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
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
可见他已是明白背师了。
尹焞字彦明,洛人,学者称和靖先生。他是程门四大弟子中天资最鲁的。人言其家居,终日竦然,家人问饥渴饮食,然后唯阿应之。不尔,不言。朱熹也说:
和靖直是十分钝底,被他只能一个“敬”字做工失,终做得成。
又说:
和靖不观他书,只是持守得好。他语录中说持守涵养处,分外亲切。可知学不在多,只在功专志一。
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侗。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又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
伊川自涪归,见学者雕落,多从佛学,独龟山与上蔡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
然后来程门连谢、杨也都走近禅,只焊不然。朱熹说:
和靖日看《光明经》一部,有问之,曰:“母命不敢违。”如此便是平日缺却“谕父母于道”一节。
二程最称正学,便最是辟佛的大师,然他们门下实在有些不振气。所谓“儒门澹泊,一辈豪杰都为禅门收拾去”,其语真不虚。
程门除四大弟子外,又有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本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往往有理致。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羨之,问人何以得如此?或曰:“读书所致。”始发愤从人学。入县学,被荐,忽感科举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禅师道楷,有祝发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告绎曰:“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无为空祝发也。”颐归自涪陵,绎始往从学。我们看了这一条,即可想见程门教法在当时的重要性。时佛学思想尚盛行,治国平天下,就佛学讲,依然是俗事。一辈好髙的学者,还有鄙薄而不为,何况是科举,更受人轻视。只程学也说尧舜事业如浮云之过眼,但却教你不须祝发去。但这一种教法仍有病,说得太高了,没有真力量,真见识,后梢仍会染杂上禅学。因此程颐之后,必得出朱熹,始把程门与禅学划分得清楚。
程颐门下又有王苹,字信伯,福清人。其父始徙居吴。苹师事颐,于杨时为后进,时最许可之,谓师门后来成就者惟信伯。后明儒王守仁极称之。全祖望云:
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
或问苹:“致知之要?”
曰:“宜近思,且体究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又曰:“莫被中字误,只看未发时如何。”
他又说:
学者体究,切不可以文义解释,张思叔所谓劝君莫作聪明解。
问:“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观书不可梏于文义。以仁存心,但言能体仁耳。”
这些处,显是沿袭程门教法,所谓“鞭辟近里”,所谓“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皆是此意。但循此而下,便开了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先声。苹又自己说:
非某于释氏有见处,乃见处似释氏。
胡宏尝谓:
河南之门,得其指归者,零落殆尽。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以规矩宽纵,不加严谨,后学将何所正?如王学士说:“佛实见道体,只是差之毫厘,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若佛氏实见道体,则涂辙何容有差?伊川谓其略见道体,今王氏改略为实,岂不迷乱学者?
后人谓释氏之说“弥近理而大乱真”,此须二程以后始有此说法。若依宋初诸儒,似说不到释氏之弥近理。只为二程有些说法说得弥近释氏了,故觉释氏之说弥近理。无论是说他“略见道”,抑是“实见道”,总之程门与佛学实有其弥近处。所以湘学胡宏一派,想在理论上重新再建立,朱熹则受有胡宏影响,陆九渊则略近王苹道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细参学术思想之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