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逃亡者的美德1遥远边地
1953年,历史紧紧抓住了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想象世界。国王死的时候[1],其实他那部戏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尽管,后来,在别人的心目中,他在确立自己的主题选择和这次死亡事件的真实时间顺序方面曾出现过无休止的困难。他的戏剧经常被误读为某种应景之作,属于为祝贺朗·罗伊斯顿堂移交到还没有实体的新北约克郡大学而举办的庆祝活动所创作的剧本。庆祝活动本身显然在时间安排上跟举国庆祝加冕礼引起的对公园和花园的全民文化热的爆发相重合。即便亚历山大的戏剧不存在,恐怕也有必要被创造出来。幸运的是,这部戏就在手边。
开始,他天真地痴迷于语言的革新,特别是诗剧的创新。这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已经有艾略特[2]和弗莱做过了。作为牛津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亚历山大认为问题出在莎士比亚,某种意义上,他写了很多,同时又写得太多了,让后来者几乎再写不出优秀的诗剧。剧作家要么心慌意乱地痴迷于为创新而创新,要么不自觉地写些模仿莎士比亚的注水作品。亚历山大曾经想到,需要做的事情恐怕是迎头赶上莎士比亚。写一部像莎士比亚本人那样的历史剧,不过用现代的诗歌形式,直接用莎剧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后来,出于某些私人原因和美学考虑,他开始收起莎士比亚,专攻那位女王。他把目标瞄准生机勃勃的现实主义,但是当作品本身倾向于拼贴和滑稽模仿风格时却自然地发生了扭曲,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写作断断续续花了他好几年时间,多年细心周到的研究,各种形式的试验,那些年有绝望有憧憬。那时他是北雷丁的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的高年级英语教师,在监考一堂生物考试,用自己的诗歌偷偷消磨时间的时候,他几乎无意识地想到,这件东西已经完成,该结束了。他再也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在自己徜徉的文本中,如果没有希望,没有迷恋,没有歌咏般的韵律和不断变化的形式那样限制他的玻璃笼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那部戏的稿子放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月,其间国王死了,然后他又把它拿给马修·克罗。
部分原因大概是已经写完这部剧,国王死了后,他有种巨大的失落和茫然无措的感觉。他带了群中学男生到卡尔弗利·敏斯特的台阶上聆听口头传达的登基告示。“国王已逝,女王万岁。”喇叭声听上去尖细而清楚。男孩们走路时庄重地拖着步子,希望能体会到某种东西。国王之死,给他们人生第一个短暂的时期画上了句号,那些曾以为是永恒的东西:配给供应、一场战争的结束、公用事业。亚历山大回想起在新闻短片中国王触碰着炮弹碎片的样子,收音机里宣战时缥缈的声音,紧张又带着田园牧歌般的感觉。他想象整个民族,试图想象这位著名人物,孤零零地躺在他的**死了,但是失败了。那是国王们该做的事。他个人的悲伤显得既可笑又自然。
正是马修·克罗让亚历山大的戏剧从严格意义上扎根本地,并被赋予文化和财政方面的真实性。克罗是朗·罗伊斯顿堂的拥有者,同时也住在里面,这地方从建筑的角度而言跟远在北方的哈德维克楼颇有渊源,尽管没有大面积的玻璃墙和沉重的塔楼。这是一座居住观赏两用的巨大建筑,但稍微偏重强调住的功能。亚历山大已经受惠于克罗,他是个天生的企业家和艺术赞助者。是克罗策划了在艺术剧院短期上演亚历山大的第一部戏《街头艺人》。对那部戏,亚历山大现在略微有些汗颜,因为他对激烈现实主义的新期望强化了自己的信仰,即有关其他戏剧的戏和有关演员的戏是戏剧总体上无能的标志。是克罗给亚历山大提供了里思布莱斯福德之外社交生活中最重要和最鲜活的部分。他是地方文化、地方忠诚和地方人才的坚定推崇者,虽然他年轻时有过在伦敦西区[3]做主管的短暂职业经历,但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教堂、音乐厅、乡村谷仓举办各种节庆和巡演活动。他是,或者说他更喜欢做一条相对小的池塘里的大鱼。他很有钱。他很少去南方。
克罗读了这部戏后就邀请亚历山大来共进晚餐,宣称对这部作品喜欢备至。在自己书房的火炉边,他喝着咖啡和白兰地,跟亚历山大谈着政治秘闻,透露了各种八卦。克罗很喜欢政治、秘闻和八卦。他从高高的折叠皮椅上朝火光的方向探出身子,快速又开心地向亚历山大描述着正在辛苦设计那所新大学的强权部门的种种诡计和内幕运作。这些部门包括非常强势的“成人教育运动”,正是这个组织首次建议创办大学,还有圣·希尔达的女子教师培训学院、圣·查德的神学院,这两所学院即将并入大学,另外还有剑桥大学,它是新学校成人拓展讲座的最初赞助机构。克罗还很内行地跟亚历山大谈起大主教、内阁大臣、来自财政部的人,种种权斗以及妥协,亚历山大却没有多少政治思维,做不到频频地对那些让步、妙计或者调遣之举的高明表示钦佩。克罗还谈到教学大纲计划这样的长远事业,谈到种种打算,如何让大学独具地方特色,独具针对成人学生的特色,或者,像当时唯一现存的范本、早几年建立的克勒大学那样,让学生在专业化学习之前广猎各种知识,让他们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典范那样,成为完人。克罗还谈到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出现僵局的恰当时刻,策略性地透露出自己转让朗·罗伊斯顿的意图,包括房子和土地,条件是自己有权长久住在其中属于自己的一角。
关键在于,亚历山大肯定看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恰逢其时,一项申请的开始,那个赠予的宣告,皇家特许状,又适逢加冕登基年,所有这些都可能将同时发生,而且,可能就在仲夏之夜,在朗·罗伊斯顿的露台上,用亚历山大最应景的戏剧演出来庆贺。这是一部最理想的有助于振兴乡村的戏剧——为当地群众团体提供作品和文化从业机会。肯定得有个数千人的演职人员团队——包括小部分打杂的以及音乐师、布景搭建者、服装设计师、缝纫女工——全都要本地人。这不是一场露天表演,亚历山大说。不,克罗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将幸运地获得公正的待遇。他本人着手做起来后将如鱼得水。亚历山大应该会明白的。
着手开始的速度给亚历山大留下一点小小的迷惑。他很快被召集去会见庆祝活动组委会,这次又在朗·罗伊斯顿,包括大主教的专职牧师、来自财政部的人、负责拓展课程的莫特小姐、卡尔弗利政务委员会的贝克委员,当然还有克罗,以及本杰明·洛奇,来自伦敦的导演。亚历山大的剧本已经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在场的每个人都拿到了各自的复印稿。在场的每个人都赞扬亚历山大才华横溢,称赞这部作品很贴题。克罗和蔼地主持着会议。委员会讨论了日期、费用、宣传、辅助活动、可能启用的演职员、卫生管理,等等。亚历山大始终没有弄明白,他的戏剧在什么时候,或者由什么人,正式决定上演。他被洛奇搞得隐隐约约有些恼火,洛奇有那么一两次提到“这个露天表演”,还说本子需要删减。克罗足够聪明,注意到这些疑虑,他同时拉住洛奇和亚历山大,请他们喝一杯,从洛奇那里引出对亚历山大诗歌的恭维,又从亚历山大这里套出对洛奇担纲的维克菲尔德戏剧杰出制作的赞美,这些他都看过,而且真的非常欣赏。洛奇是个魁梧又沉默寡言的人,穿件尺寸大得古怪的芥末色汗衫,黑色的头发已经很稀疏,但又被那柔软浓密的小胡子补救了。克罗本人,六十多岁,长着副鲜红、微胖的脸,仍然带点没有长大的男孩的神态。他的大眼睛呈淡蓝色,小嘴巴略微有点扭曲,又很性感,薄薄的一层银发精致地浮在头顶。他因为上年纪有些发福,还是略微偏胖。当洛奇和亚历山大仍然神采奕奕谈兴正浓的时候,大概是优质麦芽威士忌和成就感所致,克罗叫走亚历山大,声称要送他回里思布莱斯福德的家。
克罗开一辆老气横秋的宾利,速度非常快。他载着亚历山大穿过乡野,掠过干石墙和崎岖不平的田野,驶过那片高地边缘,开进里思布莱斯福德,来到长长的校园车道,上面画着石灰线。他在学校的哥特式红色拱门外停车。
“今天的活动你应该很满意吧,对自己也很满意吧。”
“满意。满意。希望你也满意。我不会感谢……”
“本让你有些不快,我看出来了。别记在心上。他不会把这个剧本拍成露天表演的。首先,我不会让他这样做。其次,他不傻。他只是想确保拍出属于自己的创意作品,想反复锤炼下你的本子,直到他感觉带上自己的印记为止。当然,你已经注意到这点了。不过,你相信我,我会留心盯着的。你放心。而且你也要盯着。他们会允许你请假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吗?”
他直起脑袋望着简陋、阴沉的拱廊。
“我的先辈真是可恶的笨蛋。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哦,我不知道。我喜欢教书。但我想我还是倾向于考虑全职写作。”
“嗯,去给自己找个一流的学校吧,找个一流的系主任。那人可能很出色,不过同时也是个可怕的家伙。”
“哦,我过得挺舒服的。说来他也是个一流人物。我们相处得很好。”
“你真让我感到惊讶,”克罗说,“他对这项活动会有何说法呢?”
“我不愿去多想。他对诗剧不够热情。”
“或许对我会有热情。”克罗说,“或许对我会有热情,我向你保证。或者,可以说,对这所大学会有热情,至少就学校现在所做的规划而言。”
“我会跟他谈谈的。”
“勇敢些,伙计。”
“好的,我一定会,我不够勇敢吗?”
“我不会那样说的,”克罗说,“我可能会放弃。可是我知道,你不会。好好谈谈。”
宾利掉过头,一个冲刺离开石子路扬长而去。亚历山大漫步进学校,还没有回过神来。
拱门下的草坪对面,学校的回廊显得厚重鲜红,垂直式拱门不知怎么做成了矮墩的模样。上面立满了粗糙的新哥特风格的人物石像,是从世界各地的万神殿公平地挑选出来的。有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帕拉斯·雅典娜、伊西斯、奥西里斯、博德、托尔、长角的摩西、不列颠的阿瑟、圣·卡斯伯特、释迦牟尼、威廉·莎士比亚。
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是个进步的、无歧视公立学校。该校由马修·克罗建于1880年,他是如今克罗的曾祖父,在棉毛制品上赚了大钱,还是个著名的业余比较神话学家。他建立这所学校很大程度上是要确保自己六个儿子的教育既不要在家里,又不要跟基督教信仰有任何接触。不可知论被放进建校规章中,明确禁止建立任何“小教堂、闭关室、自修室,或者其他用于忏悔的教会机构”。回廊和万神殿不算在内,因为它们属于艺术。在那位克罗的有生之年,学校因其纯粹的怪异而短暂地红火闪耀过,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三个儿子中有两个成了巡回传道的牧师,一个成了典狱长。另外三个,一个继承了羊毛生意;一个在学校教古典文学,后来成为档案保管员,里思布莱斯福德历史与地形学协会的主席;一个年纪轻轻就死了。马修·克罗曾被送到伊顿公学和牛津读书,是那位档案保管员的后代,他最年长的哥哥死后没有子嗣。
里思布莱斯福德连最基本的成功都算不上。地理上它孤单荒凉,在约克郡的荒原区,距离哪里都有好几英里,除了卡尔弗利名不见经传的敏斯特小镇,它既没有约克市那样文明开化,又没有达勒姆市那样大气自足,便被这两个地方衬托得黯然失色。历史上,它曾经非常失策。当传统势力强大的时候,它却特立独行,后由于财政困难和领导阶层柔弱,学校渐渐变得更加规矩和谨慎,而有一度,最初的怪异曾赋予它某种品质。现在,如果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某个军官训练团,或排斥劳动,或在自己敏感的少年时代被《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里的那种人取笑过肉体而受到惊吓,或其温柔的嘲讽不外乎国旗与帝国,或生活在本地,那么人们就会推荐他们为孩子考虑这所学校。另外,这所学校还会被推荐给这样的父母:厌恶肮脏、拖鞋、香烟、酒精、性放纵或者过度的性教育、随心所欲地做事、随心所欲地学习以及智性主义的父母。在学校占主流的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勤俭又勤奋的父母希望并且相信他们能通过二级考试,顺理成章地也不希望他们接触当地普通中学那些成天吼来叫去的游手好闲之徒。学校还设有好几种“创立者奖学金”,给那些非基督教背景的少数族群:犹太人、癫痫患者、孤儿、纺织工的孩子、来自畸形家庭的聪明孩子。负责管理学校运作的议会理论上由现任校长建议各级代表比例,并由通过复杂的制度挑选出的男孩和教师共同组成。员工有三类人:第一种聪明的年轻人,进来是想寻求学术和道德自由,待很短时间后就离开,前往达廷顿、查尔特豪斯或者从事新闻工作;第二种聪明的年轻人,来了就不走,然后不知不觉间老了;还有比尔·波特,在那里待了将近二十年。这所学校有种分寸拿捏得当的自由与宽容:一视同仁,走中立道路,不忽视少数弱势。
比尔·波特是亚历山大的部门领导。大家普遍认同他是个一流的教师,灵感四射,执拗又厉害。他很受大学招生处的尊重,却令校长生畏。尽管给了他一栋“寄宿楼”,可除了教学,别的他一概不管,而且至今还住在一排孤零零的小楼中的一幢半独立式红砖房里。当初他是带着妻子住进来的,那排房子位于最远端的橄榄球场,即“边地”的边沿,是给已婚教师盖的住宅。这里被称为“教师路”。亚历山大此刻正要出发去拜访比尔·波特,心里不无忐忑。
在很多方面比尔都可谓里思布莱斯福德原始精神的化身。他公开赞扬西奇威克、乔治·艾略特和最早的那位马修·克罗主张的严肃的不可知论道德观。怀着对真正的工人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和利益死心塌地的尊敬,他精力充沛地创作着自己版本的罗斯金[4]、莫里斯[5]的大众文化作品,其风格更贴近陶瓷之都的托尼。1953年存在于地方文化生活背后的那股勃勃生气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生气。他经常给那些风雨无阻地坐着大篷车、乡村巴士从数英里之外的荒原区小村、海边度假胜地、毛纺小镇和钢铁厂赶来的人们举办大学拓展讲座。他在里思布莱斯福德教会礼堂管着一个街坊文教馆,还是延续卡尔弗利文学与哲学学会香火背后的主导力量。他能发动人们亲自参与做事,做那些持续耐久而且值得做的事。街坊文教馆经常排练戏剧,上演劳伦斯的系列作品,带着很容易辨认出属于他的那种几近残忍的偏执疯狂的完美主义。文学与哲学协会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地方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论文”,并且都做了编目,从一个音乐老师做的韵律游戏研究,到一个处于更年期的业余画家做的关于普莱森特芒特精神病院病人的画作的象征主义研究(那位画家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再到探讨盖斯凯尔[6]夫人的小说《西尔维娅的情人》灵感来源的学者随笔,各种风格的研究都有。还有对方言模式见多识广的业余研究,与在北方居住并工作的作家进行的研究访谈,都由店主、教师、生意人的妻子来实施。比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想让这样的工作带上学徒作业的色彩,而想要让人们觉得这种工作值得去做,同时,他还想给文本汇集以及从事收集工作的社区一种身份认同感。他是个苛刻的上司,同时也善于倾听:他可能会给一个不善辞令的女人提供正确的指点,如何沿着某个方向,使她那笨拙的句子稍加变形,制造出某种令人愉悦的独特风格。所有这些都不会冷落里思布莱斯福德的男孩们,他可以通过各种考试测验来驱使、骚扰、嘲讽他们,拓展他们的才能。
亚历山大刚来的时候,比尔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想让他参与这类地方工作。虽然亚历山大跟那些男孩子们相处得不错,但是他跟成人接触不多。而且,即便那时,他都自认为是个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大都市专业作家,被当成傲慢与谦卑的混合体,不会给这种社区级别的、地方的、业余的努力添砖加瓦。只要他想参与,就会碰到麻烦,因为他在文学上优先考虑的东西跟比尔在同样问题上的理念关系甚微。他明显缺乏热情,比尔居然接受了,这同样令人意外。比尔在施展权力或者树立权威方面并不擅长,而亚历山大首先自视为诗人,其次才觉得自己是教师,他也无意染指权力。比尔在大多数好学生和少部分坏学生中激起了癫狂的献身热情。亚历山大尽管形象引人注目,对课程热情洋溢,却没有那个效果。他是真的非常羞怯,低调谦逊,也许最终因为这个原因,比尔才喜欢他。
然而,他对比尔关于这部戏和庆祝活动可能会有的反应并不乐观。比尔肯定会被克罗在这件事上的各种创意闹得格外不快。克罗是个潇洒自如的万人迷,曾试图把比尔拉进自己的圈子,他也承认比尔的能量——不能说没有一次令人震惊的成功。他们曾在文学与哲学协会1951年推出的《乞丐的歌剧》上合作过,那次他们两人都认识到双方的才华具有互补性,而且克罗在比尔的社交狂热、文本的准确性和跟演员打交道的技巧之上,又增添了光彩、节奏、颜色和丰富的音乐等要素。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已经感觉到,在里思布莱斯福德教会礼堂,比尔依然宁肯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个更加微小、更加笨拙、更具个人色彩的版本。无论从好的还是坏的方面而言,他都是个纯粹主义者,此外,他还对马修本人有种骨子里几近动物本能般的厌恶,只是亚历山大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点。克罗的教养、克罗的金钱、威士忌和皮货对亚历山大本人虽然颇有吸引力,但在比尔的世界中,正是这些东西又把克罗从严肃的考量中自动排斥出来,就像黑皮肤或者某种浓厚的口音会把别的人从别的世界排斥出来一样。比尔对克罗的文化振兴事业并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