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一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国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现实人生中则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从耶稣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们这一世界上。世界上只生有一耶稣,但耶稣也只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对面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极恶,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们这世界上。我们人类,虽说具有原始罪恶,但究竟没有到极恶的地位,人究竟与魔鬼相异。从佛教言,无余涅槃不是这世界所有,人则只在此俗界,在无休止的轮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狱。中国人讲圣贤。但孔子大圣也说: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尽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们既说这个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说没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恶,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没有恶,便也不能说没有一“至恶”。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两极端上,我们则亦要把握着此两极端,而主要运用则在此两极端之中间过程上。此一中间过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恶。甚至有些处善恶难辨。你认它是善,我认它是恶。此等处亦会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讲,似乎偏在高明处,而中国人所讲,则偏在中庸处。但抹去了其高明处,则中庸亦难见,故曰“极髙明而道中庸”。
说到此处,可见中国人观念有些与西方人印度人观念不同。此等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哲学上的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常识上的不同。西方人常认为善恶是相反对立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端是善,那一端是恶,此两端可以相通而成一线,此两端乃同在一在线。若没有了此一线,亦何说有两端?是则此两端在实际上亦并非相反对立。在我们这现实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一实在人生里面,善恶只是一观念。不能说这世界,这人生,一半是善,一半是恶。或说在中间,便不善也不恶。这世界,这人生,既非至善,亦非至恶。我们并不站在此两极端上,而在此两极端之中间。既如此,则这一中间,岂不成为黑漆漆地,既非至善,亦非极恶;既无上帝,亦无魔鬼;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们在此黑漆漆地一段长过程中又怎么办?当知此世界此人生,虽非至善,却不能说其无善;虽非极恶,亦不能说其无恶;此善恶之辨虽不很明显,但也不能说其混同无辨。所辨在甚微小处,甚暗昧处。人则正贵在此微小暗昧处来分辨善恶,自定趋向。
孟子说: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舜之闻善言,见善行,其实亦只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说在深山野人之间便绝无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当然非圣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总不失其为是善。舜则一有感触,反应明快,一切所见所闻的善,便会集中到他身上来,舜则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孟子又说: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可见舜之善都是从此世界人群中取来。人有善,我能舍己从之,与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细微处,暗昧处,积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圣。《中庸》上亦说:
君子之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当知此处说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妇之愚不肖直达到大圣大贤。并非在中庸之道之中只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圣贤。又当知愚不肖与大圣贤,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两端,此两端一贯相通,并非相反对立。
二
根据上述,再进一步申说,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那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孟子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聪明智慧,家庭环境,生来就不同。或生长在圣贤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善的了。若他只动一念向相反方面,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恶。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恶了,但他果动一善念,他那动念时也就是善。如周公是一大圣人,他的道德及其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文学上种种表现,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完人。但孔子说:
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矣。
这是说,只要周公心里一念或骄或吝,在当时,便可使其成为一不足观之人。反过来说,如是一土匪,一十恶不赦之人,使他身罹刑网,或处死临刑,只要他一念悔悟,心向善的一边,那他当时,也就不失为是一善人。人在一刹那间都会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恶”之分。因此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一条是堕落。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讲善恶,应在此人生过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钟之每一动念上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将使大圣贤有所不知不能。纵是愚不肖,也该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纵使是大圣贤,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刘备诫其子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中庸》上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中国人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诸位说这话是不是太严了?但依中庸之道讲’这话一点也不严。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兽,可是从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一念间,却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向着禽兽一边。这话要我们慢慢体会。如此所说,也可谓禽兽在这一极端,圣贤在那一极端,人则在此两端之中道上。你说我是禽兽,我可不承认。你叫我作圣贤,我也不敢当。但当知圣贤难做也易做,难易又是两端。天下没有极易的事,也没有极难的事。你说它难,便有一个易;你说它易,又便有一个难。孔子说:“圣则吾不敢”,这固是大圣人之谦辞,但也见圣人难做。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
宋代理学家中,朱子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走象山的路,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却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轿是低职,坐轿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轿,没人抬。我们只能说能尽职的是高,不能尽职的是低。端茶抬轿,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十分,那便是圣人。饮茶坐轿,不能尽职却是低,反不能和端荼抬轿的相比。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轿能尽职,岂不易吗?但要你治国平天下能尽到十分职,那岂不难吗?责任有难有易,难的责任不能尽,不如退而尽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退而讲道,却救了后世。后世群推孔子孟子为大圣贤。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讲学,他不能,但他能尽了他端荼之职与道。就此一端上,罗近溪说他已是圣人,也非无理。诸葛孔明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那端荼童子却能淡泊,能宁静,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竞他所不能尽之职。若使人人如此,那社会也就不同。
王阳明自幼即立志要做圣人,后来自说不到,退而思其次,也就不再想做圣贤了。他得罪被贬龙场驿,还怕朝廷会派刺客来刺死他。那时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个死。他就做一口棺材,终日坐在里面,想死有什么可怕呢?他连死也不怕了。跟他去龙场驿的两个老家人,不耐此蛮荒生活,病了,阳明先生只有反而帮他们烹茶煮饭,还要唱些浙江山歌家乡调给他们听,好让他们心中得慰。闲着他自己背诵那些读熟的书作消遣。一晚上,他在睡梦中忽然惊跃而起,他想我今天在这里这样做法,倘使孔子复生,处我此境,他更有什么好办法呢?一下子心下有悟,那不是圣人我也能做吗?不是我现在此刻也就如圣人一样吗?从此悟后,才提倡他的“良知”学说,发挥出一番圣人易做的理论。当知各人环境不同,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自己应尽之道,能尽我道,那我也和圣人一般。纵使如端荼小道,那也是道。
如诸位驾驶飞机,飞机起落要有跑道,若说驾飞机翱翔天空是大道,降落在跑道上,那便是小道。你又不能把跑道设在你卧室门口,你从跑道走向你门口,从门口走向你卧室,那些更都是小道。大道小道又是两端。你不能说只要有大道,不要有小道。大道也有行不通处,便该从小道上行。只此小道须附属于大道,须能通上大道去便是。尽小道,人人可能。尽大道,圣人也有所不能。那又是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要把人人能行之这一端,直通到虽圣人有所不能之那一端,却不该尽呆在一端上通不去。所以中庸之道有极易处,同时有极难处;有极浅处,同时亦有极深处,有极微小处,同时亦有极广大处;有极隐晦处,同时亦有极光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