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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1页）

第四章　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

言两汉学术者，莫不谓其尊孔子，崇儒术。自汉武黜百家立《五经》博士而经学盛，至刘歆而经学有“今古文”之争。此昔人之说然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子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第溯其源，考其实，则孔子之时，既未尝有经，汉儒之经学，非即孔子之学也。若今古文之别，则战国以前，旧籍相传，皆“古文”也。战国以下，百家新兴，皆“今文”也。秦一文字，焚《诗》《书》，古文之传几绝。汉武之立《五经》博士，可以谓之古文书之复兴，非真儒学之复兴也。逮博士既立，经学得志，利禄之途，大启争端。推言其本，则《五经》皆“古文”，由转写而为“今文”；其未经转写者，仍为“古文”。当时博士经生之争今古文者，其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置博士弟子，非真学术之争也。故汉武以上，“古文”书派之复兴也。汉武以下，“古文”书派之分裂也。而其机捩皆在于政治之权势，在上者之意旨，不脱秦人政学合一之遗毒，非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虽谓两汉经学仅为秦人焚书后之一反动亦可也。

当汉初兴，承秦之敝，学术无可言者。及孝惠除挟书之律，孝文广献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然其时君臣，率尚黄、老，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曹参世家》）、邓章（《袁盎传》）、王生（《张释之传》）、黄子（《司马迁传》）、杨王孙（自有传）、安丘望之（《后汉书·耿弇传》）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

治百家今文。

如萧何律令，韩信兵法，张苍章程，叔孙礼仪，其率为今文无论矣。即如蒯通作《隽永》，陆贾造《新论》，晁错学《申》《商》，张叔习刑名，贾山涉猎书记，邹阳、严忌、枚乘以文辩著，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其人苟以学名，大抵皆百家今文书也。惟田蚡学《盘盂》诸书，则为古文，故蚡亦推隆儒术矣。

刘歆谓在朝之儒惟贾生，

见《移书让太常博士》。

然亦治百家，为学不醇，又见抑于绛、灌之属。

《史记·贾生列传》称其通诸子百家，又更秦法，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汉志》阴阳家有《五曹官制》五篇，《注》：“汉制，似贾谊所条。”则谊乃治阴阳家言。又其书多出入于黄、老、荀卿，盖汉初学风如此。

而文帝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又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汉书·楚元王传》）。

又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赵岐《孟子题辞》）。则古文儒学亦稍稍茁。逮孝景时，辕固为博士，遂明白以古文书开争议。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勿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君也。汤、武虽圣，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今按：辕固儒者，黄生道家也。冠履之语，师古谓见太公《六韬》，亦道家书。其意则刑名道德一派所常言也。辕生意本孟子。后人谓汉代儒术之兴，以其独便于专制，曷不一读辕、黄之辨耶？又：“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彘。”今按：“家人言”者，谓百家言也。诸子皆民间尺书，晚出今文，而《诗》《书》则古代官书，简长二尺四寸，传统相承，其体制与民间尺书不同。辕固治《诗》，鄙黜《老子》，故斥为家言。太后怒而曰“安得司空城旦书”者，秦下令烧《诗》《书》，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太后欲罪辕固，故以辕治古文，谓于何处得此城旦书也。此为汉初今古文相争一极显明之例。

时有河间王好古籍，亦为立博士。古文书遂益见重。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又《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时，献王朝，问以五策，辄对无穷。孝武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今按：其时淮南、河间，同以宗室好书，而淮南重黄、老百家，多“今文”，河间重《诗》《书》儒学，多“古文”。亦是当时南北风气不同。河间既招忌，其书在汉廷皆抑勿传，即后来之“古文”经也。淮南则以谋反诛，尽捕宾客，而治百家“今文”者势益熸。学术视政治为转移，率类此。

武帝立，赵绾、王臧以争儒术见杀，

《汉书·儒林传》：“武帝初即位，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遣使者束帛加璧，安车蒲轮，驾驷迎申公。至，见上。申公时已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臧、绾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

而董仲舒、公孙弘以《春秋》对策见信，古文《六艺》卒以得势。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又《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考“古文”书籍，自秦廷一火，不绝如缕。汉兴，残简朽编，出于山崖屋壁之中，一二大师，流落人间，私相传授，遂传于后。未及百年，转益信重，遂为学术界之权威者，是亦多故。而要之，方其受政治之摧残，虽一时有衰落之叹，而压迫之力既去，人情转以稀而见贵。又其文字难识，益因难而见重。且其书多存古代事迹，而晚世“今文”，托古创制，寓言无实，使人难信。故学者考索古先文物，必取信于《六艺》。此其意司马迁为《史记》已详发之。

其《自序》则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此可见当时学者之不必尽诵古文也。又曰：“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六经》古文，百家今文，此见其著书之博综古今也。

其《五帝本纪赞》则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此所谓“百家”即今文新书也。当战国晚世，诸子皆托古创制，不可深信，故考上古史实者，当求其根据于古文旧书，以古文旧书传自前人，比较多可信之价值也。“浅见寡闻”，则当时之未见古文者也。

其《十二诸侯年表序》则曰：“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此以《春秋》《国语》皆古文旧书，故史公表春秋时事，言“为治古文者要删”；而古文书难得，非尽人所诵，故史公又以治古文者为“成学”，犹其讥仅识今文者为“浅见寡闻”也。其《吴世家赞》则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见不读古文书，即不可以晓古事。则古文旧书之有助于史家者为何如矣。

又按：《史记》所称“古文”者，乃通指《诗》、《书》六艺而言，不专以刘歆以后今古文相争之古文为“古文”也。近人崔适著《史记探源》，乃谓《史记》中“古文”字皆刘歆伪羼，可谓不善读书者矣。

且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汉兴，疮痍未复，则黄、老自然与民休息之说胜。文、景图治，济之以刑名申、韩。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此中消息，可以证之于当时君臣之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仲舒以贤良对策。制曰：‘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即此制文而观，可悟当时儒术之兴，乃由汉室承平既久，国力充盈，在上者不甘于卑近，而追慕前古盛治，借以粉饰太平，夸炫耳目；而三代古事，载在《诗》《书》古文，自有专业，儒者应机而起。黄、老、申、商之徒，专治今文，则于古代制度文物，茫然无睹。又其学尚无为，切事情，立说卑弱，终不能与儒者争此际遇也。

仲舒之对曰：“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目恣苟简之治，故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此所谓“文学”者，即指古文言。今文百家书，汉人以其通俗，不谓“文学”也。仲舒提倡儒术，即从反面秦祚不永十四岁而覆亡为言，此为当时古文起复一重要之论点也。

又《公孙弘传》：“弘上疏曰：‘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才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上异其言。弘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此传发明公孙弘得志，儒术复兴之故，颇可玩味。盖诸子之言，如黄、老、申、韩，史迁所谓：“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自政治之设施言之，则皆文帝所谓“卑之无甚高论”者耳。在战国为新说，在汉世则为俗议。且黄、老、申、韩本所以治衰世，非以饰升平。又兼六国亡于秦，秦亡于汉，既值衰乱之际，又复已施不验，不足以歆观听，而餍人主奇伟非常之意。惟儒家高谈上古唐、虞、三代之隆，太平之盛德，礼乐制度之美，如公孙弘所称周公旦之治，在当时转为可喜之新论。且以诵习古文者鲜，百家说古事，人知其不可信，而后文学儒生，乃有独擅之秘，可以炫世骇俗，而间执百家之口；如公孙弘所谓“臣闻”云云，“愚心晓然见”云云也。而其实弘之所以得武帝之欢心者，仍在其习文法吏事，而特缘饰之以儒术耳。此诚当时之实况，而后之治史者所未经洗发者也。

又董、公孙皆希世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