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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義理之展演（第3页）

四

以上約略講了論語、孟子兩書中義理的同異，其實只是偏輕偏重之間而已。下面再講大學、中庸。

中庸是一部晚出書，其中雜有不少道家思想。極多論到宇宙、天地、萬物，顯與論孟又有微別。孟子由歷史上推論人性，故其論「性善」則「言必稱堯舜」。中庸則根據宇宙大自然來探究人性本原，故開首即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若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則孟子論「性善」，不應撇開宇宙萬物不理會，而專從歷史上堯舜說起。中庸陳義既與莊老有出入，故能兼與後起之佛學相通。中庸一書在南北朝時，已受人注意，後來禪宗亦好談中庸。唐李翱、宋范仲淹以及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兄弟，對此書頗用力。

朱子則教人：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再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最後才讀中庸，以窮究其微妙之處。若論思想進程，則中庸確是較論孟微妙多了，卻不應把此書來揷在論孟的中間。

中庸思想，亦頗與周易十傳相會通。而十傳中亦多釆及道家言。其實中庸與易傳皆屬晚出。

中庸有云：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子思時代，正是列國分據，絕不能「車同軌」。自李斯作小篆之後，各國習用字體始慢慢統一至於「行同倫」，也是秦始皇統一後所提倡，至今尚有秦刻石可證。漢代君王自高祖以下，都以「孝」字冠在帝號上，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偏重「孝」的一倫，也是沿襲贏秦，有人告秦始皇所謂「陛下以孝治天下」是也。故知中庸成書必然在孟子之後。但其發揮儒家義蘊，則還是一脈相承的。

至於大學有三綱領八條目，而僅言「心」不及「性」，則與孟子、中庸又別。其偏重在八條目，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是注重在治平大道上，故後來魏晉清談乃及佛家出世，多不喜此書，遠不如中庸之被重視。宋代理學家極重講孟子、中庸心性精微，正要與釋、道對壘。若新儒繼起，不能講心性精微，則不能拔趙幟立赤幟，把久已陷溺在釋、道中的人心挽救拯拔過來。但若只講心性，不講治平大道，則何以上承孔子儒家之大統？故朱子教人讀四書，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正謂精究心性，乃欲期求治平；欲期求治平，則必精研心性。內外本末一以貫之，正是孔子儒學之大規模所在。

但大學亦決非曾子撰。如其講「格物致知」，把「知」與「物」合論，這顯然是後出的事。

我曾有推止篇〔一〕，詳論先秦思想，可分兩大趨勢：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貴能擴而充之。

荀子主止，故重師法。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顯是沿襲主「止」一派的。故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先懂得了「止於孝」，始能去盡孝。孝道如何盡？則貴求知。「致知在格物」，該在事物上去求。先秦諸子書中，把「知」與「物」兩字連稱對用之先後演變，我在推止那篇文中詳細羅列，可證大學之為晚出書。大學又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大學雖不能指說它是荀學，但確有許多處有荀子思想之存在。

總之，大學、中庸都是晚出書，大約為戰國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說它們晚出，也並不貶損了他們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先秦有許多偉大思想家，留下許多不知名的不朽巨著，大學、中庸亦是一例。

〔一〕原編者按：此文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五

子貢說：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此所謂「文章」，便是孔子所講的禮樂制度。所遺憾的是，當時門人沒有把它詳細記載下來。這些禮樂制度，便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項目。子貢又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上只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語，孟子乃推闡出性善論。孔子說天道，不過云：「天何言哉？」到中庸卻說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子教人先讀大學，就懂得人之為學，不僅應該知道如何誠意、正心，還要知道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再讀論孟，則一切心性治平之道都在內。至於中庸，則應放在最後讀，因其更廣大、更微妙。若一開頭便讀中庸，常會由於體會未到，持守未定，而流入於釋老。

我們今天研究孔孟學說，應該體、用並兼。但今天講的，似乎忽略了其實用。孫中山先生認為宋明以後講「修身」以前的「誠意」「正心」之學嫌多了，講「修身」以後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嫌少了。在宋代理學家，他們講學主要在求對付釋老，這也無可厚非。漢唐人則在政治統一以後，要多紹心於治平實績。這正與宋明儒各走了一偏。我們今天的教育，正應該效法孔子通六藝，開四科，不該專講「性與天道」，卻忽略了「文章」。我們要使青年們縱不夢見周公、孔子，至少也得夢見孫中山先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臺北孔孟學會第五十九次研究會講，載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孔孟學報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