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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第1页）

序章

后印象主义：皇家艺术学院，伦敦，1980年

他在嘉宾签名簿上签下名字，字迹非常优美：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1980年1月22日

她说话的语气跟往常一样强硬，叫他早点到，直接去第三间，说那里可以看到好宝贝。所以他就来了。他是个杰出的公众人物，也算是艺术家。他很听话地穿过第一间（法国，19世纪80年代）和第二间（英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天早上天空灰沉沉，室内的墙壁也是淡灰色的，展厅古色古香，十分安静，灯光明亮，照亮油画，感觉这里真的有好宝贝。

一面长长的墙壁上挂着一排凡·高[1]的画，包括一幅《诗人的花园3号作品——阿尔勒公园的夫妻》，他没见过那幅画，但见过小尺寸的印刷品，所以认得出来，落款上也有写明。他坐下来，看见一条分岔的小路，冒着金黄色的热气，一棵大松树上垂下蓝色、黑色、绿色的松针，树枝展开，直至被画框生生截断。树荫下走着两个端庄的人，手拉着手。后面是绿油油的草地，还有几棵天葵，像一摊血。

亚历山大不担心弗雷德丽卡不会来。她已经没有迟到的习惯了。生活将她磨砺得守时，甚至体贴。六十二岁的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已经太老了，日子过得太安稳了，不管是她或是别人，都不会再惹他心烦。他很肯定她会来，心里暖洋洋的。他的人生曾有一项定式，各类人、事都太过明显地重复，而她则粗暴地拒绝融入他的生活。她曾是个麻烦、威胁、折磨人的家伙，但现在她是个朋友。是她提议他们俩一起来看凡·高画展，培养一项新的定式，刻意、做作但富有情操的定式。他的话剧《黄椅子》1957年首演，他不愿太深入去想这件事，就像他也不愿太深入去想所有他以前的作品。他盯着那个平静却饱含**的花园——一团明黄的笔触，厚涂的翡翠色，浓密粗暴的蓝绿色线条，孤零零的几笔黑色的曲线，痛苦却鲜艳的橙红色块。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凡·高对闪光的物质世界的迷恋。如果他只叙述那些为人熟知的事——凡·高和高更2在阿尔勒黄房子里的吵架、这位向画家提供必要的颜料和爱的远方亲戚、被割下来送给妓女的耳朵、精神病院的恐惧——那他是在撒谎。起初，他想过可以平铺直叙，不用形容词，黄色椅子就是黄色椅子，就像苹果就是苹果，向日葵就是向日葵。有时候，他还是能看到原始的笔触，所以任何关于花园的隐喻的理解都必须被消除。树不是被剥去的黑色双翼，天葵上也没有血。但是，他做不到。他不知道怎么开头。向日葵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向日葵不仅向着太阳，本身就像太阳，是光明的来源。

凡·高对事物的概念和他的也不同。黄椅子，除了刷子和颜料，也不只是一张黄色的椅子，而是十二张买给即将住进黄房子[2]的艺术家们的椅子。房里雪白的墙壁上挂着的向日葵画闪闪发光，就像阳光透进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更意味着文化、宗教、信仰、教堂。事物之间总是存在联系。《诗人的花园》，挂在“诗人高更”的卧室里，它的意义就不止于一幅画。

阿尔勒，1888年

前段时间，我读过一篇关于但丁、彼特拉克、博卡乔和博蒂切利的文章。天哪!那些人的书信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彼特拉克住在阿维尼翁，离这儿很近，如今我正欣赏着同样的柏树和夹竹桃。

在这个奇怪的乡村，整个塔塔林和道米尔仍然有很多希腊人，他们的口音很有意思。阿尔勒有一个维纳斯，就像莱斯博斯也有一个维纳斯，人们仍然感受到青春活力，尽管……

话说回来，这个花园很神奇，能让人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在灌木丛和草地上散步……

什么青春活力？亚历山大心想。我想我当时有点低落。1890年7月，写下这段文字两年后，凡·高开枪打了自己的小腹，这样的自杀死得慢。1954年，有时间强迫症的亚历山大就读过了凡·高诞辰百年纪念版（1953年）的《凡·高书信集》。他当时已经三十七岁，《黄椅子》上演的时候，他就超过了三十七岁，超过了凡·高去世时的岁数，而20世纪40年代时，他就想到济慈3去世时岁数也没他大。他感觉活着真好。这不是废话吗？普罗旺斯永远青春!他想到那些公路，密集，宽阔，热腾腾，把那片土地切成了一块块。接着，他把注意力转向永恒的麦田和橄榄树林。

她从帕拉迪安风格的大理石楼梯走上来。一个画家停下来跟她亲了一下，一个记者向她招手致意。这次展览的组织者约翰·豪斯几乎是跃下了楼梯，旁边有个穿松绿色宽松外套的小女人陪着。他又亲了弗雷德丽卡一口，含糊地介绍了那个女人的姓名，说她是同事，又在介绍弗雷德丽卡时说：“弗雷德丽卡，很抱歉，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现在的女性捉摸不定。”弗雷德丽卡不想追问那个女人到底姓甚名谁，她已经对陌生人没有了兴趣，除非能够确定那是有实际价值的人。她猜想约翰·豪斯的同事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不过她猜错了。那位同事看着弗雷德丽卡，但显然心思不在她的身上。约翰·豪斯向她介绍这次画展的来龙去脉，说到有些画来不及挂出来，例如《雅各布与天使搏斗》，墙壁上还留着空白，有些画的效果则出乎意料。弗雷德丽卡仔细听着，然后继续往前走，在嘉宾签名簿上签了名——弗雷德丽卡·波特，广播三台，评论家论坛。她要了一本免费画册，然后慢悠悠地朝跟亚历山大约定好的会合点走去。

一位用语音导览器参观的老太太越走越兴奋，她拉起另一个老太太的胳膊。“嘿，你看，这是丘吉尔画的，叫……‘安提布岬’。”

弗雷德丽卡停下脚步，仔细瞧了一眼。那是莫奈4的《安提布岬》。蓝色和粉色的旋涡无形地形成了海水和海风。“画画，”她记得普鲁斯特5笔下虚构的画家埃尔斯蒂尔曾说过，“要做到看见又看不见”。要把我们与物体之间的光线和空气画出来。“亲爱的，丘吉尔……”另一个老太太掰开抓在她胳膊上的手指，“不是这个档次的。”她紧张地看了看弗雷德丽卡，又瞥回画上的署名。

海面上波光粼粼。在画册里，约翰·豪斯引用了莫奈的话，将盖着雪花的干草堆周围的光线，形容成包裹了一层面纱。他还引用了马拉美6的话，“我认为……只能暗示。说得太直白，就抵消掉读诗四分之三的乐趣，诗歌要慢慢品味才有趣。暗示，可以造梦”。这不是让弗雷德丽卡有共鸣的观点，她恰恰喜欢直白。不过，随着她往下面多看了几眼，便被画面精致而流畅的颜色震住了，尤其是海上蓝粉色的旋风，还有神秘草堆四周被菱形切割的灰白光环。她在画册的空白处潦草地做了一些笔记。

丹尼尔买了一张票，还掏钱买了一本画册，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他想他是来和弗雷德丽卡讨论某些管理问题的。他知道她认为他需要艺术。他腋下夹着一张折叠的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和平妈妈死了。他听到坏消息会不舒服，年纪越大越不舒服，这或许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他看了看，但没有看到那些画。他看到一片罂粟和玉米地，让他想起凡·高的《丰收》，这幅画被弄成了大大小小的版本，到处都有——医院走廊、候诊室、学校办公室，基本都掉了颜色，像无处不在的幽灵。他常看到这片肥沃的田野，也在不止一家精神病院的休息室里，看到过塞尚棕绿色混杂的几何形状的灌木丛。真奇怪，他想，因为凡·高本人就是在这种地方因精神错乱而绝望地自杀。这些田野不平静，而是过度兴奋。丹尼尔对于精神病人的耐心已经今非昔比。虽然丹尼尔比亚历山大小十四岁，但他也习惯把自己当成一个幸存者，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幸存者。

亚历山大看见她朝他走来。十几个女学生正埋头填写调查问卷，很多问题答一个词就够了。亚历山大一直对服饰很有研究，他发现弗雷德丽卡的穿着打扮变了，这些年轻人的着装则是那个年龄段的弗雷德丽卡的翻版，而弗雷德丽卡的新风格与年纪变化不无关系。她穿着传统的深色羊毛两件套，上衣是颜色柔和的几何图案，有绿色，也有意想不到的秸秆棕色，腰部收紧，起到裙撑的作用，长裙垂到膝盖。领子上竖着一圈荷叶边，却不显得盛气凌人，头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子，可以挂面纱，但她没有挂。淡红色的头发在脖子后面梳成“8”形发髻，让人想起图卢兹-劳特雷克画得很好的一个咖啡馆常客。五十年代和后印象派有一定的关系，亚历山大觉得。她走过来亲了他一下。他提到那些年轻人的打扮。她非常感兴趣。

“亲爱的，我知道。铅笔裙、蝙蝠袖毛衣和尖头高跟鞋，女孩们抹上鲜红的口红，挺着坚实的小屁股踉跄而行。我记得，我曾以为口红已经彻底过时，过度化妆的梦已经醒了，就像在剑桥的时候，丝光棉大行其道，我也曾经认为塔夫绸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你还记得吗？”

“当然。”

“你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模仿潮吗？我们去国家肖像馆，从印度教宗师、少将到王室大管家，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对于模仿，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大家越来越相像。像我的人越来越多。”

“别胡说。你呢？你不随大流，反而要复古吗？”

“哦，我有我自己的特点。我理解20世纪50年代，但实在接受不了40年代的风格——垫肩、绉纱、童花头，算了吧。我觉得只有恋母情结的人才会喜欢，那是上一辈的打扮，见鬼了，我们是不是跑题了？没办法，这是我喜欢的话题。”

“没错。”

“现在我有钱了。”

“大家又要勒紧腰带了，你倒有钱了。”

“大家又要勒紧腰带了，好吧，我长大了，有钱了。”他们看见丹尼尔朝他们走过来。

“丹尼尔还是老样子。”亚历山大说。

“有时我希望他能变一变。”弗雷德丽卡说。

丹尼尔总是这个样子。他穿得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宽松的灯芯绒裤子、厚重的毛衣、工装外套，都是黑色的。和许多蓄络腮胡子的男人一样，他已经开始慢慢谢顶，要知道，从前他的头发可是乌黑茂密。不过，他的黑胡子还是繁密坚挺，体形也依旧紧实魁梧。在这里，他看起来有点像画家。他挥了一下卷起来的报纸，向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打招呼，并表示外面很冷。弗雷德丽卡亲了他一下，说他的打扮像浑身臭味的人，但实际上在他身上闻不到一点气味。亚历山大的身上则散发着欧仕派沐浴露的气息，以及一种令人愉悦的舒爽温暖。他光滑的棕色头发和以往一样浓密，不过已经出现银丝，闪闪发光。

“我们得谈谈。”丹尼尔说。

“先看看这些画吧。放松一些。”

“我一直在努力。我去了国王礼拜堂参加祷告。”

“挺好，”弗雷德丽卡看了他一眼，“那么现在看画吧。”

高更的《有斧头的人》。“这幅适合你，”弗雷德丽卡浏览着介绍牌，对亚历山大说，“雌雄同体，约翰·豪斯说的。不，是高更说的。你觉得呢？”

亚历山大认为这具装饰性的金色人体和帕台农神庙雕带上的人体一模一样。蓝色腰布，硕大的**，紫色的大海，海面上漂着珊瑚。他不为所动，尽管颜色丰富而奇异。他跟弗雷德丽卡说，他希望雌雄同体最好处理得更模糊一些，隐晦一些，不那么直白，然后叫她看一幅静物画，标题是“静物。宴请，1888年。”画中的物品包括两只梨和一束鲜花，放在鲜红色的盘子上，盘子周围一圈是黑色的。落款写着“马德莱娜·伯纳德”。亚历山大跟弗雷德丽卡说，高更曾经喜欢过这位年轻女人，他用当时流行的手法画过她的肖像，赋予她极其难得的雌雄同体的完美特征，兼具强烈的感官享受和难以企及的自给自足。弗雷德丽卡根据画册的资料告诉他，那些花果就是马德莱娜的化身，两只梨是她的**，那些花代表她的头发。“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亚历山大说，此时他兴趣盎然，“你可以认为梨本身即雌雄同体，它们也有男性的特征。”“头发也不只是她的头发，对吧？”弗雷德丽卡大声说。她的话让一些旁观者感到震惊，更多的人则觉得有趣。“你想捍卫你的形象吧，亚历山大？”“是岁月。”亚历山大说得很平静、客观。他们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他们是旅游团的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