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吕祖谦附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吕大器
朱熹的交游,张栻、陆九渊之外,还有吕祖谦,而尤以祖谦为最亲密。祖谦字伯恭,婺州人,学者称东莱先生。他是一世家子。自唐末五代以来,大门第陆续失踪了,宋代只有韩家、吕家屈指可数的几家。而南渡后吕家,尤称为得中原文献之传。统计吕氏一门先后,载入全祖望《宋元学案》者,共七世十七人。这样一个家学渊源,对祖谦影响自然会极大。
最先是吕公著,字晦叔,东莱人。夷简子,封申国公。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时称其简重清静,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他和王安石、司马光同时,倶为两人所推敬。
公著长子希哲,字原明,居京师,为河南人。少时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可称是欧阳修的再传。又从胡瑗、孙复、邵雍,并学于王安石。他和程颐在太学为同舍生,年相若。后来心服颐学问,首先师事。但最要还是他幼年时的家教。公著居家,简重寡默,夫人亦性严有法度,虽甚爱希哲,然教之事事循规蹈短。甫十岁,祁寒盛暑,侍立终日。不命坐,不敢坐。日必冠带以见长者。平居虽天甚热,在父母长者侧,不得去巾袜缚袴。出门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靡之音,未尝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经于目。他自幼所受家教如此。少长又尽交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但晚年却喜从高僧游。尝说:“佛氏之道,与吾圣人脗合。”他习静功深,虽惊恐颠沛,未尝少动。尝过山阳渡桥,桥坏,轿人倶坠,浮于水,他安坐轿上,神色不动。过了十年,他却说:“那时轿坏堕水,还是觉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稍稍胜前。今次疾病全不动了。”他又说:
治人事天莫若啬,修养家以此为要术。然事事保慎,常令有余,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于此,不止养生也。老子之论,亦当于理。
希哲子好问,字舜徒。好问子本中,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亦称紫微先生,而祖谦则称小东莱。本中还守家风,不名一师。当时名宿,如刘安世、杨时、游酢、陈璀、尹焊诸人,皆尝从游。自少即熟闻父祖庭训,后又遍从名师,所以他常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此论最要。”又谓:“学者当熟究《孝经》、《论语》、《中庸》、《大学》,然后遍求诸书,必有得矣。”他著书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又有《舍人官箴》。他说:
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在人消详斟酌之耳。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专为己也。
又说:
“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王沂公尝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他能诗,晚年也溺于禅。
大器字治先,本中从子。兄弟四人,曰大伦、大猷、大同,筑豹隐堂讲学。祖谦,大器子。上面所述,是他一家的门第传统。大抵吕氏家学,都主调和斟酌,不使偏锋;都喜平易近切,不唱高调;都尚谨慎笃厚,不走险路。这在宋学中是别具一格的。祖谦则从这样一种家学中熏陶出。他少时,性极褊,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他与朱熹、张栻友,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主试礼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视果然。后来他在调和朱、陆异见上,尽了许多力。但熹对九渊、祖谦两人,往往连合了批评。他说:
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又说:
抚学九渊。有首无尾,婺学祖谦。有尾无首,禅学首尾皆无。
他又深不喜祖谦讲苏氏学,他说:
伯恭议论甚好,但每事要鹘囵说作一块。又生怕人说异端俗学之非,护苏氏尤力。以为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持养。
宋学家都喜排异端,斥俗学。这可说是宋代新兴的平民学派吧!只有吕家是门第旧传统,祖谦还持守着不变。他们一家传统,袭有唐代人遗风,他们心中似乎没有所谓异端与俗学。此因门第家风,重在保泰持盈,喜和不喜争,喜融通不喜矫激。庄老佛释,有时对保泰持盈极有用。南北朝、隋、唐大门第时代,庄老佛释盛行了,这也不是偶然事。祖谦因此遂易近于苏学。张栻与朱熹书却说:
伯恭近来于苏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来渠亦非助苏氏,但习熟元祐间一等长厚之论,未肯诵言排之。今颇知此为病痛矣。
可见当时朋辈中看祖谦,都说他是长厚一路,不肯公开排斥人。宽大和顺,是门第的家风,但在宋儒中却成为一种特有的孤调。宋学多爱明辨是非,只走一条线。我们可说宋学风气近战国,而祖谦则还是春秋传统呀!熹又说:
伯恭无恙时,好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胡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覇,谋利计功,更不可听。
宋代学风,上对唐人,可说带有一种革命的情调。这里自有一种社会变动的影响。宋儒是新兴的平民派,因此很像战国诸子。春秋时代的封建贵族,一到战国,全崩溃了,平民学者兴起,带有一种凌厉无前的锋锐气。唐代门第家庭,到宋时也崩溃了,那时则又是另一辈的平民学者在兴起,所以他们也另有一番凌厉无前的锋锐气。他们重理论,不重传统,所以喜讲理学,不喜讲史学。理学要讲出一个最高原理来,史学则只就事论事,卑之毋高论。理学家讲史学,便须讲到唐、虞、三代去,讲传统,也只讲唐、虞、三代。其实这气派还是理学的,非史学的;还是革命的,非传统的。祖谦却在深厚的门第气息中熏陶过,因此他的学风,在宋学中,好像不讲最高原理,对现实带有妥协性,没有革命的一股劲。朱熹又有一番很详细说这一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