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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赢秦之焚书坑儒（第2页）

《史记·六国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皆谓秦人焚书，仅主《诗》、《书》、史记，不及诸子。所以焚诸侯史记者，为其多刺讥。所以焚《诗》《书》经籍者，为其古今异制。

《秦本纪》：“由余之告缪公曰：‘《诗》、《书》、礼、乐，乃中国所以乱。’”《商君·靳令篇》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韩非·和氏篇》：“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荀子尝入秦，而讥其无儒。盖秦僻处西陲，于周官故籍，邹鲁儒书，最所贱视，由来旧矣。孟子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则焚前传官书，六国亦先有之，又不独秦然也。

又《诗》《书》皆古文，与秦文不合。秦既一天下文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古文书与新朝官书抵触，不合时王之制，在无用之列，故尽遭焚灭也。此其事史迁、扬雄皆言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此明言《诗》《书》为古文而见焚也。

又扬雄《剧秦美新》：“始皇划灭古文，刮语烧书。”此亦以烧书为划灭古文也。

而许慎之言尤详。

许慎《说文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今按：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说文》：籀，读也。读，籀书也。籀书为史之专职。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太史籀书’，以冒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刘、班诸氏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太史，其生当宣王之世。不知‘太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也。”其辨史籀非人名，诚为卓见。至许氏说六国新文，变易古体，至秦人同文字，而古体遂绝，则其语仍可信据。

盖晚周之际，通行文字，本有二别。一为古文，即宣王以下东周相传之文字也。一为今文，则六国以来新兴之文字也。盖简策之用既广，文字之变日繁，其日就孳乳而渐趋于简易，固非人力之所能制也。

文字有渐变，无改造。当六国时，已有小篆、隶书。郦道元《水经注》：“人有发古冢，其棺前和题‘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墓’。惟三字是古文，余皆隶书。”此秦前已有隶书之证也。《困学纪闻》卷八：“方氏《跋诅楚文》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谓当惠文王之世。后百余年东巡泰山刻石，则小篆非出于李斯。”是秦前已有小篆之证也。逮秦并天下，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其书亦取当世用字，编纂章句，以便习诵；于当时字体，特有所整理去取，以改编字书，非改造字体也。庄子《天下篇》论述古之道术，散于天下，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则周季之学，类别为三：官史为一系。《诗》《书》《礼》《乐》，即鲁人儒书为一系。诸子百家为一系也。《诗》《书》《礼》《乐》，亦古代官书传统，与官史同为古文。诸子百家，则多晚出今文。此先秦书籍。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

至于六国新文，虽亦互有不同，然其时交通殷繁，文学游说之士，或朝秦而暮楚，或传食于诸侯。如稷下先生，平原宾客，皆广招异国之人。苏秦上书于七国，荀卿遍游于天下。吕氏著书，集诸侯之士，则七国文字之无大乖违可知。秦既得天下，同书文字，六国之文，以同时相通而见存，东周之文，以异时相隔而见废，亦至易想见之事也。

王国维有《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谓：“籀文为周、秦间西土文字，古文为周、秦间东土文字。”分战国文字为东西两种，殊不可信。

自始皇二十六年同书文字，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又《琅琊刻石》：“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至三十四年焚书，前后已八年。秦正字之法既严，

《史记·万石君列传》：“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此虽谨慎，亦见汉时正字之严，则秦时可推矣。

治古文者，非徒无用，而又得罪，其人乃益寡。自此至陈涉起事又五年，兵戈抢攘，以迄于汉。至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去焚书事已二十三年。诸子书以今文，易通晓；又其书率尚议论，大抵自辟户牖，别标新见，或则讨论时事，感切身世，读者可以递相发挥，无取墨守；不比古文旧籍，多系先时陈典，行事法式，世移事变，不足开意；故时人爱诵者多。兼以当时禁令未密，藏莾为易，故得完具。而《六艺》古文以传统专业，通习者少，又干重禁，遂多残缺，未获复全，亦其宜也。

自焚书令后一年，有坑儒之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其端肇于求仙之无效，侯、卢之亡去。其事止于坑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其波及于发谪徙边。或谓秦人尽坑儒士，则昔人已辨之。

王充《论衡·语增篇》：“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訞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梁玉绳《史记志疑》：“余尝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天下之书虽烧，而博士官所职，与丞相府所藏，固未焚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项羽纪》称鲁为其守礼义死节。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章炳麟《秦献记》：“《说苑》有鲍白令，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其骨鲠次淳于。《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有《黄公》四篇，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秦博士。”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著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纵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皆见《艺文志》）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然或谓坑儒一事，仅限于望星气求仙药之方士，

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则亦未是。始皇自云：“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是谓以文学兴太平，方士炼奇药，明文学、方士为两途也。又曰：“卢生吾尊赐之高厚，今乃诽镑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此由卢生之谤，而廉及诸生之訞言，不得谓诸生必方术士，而文学士非诸生也。且所谓“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坑之咸阳”，则候星气、炼奇药非犯禁，乌得谓所坑尽方士？且所坑者仅四百六十人，而以后滴发徙边者尚无数。扶苏之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此尤坑谪不尽于方士之证。故必谓坑儒无害于学者亦非也。

秦人焚书坑儒，事具如此。推其渊源，皆由荀、韩。荀主法后王，诛奸人，故秦禁诽上而坑儒士。荀主正名，故秦同书文而烧古籍。韩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蠢》）故秦收书，禁语《诗》《书》，而令学者以吏为师也。秦人亦专伸一家之学，而行古者政学合一之制耳，非尽灭学术使无存也。秦亦有儒、有师、有博士、有著述，绵延至汉，初未全绝。谓秦焚书坑儒而学术中绝，固非也。然政学分故有诸子，秦主政学复合，即是绝诸子之学脉也。拨去经籍，遂开汉人今古文之争。汉之学风，迥异先秦，其转移之间，乌得谓非秦人之影响耶？则始皇、李斯之功罪，学者细究于先秦与两汉学风之不同而可知。书之尽焚与否，儒之尽坑与否，固非谳书之所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