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个。”
“哦,好的。我想指出,这段台词是想用一种感情歇斯底里般奔流的方式开始,就像对在塔里的安妮·博林的描述,又是大笑,又是哭泣,然后它又控制住语调……”
“好的,好的,”她几乎不耐烦了,“这些句子都很长。不好说。”
“并不轻松。”亚历山大说。马修·克罗说:“让这可怜的孩子集中起精力,开始吧。”亚历山大走到窗前,望着外面。
这段诗文紧张不安,同时又光彩夺目,以形容词为主,而且具有高度的隐喻色彩。公主描述了塔里冰冷潮湿的石头,黑色的泰晤士河,狭窄的花园地块,只有寥寥几朵不曾剪掉的花朵。接着她用红玫瑰、白玫瑰、都铎王朝的玫瑰、鲜血、肉体、大理石、一眼被堵住的泉水、一个被封住的喷泉,还有尚未被屠夫砍掉的沙伦的玫瑰[32],编织了一段长长的曲折繁复的华丽文辞。一条主题旁逸的曲线,辞藻华丽,巧妙地异想天开,想象那位公主,在喷泉中丢失了一个金球,驱散了一片黏湿的雾气。还有描述了王公贵族的大理石镀金纪念碑。这些段落最后又过渡到单调、四平八稳的宣言。伊丽莎白不愿流血。她既不想被斩首,也不想结婚。她想像石头那样,不流血,做一个公主,永远一致如初且保持单身。这些自白呈现了她的美德,她的坚韧不拔。
弗雷德丽卡站在一扇窗户前,向下望着花园,安顿好自己的想象力,然后读起来。正如她曾经暗示的,最难的部分在语法上,而她最擅长的就是语法。亚历山大已经听过好几个演伊丽莎白的潜在人选的朗读了,不过他没有告诉弗雷德丽卡,所有这些人在应对他的语言方面都出现了麻烦。弗雷德丽卡却跟他预期的相反,具有强大的消极优势。她没有屠害他的句子。幸运的是,她得出了那个聪慧的结论,认为这段语言如此华丽,甚至艳丽,讲出它的最好的方式是平淡而又安静,任由它按照自己本来的面目发挥呈现。亚历山大对这样的处理手法印象格外深刻。他最担心生气勃勃的女演员“自说自话”,在他的语句上横冲直撞。他本以为弗雷德丽卡会比大多数人还要糟糕。可她没有。其实,也许对洛奇来说,活力还不够强烈,不足以打动他。亚历山大发觉自己希望洛奇不要认为她太干巴和单调。
洛奇的想法还不清楚。他倒是再次把弗雷德丽卡引导到结束语上,请她把自己理解的一切都讲出来,同时从她那里榨取出某种粗鄙的凶猛,他好像乐此不疲。他说,你认为你能学会更自然地感动吗?弗雷德丽卡说,当然可以。克罗说,他的意见是,他们的小计划显然大有前途。弗雷德丽卡克制着自己不要问他们的小计划是什么。克罗后来提出顺便开车载她回家。对她来说,这点已经很清楚,他会以他向来喜欢的暗示、不慎重、操控等方式,告诉她“小计划”是怎么回事,而且不用怀疑还会告诉她亚历山大反对这个计划。三个男人中,克罗肯定是最喜欢她的,是站在她这边的。他也是最没有魅力的,他只有金钱和权力,而洛奇,甚至加上亚历山大,都是艺术家,这显然给人深刻印象。事实上,她天真到以为在这件事情中,她的审美道德与她含糊定义的自身实际利益是相符合的:必须让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亚历山大。戏剧是亚历山大的,她的朗读需要得到亚历山大的首肯。她错误地以为,另外两位已经支持她和玛丽娜·叶奥合体成为一个王后,以为他们举办这次朗读是想说服亚历山大转变态度。所以她告诉克罗不用搭便车,她马上到家了,只要沿着这条小巷走过去,穿过“边地”就到了。然后,她公然没有穿过某个为她打开的门离开,而是设法单独跟亚历山大留在一起。
亚历山大宽宏大量地说,他很喜欢她的朗读。她说,真是很愉快,尽管是那种特质,因为这段诗文如此兴奋激昂,因为它的意象非同一般。亚历山大说这段台词是整部戏隐喻的核心。她说她喜欢那种缤纷的色彩,那红色和白色。亚历山大说他总是看到红色、白色和灰色的场面,弗雷德丽卡说,他愿不愿意把绿色从门上拿掉,亚历山大说不用,如果太晚了就不用拿掉了,你可以用人工照明辨认石头,他希望。经过这番严酷考验后想来杯雪利酒吗?他边倒雪利酒,边告诉弗雷德丽卡他已经把红色和白色从那首他放进剧本中的有关处女伊丽莎白的小诗中拿掉了。
我看到一个少女坐在一棵树下,
那朵红白相间的玫瑰在她的脸上纵横交错。
纵横交错曾经让他联想到那里已经满是挂饰、图画以及纹章,同样已经覆满红色和白色,鲜血和石头。愿意坐在沙发上吗?对伊丽莎白的个人崇拜的肖像研究感兴趣吗?还是很有意思的。伊丽莎白拥有很多天后的传统品质。玫瑰,象牙塔,沙伦的玫瑰,弗雷德丽卡说,还提到那个被封喷泉的有关细节。她说,那个喷泉就印在他们学校的运动服上。“现在知识已经不再限于一个被封的喷泉了。”那么,那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亚历山大惊讶得发出一声粗俗的大笑。那个,他告诉弗雷德丽卡,是从丁尼生写的有关女权文学的叙事诗《公主》中来的。诗人多少嘲弄了他诗中艾达公主的纯真理想以及蓝袜子[33]们,等等。当然,在此之前,在很久之前,那个被封的喷泉来自《歌谣集》,而且意味非常情色。一座幽闭的花园就是我的姐妹,我的配偶。一眼泉水被堵住了,一座喷泉被封住了。如果那样的话,机智的弗雷德丽卡说,她正喝着第二杯雪利酒,丁尼生正在被解放出来,或者被低俗化,因为他在暗示,常识远非原罪,反而是个好东西。亚历山大说,他担心那是对这位桂冠诗人开的一个玩笑,以纯真的理想主义者为代价,他们宣称拥有通往知识源泉的门径,但事实是,他们可爱的抒情诗朝他们赞美的寓意的反方向奔去,要么非常情色,要么极力赞美婴儿。比如说,猩红色的花瓣睡着了,然后是白色的。那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最具暗示性的诗歌。弗雷德丽卡说,很高兴,里思布莱斯福德女子语法学校的运动衣不仅邪恶而且还有很隐秘的猥亵色彩,它似乎让这一切更能忍受,她很感谢亚历山大告诉她这个。两个人都很清楚,他们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谈论着跟性有关的话题。
他们挪开了些,但没有挪开太远。亚历山大很不理智地又倒了杯雪利。他已经忘记——很奇怪,怎么会忘记——他如何研究伊丽莎白的隐喻,循着她的诗歌,探索到她的画像崇拜研究、凤凰、玫瑰、貂、黄金时代、丰收女王、处女座阿斯翠亚、正义和丰收的纯真的女赞助人这些概念。自己独自在这个房间不停工作,自从完成那部作品以来,没有人评论过那些东西。克罗和洛奇谈论的是戏剧指向、时代相关性、如何删减以便提高进行速度、整体节奏和人物。没有人如此谈论过他喜欢的这些意象,用如此难以描述的自觉的匠心和不自觉的幻觉混合建构。这个女孩捡起这些碎片,像个好到极点的参加高中水平考试的考生,而她当然是到了这个程度的学生。然而,接着,他却变成一个老师。他解释了,一方面,伊丽莎白的座右铭“永远一致如初”[34]在他心中如何开始跟石头的同质性相联系;另一方面,又跟黄金时代的各种永恒事物产生关联。以相似的话语“纵使改变,依然故我”[35]为座右铭的玛丽皇后,让他感觉更像个基督徒,而远没有伊丽莎白对自己永恒的身份有着坚如岩石的异教徒般的信赖。这个似乎有点遗憾,弗雷德丽卡真诚地说,一部跟坚如岩石的身份认同如此有关的戏剧如果由两个女主角扮演会有很大的风险。亚历山大脱口而出,他在这方面远没自己想象的介意。他的语言至少有一半的机会,不会被糟蹋。弗雷德丽卡被希望之火点起来,神采焕发。她说这样的语言太奇妙了,多么生机勃勃的语言,人们会理解的……
漂亮迷人的语言,蔗糖,玫瑰蜜,汝将飞向何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写文章评论“韦德伯恩《阿斯翠亚》中鲜血和石头的意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有人把这些意象整理成颇有用处的列表发表在《教学辅导》上,帮助那些水平不济的高中水平考试的考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整件事被斥为堕落的个人现代主义令人目瞪口呆的最后的突然发作,充满了毫不相干、颇具破坏性的文化怀旧病,杂乱无章,陈腐不堪。诗剧的复兴在一开始就该被看清是一条死胡同。
那天,因为从亚历山大那里得到的回应是保留、曲解和部分赞同,弗雷德丽卡决定改变话题。她指着那个女人的照片,过渡得很轻松,问他那是什么。
亚历山大说,是罗丹的《达奈德》。他走过去站在照片下面,开始仔细研究她心不在焉的眼神上滑过的光彩。
“瞧这线条多好,快看。”
他的食指顺着大理石般光滑的皮肤下那条伏卧着的大理石脊梁滑过去,从凹陷的颈背到浑圆的屁股,半月形逐渐消失,闪亮逐渐变成黑色,这是个暧昧的姿势,既具有纯粹的教学意义,又有纯粹的肉欲味道。弗雷德丽卡望着移动的手指,看着这件雕塑。
弗雷德丽卡强烈地意识到,她的兴奋超过了亚历山大本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指教过欣赏一件视觉艺术品。这种无言的感官沉思对亚历山大来说很平常,她看得出来,对她而言却是全新的。她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曾在没有语言相辅助或者转译的状态下凝视过一幅画或者一件雕塑,甚至一片风景。语言深深地植根于她的内心。那是比尔的功劳。比尔把她自己最初讲的那些话描述给她听,回唱给她听,当着她的面津津乐道地对别人重复那些话,无意识中提高了她的语言能力。他过去总是读啊读,不停地读。
但是,比尔对非语言创作的形式毫无兴趣。每当开始接触色彩、光影或者不是用语言创作出的声音这类东西时,他的表现就跟自己宗教背景相同的任何其他道德化十足的市侩没什么两样。他不肯承认这点,但是他用每个动作、每个判断,传达一种感觉,认为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是不道德的,相对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的基本文明而言顶多是些附属品。
所以,弗雷德丽卡很早就根深蒂固地认为,《李尔王》比别的任何东西都要更真实、更智慧,她从来没有惊讶到足以自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要写出一部戏剧,却不直面种种冷酷的真相,有关老迈、颤抖、桀骜不驯的女儿们,以及愚蠢、怨恨和死亡的真实现状?或者质问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写《西风颂》而不是与情人共度良宵或品味相思的甜蜜与苦涩?由于一无所知,她想象诗歌和戏剧在某种程度上要比事物的意象更加真实。但是看着亚历山大对《达奈德》脊梁娴熟的描述,她受到这种陌生性的强烈触动乃至惊奇地认为,一个男人可能会选择创作一个大理石女人,另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可能更喜欢站着欣赏那块石头,而不去……做别的任何事。回到家后,她会想象坐在那张沙发上的其他场景,想象那只手指在她自己的脊梁上滑过去,但她甚至足够清醒地知道,那个时候这种想象的滋味就已经足够,很足够了。于是等亚历山大有时间为自己的任何举动感到后悔之前她就脱身而去,对她来说,那可谓难得的优雅时刻。
亚历山大很快就被自己的举动搞得痛苦不已。他非常清楚,向别人展示某些东西,特别是自己的东西,意味着什么。这仅次于赠送礼物。他曾向珍妮弗展示过《达奈德》,曾对珍妮弗谈起过石头的神秘性,当时他们就在一起细赏他的锥形石堆。珍妮弗不像弗雷德丽卡,她能够口若悬河地赞美,对他的东西已经达到了几近私密的熟悉,能够区分出石头之间细微的差别,找到形容词去描述女人炽烈的绝望:她知道那是绝望。珍妮弗还给他的那些东西增添了些额外的物件,韦奇伍德碗里的球茎就是她送的礼物。她打开花店白色外包装时都哭了,因为这些东西得用杰弗里的钱买,没有什么是她真正给予的。亚历山大的一根手指从这些大理石男人和少女们的上方滑过去,在《拿烟斗的男孩》下面停住,那个男孩是他最私密、最不可告人的笑料。
那个男孩头上戴着模糊又颓废的橘色玫瑰帽冠。他挨着一堵土烧墙坐着,那堵墙上画着淡淡的白色条带扎起来的盛放的花束。他的脸看起来粗糙、严峻、堕落、干净,像在评判着什么。他穿着紧身蓝色夹克和裤子,膝盖分开坐在那里。大腿间,衣服的褶子显示出绝对的性征模糊,褶皱很深,硬硬地鼓起:他可能是任何东西,或者更有可能什么都可以是。一只手放在双腿之间,一只手握着干净、短而粗硬的烟斗,令人尴尬的是,朝里冲着他的身体。不曾有客人对亚历山大评论过男孩这些非常明显的特征,他们也没有提过什么建议,也不曾像对待某幅高更的**或者罗特列克的妓女那样的名作一般,提出把它拿掉。也许他被同化到江湖艺人的那种氛围里,天地之间充满彩色条块,两者都沾染些许,显得虚无缥缈。
亚历山大想,他知道这个男孩是什么人。他同样永远都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人:一个向狂热的女孩们展示罗丹的《达奈德》的男人,却始终在他的墙上挂着这个男孩的画像,以之作为博学的典范。不是因为这个男孩有多么讨人喜爱——他并不可爱——而是亚历山大对他的感觉最接近某种邪恶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