIT）所致。SPIT将“海盗号”照片的每一个像素分割成九个新的“子像素”，然后用另一种规则图案与原始数据相叠加，恰好在照片的这一区域产生网纹干扰，而仅凭SPIT之力生成网纹干扰是不可能的，除非火星表面原本就有一小片频率较高规则图案——这种图案只能是人造的，不会是自然形成的！

事实上，这是“海盗号”拍摄的照片中唯一一处出现网纹干扰的地方，从建筑方面说得通，我相信这就是“蜂窝结构”出现原因的科学解释，它符合所有数据中出现的问题。而且，也是个经得起测试的设想。

在拍摄到“蜂窝结构”地区影像的另一张照片（70A11）上，此处显然没有出现同样的网纹干扰，说明70A11是飞行器从不同的位置和方位角拍摄的，因此相机的扫描线与规则图案的叠加形成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这次没有出现“拍频”，因此也无法生成网纹干扰！

从某种意义上讲，70A11上没有蜂窝结构不利于证明“网纹理论”，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些更为积极的证据，例如，该理论是否能揭示“蜂窝结构”的本质？原则上讲应是可以的，可以根据上文中贝特森的方法来操作：

“……若要研究一种不熟悉的模式，可以将它与另一种已知的模式结合，生成第三种模式。”

因为我们知道“海盗号”相机与“蜂窝结构”的图案模式，理论上我们可以进行逆推——估测引起网纹干扰的火星表面那块“规则图案”的实际大小！

利用上面的数学分析方法，我们能够展开一次实验性测试：制作一个“要塞”和蜂窝结构的比例模型（筛除那些“网眼”结构），然后用与“海盗号”携带的相机一样的机器拍摄它们的照片！

通过该方法，我们在“蜂窝结构”的研究方面有了概念性的突破，兰伯特·多尔芬和我不约而同地发现，看上去穿过要塞的“蜂窝结构”的延伸部分可能分为许多层，而且有着明显的分界，下面的层状结构被上方的光线照亮，投下一些阴影——似乎在它们上方有一层可以漏光的面纱一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像是蜂窝的结构，这说明，“要塞”西南部的层状结构组成的规则图案与我们熟悉的蜂窝结构大小不同。

所以，在一系列的新设想、选择性分析以及实验性模型测试的基础上，“蜂窝结构”问题也许已经得到了最终解决——希望如此，因为它是证明火星之城是由“生态建筑”组成的最明确的证据，从而进一步证明“智慧生物假说”。

以上内容有力地驳斥了“消息假说”。

因为，如果这些复杂精密的建筑真的是火星人的永久居所，那么“火星脸”就是整个建筑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

这又将我们带回那个最主要的问题：“火星人”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