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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第1页）

二　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

一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昨天我讲“性道合一论”，说明人性表现为人道，人道根据于人性，此“性道合一”四字，是否可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的形成，说出一所以然来，我也不敢确定，只当是一种试探。今天要继续讲性道合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文化本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文化；但文化也能回转来创造人。任何一种文化，其本身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理想，而且也该有一种力量叫人随着此理想而发展，而成为此文化体系中所理想的一个人，此之谓“文化陶冶”。今天我要讲中国文化中所理想的人，即是根据中国文化理想而陶冶出来的中国人。要讲中国人，该先讲中国人对“人”的观念，即什么才叫做人？在此方面，我们中国人却抱持一种特殊的观念。

简单的讲，中国人认为人应该在“人群”中做一人。从事实看，没有人不是在人群中做人的，每一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此一事实，似乎是无可怀疑，无可争论。但如我们今天都要讲独立，试问怎么独立呢？还是脱离人群而独立，抑还是在人群中独立呢？那就有问题了。又如讲自由，是在人群里自由，抑是脱离人群来讲自由呢？又如要讲平等，也是一样。抑是在人群中争取平等？还是怎样般的平等呢？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了“独立”、“自由”、“平等”这几个口号，人人要争取，好像成为人类最高理想，谁也不能否认。但那些实际上都是要在人群中来争取。我今所讲，则是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与上述意义有些不同。

在民国六、七年以后，有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中国人旧有的一套要不得，只有西方人讲的对。北欧有一位文学家易卜生，写了一本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娜拉，不满意她的丈夫，不满意她的家庭，离家出走，对她丈夫说，从今以后，她再不想在家里做一个妻，要到社会上做一个人。那时我们把此小说竭尽宣扬，认为娜拉所说，便是最高新人生的指示。但我要问，她跑进社会做一人，如何般做法？或者跑进医院当看护，或者跑进学校当教师，或者跑进任何政府机关商业机关中做事，她还是要在人群中做人。人不能凭空做，脱离家庭，仍不能脱离人群。不做家庭主妇，还是要做看护、教师、书记等，不能摆脱了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去做人。不能离开人群，一人独立自由地去做人。只有鲁宾逊漂流荒岛，始是一个人做人，可是他还带了一条狗。他不与人相处，还须与禽兽为伍。那条狗便是他忠实的仆人，与他相依为命。他还得要一把斧头，筑屋而栖。他不仅要与禽兽为伍，还须与草木为伍。鲁宾逊不在社会做人，也得在天地万物间做人。中国人认清这一事实，认为人一定要跑进人群社会里去做个人，这就是人生大道。而且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也即是人的天性。鲁宾逊在荒岛，又有另一人跑去，他一定很欢喜。他在荒岛上住了几年，还是要回到人群社会中来。

二

中国儒家孔孟所讲最重一“仁”字。

仁者，人也。

仁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又说：

仁，人心也。

人的心就喜欢那么与人相处。只此“仁”字，便是“性道合一”。

中国人把一“仁”字的观念来看人，所以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又说：

中国一人，天下一家。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如说中国人、外国人，人总是人，不该有分别。又如说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岂不大家都是人？若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讲便不同。如用英语，不能说，那是侮辱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十分不客气，不礼貌的时候，才会叫。他们说ese，Japanese，Ameriglish，French，着重在上面的“国别”，不着重在人，“人”字只成了一语尾。若如我们说广东人，福建人，上面只成为一形容词，着重在下边的人字上。若把语言来代表观念，此一分别非常大。如果中国话通行世界，很易使人走上一条“大同和平”的路。

但中国人在人的中间却有种种不平等的分别。如说圣人、贤人、善人、君子人、大人、小人、恶人、坏人，甚至于说“不是人”。中国人说“衣冠禽兽”，其形是人而根本不是人。后来儒家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人与禽兽之间相隔甚近，甚至不做圣人贤人，就变了是禽兽。孟子说：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几希”只是那极微少的一点儿，而中国人则特别看重那一点儿。在西方观念中又似乎并不看重这一点儿。如他们讲心理学，把一条狗，一只兔子，一只老鼠做试验，把狗、兔、老鼠的心当作人的心看待。固然狗、兔、老鼠的心也有与人心相类似处，但狗、兔、老鼠毕竟不是人，中间究是有几希之别。

心如此，性亦然。孟子诘问告子说：照你讲法，犬之性如牛之性，牛之性如人之性，这中间没有分别吗？孟子则主张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愈能分明此几希之间的便是大圣大贤。这几希之间漫失了，便与禽兽不相差。这些“几希”之辨，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与兽与兽的相处之道有不同。人道与兽道之不同，主要乃在“人性”与“兽性”之不同。

外国人很少讲性，因此他们讲的道，也与中国人讲的有不同。耶稣说：“凯撒的事凯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耶稣是上帝派到世上来讲道的，他所讲的是进人天堂之道，讲人死后灵魂如何上天堂。至于社会上一切人事，他不管，由凯撒来管。耶稣是当时罗马帝国殖民地中的犹太人，是凯撤统治下的一群奴隶，耶稣只期望上帝来拯救他们，并也救了罗马人。现实世界的一切，他无可管，所以重在讲人的灵魂。直到西方文艺复兴，由灵返肉，又转过来重在讲肉体生活。中国人则注重讲人与人相处之一番“人道”，因此相互间有不同。

三

要讲人与人相处，便要讲到“人伦”，又称“伦理”。蒋公提倡文化复兴的口号，把伦理放在第一位。人伦的“伦”字，也如丝旁的纶字般，两条丝以上始有纶，两个人以上始有伦。伦是人与人相配搭。一个人跑进社会，不能不与社会中其他人发生关系。

中国古人把此种关系分作“五伦”，即是说人在社会上大要有五种配搭，或说五种搭档。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称五伦。任何人一离娘胎，生下地，来到这世界，就得与父母作搭档。而且在人未投进此世界以前，这一搭档早已配搭上。上帝不会在荒野无人之地凭空掉下一人来。我们的生命也不是自主自由，由我自己生。生命本身并不独立。而且也不是我要生在这家就生在这家，我要生在这国就生在这国的，因此人生也根本不自由。

在新文化运动时，有人提出“非孝”的理论来，反对中国传统所讲的孝道。因为父母也不是自由自主要生一个我，要生男生女都不知，究竟能不能生一个子女也不知，而偶然地生下一个我来，我和父母之间便可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这话究竟讲得通，还是讲不通？你且莫问父母究竟是否有意要生一个你，你且问你究竟从哪里来的，你的生命由谁给了你。这且不管，你生下以后，还是不能独立的，还需要父母的养育和照顾。就你一分良心，要报答父母养育，就该有孝道。

中国人讲“慈”讲“孝”，其实还不都是讲的一个“仁”字。这仁字，也可说是我们人类的“心”，同时亦是“性”。其他禽兽同具生命，而或者未具此心与性，相差只在此几希间。中国人很重“报本”，亦即是“报恩”。父母对我有恩，我该报。不仅在父母生前，死后还有祭，这是表示我自己一番情意。父母已死，我的祭，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不管。我只自尽我心。祭父母、祭祖宗，乃至祭天地，皆是我这一番报本报恩之心而已。禽兽无此心，人性与禽兽性不同，因此人道也与禽道兽道不同。

由于慈孝而推广到人与人相处的一番“亲爱”之情。人群中必需有此一番“亲爱”，始能相处得好。此一番亲爱的心需要培植，最好从家庭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情意上培植起。子女对父母能孝，才会对其他人有亲情爱意。从人道上讲，孝不尽是为孝，不专是为自己的父母，这乃是人道之根本所在，这是中国人观念。西方观念有些不同。

近代西方社会里，做父母的一开始就教子女独立，经济分开，子女有子女的一份。长大以后，要他单独自立，有一个职业。我曾游美京华盛顿，看到美国很多议员的子女都在街上奔波作派报童。他们家应有钱，不必赖子女送报为生，其目的就要教他们懂得要独立，这是对的。如果子女始终只懂得依赖父母，父母老是抚养他子女，这决不是办法。但天下事不能单从一头讲，遇到双方相异处，该有个比较，知得其间有得有失。人与人之间多有一番亲情爱意，此与各人生活能独立能自由，把人与人的关系分开得远一些，当他是一小孩时，便让他知道要独立要自由，一方偏向在理智上，一方偏向在情感上，那是不同的。但不能一方全对，一方全不对。

中国文化重仁亦重爱。分别此一番心情又可有等级。最先第一级是“爱”，如爱动物，爱花草树木，西方人教导小孩也很重这些。爱的进一步始是“仁”。仁是对人与人而言，此一种心地则较高。更进一级是“亲”，亲比仁更进，人可以有爱而不仁，也可以能仁而不亲。所以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三个字在中国人用来分量不同。若只说“博爱”，却用不到父母身上去。人对父母须懂得一“亲”字，连仁字都不够。这些分别，领从各人自己心情上去体贴，空讲无用。中国人看重“父子”一伦，讲孝道，其主要用意在教人懂有“亲”。能亲自能仁，能仁自能爱。这里可以奠定们做人的基础，养成他一种良好而高贵的心情，然后推而至于对家庭，对朋友师长，对社会国家，对于全人类，到达一个理想的“为人之道”。

“君臣”一伦，现在是民主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了。其实君臣关系仍然是有的。没有了皇帝，有大总统，一样是君臣。除了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之外，学校有校长，在学校当教师、当职员，他们和校长之间也是一种君臣关系。公司里有总经理，军队里有总司令，工程团体有总工程师，社会上各种行业组织都有上司下属，亦即是君臣关系。就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理想中的社会，仍然有君臣关系的。君臣一伦，不是教我们服从，而该是讲一个“义”。中国古书上说：

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

君臣一伦，主要在讲“义”，讲应该不应该。所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