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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第1页）

四　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

一

昔在北宋时，大教育家胡瑗，讲学苏、湖，实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开始。当时已有分斋规制：一为经义斋，一为时务斋。“时务斋”即为讲求政治社会人生一切实际康济之事业；“经义斋”则为此诸种事业之最高理论与中心信仰之渊泉。一时人材蔚起，称美千古。现在本团课程，于各项实际有关康济事业之上，有总裁精神训话，又有革命哲学，实与胡安定苏、湖讲学经义、治事分斋并修之意相仿。

所谓革命哲学，大体言之，凡属哲学应为革命的，最哲学者即为最革命者。否则陈陈相因，蹈故袭常，永远是一个老套，何名哲学？因此哲学必带革命性，而革命事业之发动，其背后必为一种哲学精神，亦断无可疑。但既讲革命哲学，则似乎只讲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即得，何以又要讲到中国古先哲人之传统思想？这里有一层应加阐说，因革命同时即是传统，二者实一非二。若仅有革命而无传统，试问何处复有国家，何处复有民族，何处复有历史，何处复有文化？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根本上都是一个传统。

即以人生言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生实际便应是一个革命。但到底有一个“人格”，有一个“我”在，此即所谓传统。故知“革命”“传统”实属一事。只要现在成为传统，在过去一定是革命的；只要现在真够得上革命的，在将来也一定成为传统的。我们当以革命来光大传统，亦应以传统来培养革命。这是从历史上的看法。

若从心理上看，则只要我们精神一振奋，便见传统无非革命。若我们精神一懈弛，便见革命尽成传统。这应该是“革命哲学”之最要义，亦即“人生哲学”之最要义。

二

让我们先一看晚明时代。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大体都赖外力扶护而在良好环境下产生，独晚明诸老所处时代特为不同。他们的学术，乃在外力极端摧残压迫下成长。他们的精神，纯为一种对时代反抗、对环境奋斗的精神，可说是一种最艰苦最强毅的革命精神。

继此我们可以一看晚明诸老之生活。诸老生活之最著的特征，厥为“艰苦”与“强毅”，分析论之：

第一，当注意其立心之诚。

第二，当注意其制行之苦。

第三，当注意其为学之笃实与广大。

第四，当注意其著作之闳富与精美。

当知诸老为学，乃纯粹为国家民族之无限生命着想。唐人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诗真可谓是晚明诸老心境之绝好写照。试问他们除却为国家民族无限之生命外，尚有何事？苟非立心之诚，曷克臻此！

至于制行之苦，则只须一想当时环境，便已不问可知。若求仔细知道，可看各家行状碑传与年谱等。大体上可说无一人不可歌泣，亦无一人不于万死一生中精光炯然。若把他们环境一为分析，约略可分南、北两方说之。明末的北方，先受流寇之祸，继则满清入关，社会生产整个破坏，他们多半受到经济上极穷苦的压迫。南方诸儒家世比较优裕，但是莫不参加民族复兴工作，因此受政治上的压迫多些。大抵牢狱流亡饥寒孤寂，是晚明诸儒生活上的特色。

论其为学之笃实广大，与其著述之闳富精美，则待下文再详。

我们除却此四层，要另拈一小节论之，厥为晚明诸老之各臻大寿。此层虽若小节，然正可由此窥见诸老精神之一斑。举其著者，孙夏峰年九十二，黄梨洲八十六，李二曲七十九，胡石庄七十五，王船山七十四，顾亭林、颜习斋七十，张杨园六十四，陆桴亭六十二。当时第一流学者绝少在六十以下的。当知吾人一生寿命，论其结果，则有关于其对于国家民族大业之贡献；论其原因，则人之寿命，实由其人内心之坚定，外行之纯洁，意志力之强毅，全部人格之调整，始获享有高龄。今日我们要学晚明诸老，不仅要学其立心，学其制行，学其治学与成业，更应学其生命之坚强与康宁。此种坚强康宁之生命，却在千辛万苦中锻炼打熬而来，并非安富尊荣，太平优游，由物质享受之舒适得之。只此一层，便应为我们讲革命哲学者之所仰慕与学习。

我们再进一步，应讲到晚明诸老学术上之特征。诸老学术：

第一，当注意其修学与为人之合一。

第二，当注意其学术与时代之合一。

第三，当注意其传统与革命之合一。

一言蔽之，晚明诸老之学，可谓是已达“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境界。

三

说到此处，我们应该一述晚明诸老学业成就于中国整个学术思想上之地位。

中国上古学术，其最大结集期在春秋末期乃至战国，今称先秦诸子是也。其到达最高境界者为儒家。论其功绩，在他们手里，实完成了中国民族之大一统，创辟了中国文化之大规模，奠定了中国人生哲学之大趋向。此下是汉唐诸儒。汉唐乃先秦思想之实施时期。先秦儒家的思想，都在汉唐时代次第实现。但其间有一波折，东汉末年以下，中国衰乱，庄老思想盛行，佛教流人。及隋唐复兴，虽则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各方面，依然承接两汉规模，而关于人生哲学及思想方面，则大体为佛教与庄老之势力。因此隋唐时代常不免有人生事业与人生观念不相融洽之痛苦。由此乃有宋明新儒学之兴起。宋明儒家对于政治社会实际康济方面，其贡献未能远超汉唐，但在人生之思想与理论方面，则实有消融佛老、复兴儒学之大功。在他们手里，始再获将实际的人生与观念的人生打成一片。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唐诸儒在政治上用力多些，而宋明诸儒则在教育上用力多些。“政治”与“教育”，实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上最注重之两点，亦即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最精美之两点。若把前面所用语分说，汉唐是偏于“外王”，“达用”的工夫多些；宋明则偏于“明体”，“内圣”的工夫多些。及至晚明诸儒，因其处境适当国家民族生命绝续之际，逼得他们不得不从头对于汉、唐、宋、明以来之政教精神通体反省，来一个总检讨，来一个总评判，再来定他们的新方向与新精神。因此他们学术特征，可分四点述之：

第一，是历史的反省。

第二，是哲学的综合。

第三，是政治社会各部门之实际应用。

第四，是伦常日用身心方面之躬修实践。

他们能在国家民族无希望的时代，重新给我们以一个希望；在国家民族失却自信心的时代，重新给我们以一个信仰；在国家民族前途艰难闲苦无办法无出路的时代，重新给我们以办法与出路；而且他们所给我们的希望、信仰、办法与出路，能在他们自己身上确切表达出一个象征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晚明诸老之学业成就，实在又是一个大结集，为汉、唐、宋、明以来之大结集。他们确能综合传统与革命于一途，他们确想以革命来光大传统，他们亦确实是在传统中培养出来的革命。虽因时代关系，他们的革命力量，没有能十分发挥得出，但他们确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直到二百年后的“辛亥革命”，晚明诸老，实有他们精神上极大之启导与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