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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義理之展演（第2页）

孔子又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這裏所說的「禮」，並非指婚、喪、士禮如儀禮十七篇所載，而是指的治國平天下的大禮。修、齊、治、平之事，在春秋時皆屬「禮」，今應稱之為廣義的大禮。冠、婚、喪、祭乃是一種狹義的小禮。孔子對整個國家社會天下治平之大禮，不僅西周，即夏、商以來三代傳統一切大禮，皆所研尋。只因杞、宋兩國不够用來證明，孔子只是心知其意，其博大深微處，無法引用與人共見者來作證。其弟子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答道：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禮承襲於夏，但有不同。周禮承襲於商，亦復有不同。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禮，是在一大傳統之下有損有益，有增有減。他瞭解它們之問的變化，與其所以要變化的道理。從他這一套歷史知識來透視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暸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規範，大準繩。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他預知歷史必然有變，但有些必然不變。所謂「變」，只是在一大傳統下有的增添些，有的減少些。這是孔子一套最偉大的「歷史哲學」。用以前學人語，應稱之為「歷史因革論」。（清代惲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論」一名詞。）但孔子治史，雖是三代一貫而下，而其精神嚮往則偏重在周代。所以他只推崇文王、周公，又說：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他並不甚推尊殷代的先王先公。近代有人卻說孔子是商民族之後，好像他內心不忘殷商，有意復興。那真是臆測之談。但孔子雖說「從周」，也不一意悉遵文王、周公，所以又說「吾其為東周」。他要跟隨周代再向前變，卻非要上復殷周之舊。這是明白無疑的。

再看孔子對顏淵問「為邦」，更知端的。顏淵問為邦，孔子說：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難道只此夏時、殷輅、周冕、舜樂便可包括了國家大政之一切嗎？我們又該問為什麼曆法要用夏代、車制要遵殷代、冠冕用周代，而音樂又要遠法虞舜？我們應把此處所舉四條會通看。我們今天已距孔子兩千五百年之久，當然不能把此四條具體詳說。但孔子博釆前古，斟酌損益，有因有革，求適當前之意，則顯然可見。而其「行夏之時」一項，秦漢以下終於依照孔子意見，直至於今。可見孔子所謂「損益可知」，是確有歷史證驗，非同空論。

我們今天來研究孔子思想，不應該單把眼光全放在所謂忠恕、一貫等上面。孔子六藝之學，四科之教，我們都該注意。孟子則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但論語孔子極稱管仲，人所盡知。孔子又說：「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若我們細讀左傳，便知孔子對桓、文此一批評，乃是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講身心、講義理，所講可謂與孔子並無二致，有些處講得格外詳盡，更加邃密。但孟子講學，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門下，便無四科可分。其論及為邦治國之處，也像是只及其大&15267;。滕文公問為國，孟子雖亦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說：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子。

他學生問「周室班爵祿，如之何？」孟子答道：

其詳不可得聞。

這和孔子能言夏禮、殷禮，詳略精粗，顯有不同。談到民生問題，孟子只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談到如何統一天下，孟子只說：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這就是孔、孟講學顯有不同處。故孔子卒後，其學生為諸侯所爭用，就連再傳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等，也是極受時君重視；孟子學生像萬章、公孫丑輩，皆不能在實際政治上有所表現。這當然因時代不同，事變相異，不能一一拘泥比論；但亦可反映出孟子講學與孔子有不同。

三

孟子以後有荀子。荀子著書極重視「禮」。他書中講究富國強兵，也多具體說話。他的門人也在政治上多有活動。韓非、李斯更是著例。清人常說荀卿有傳經之功。若把孟子與顏淵、曾參相比，荀子則近似子游、子夏。論語雍也篇：「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荀子書中多論到「儒」之分類，而孟子七篇往往高論師道，絕不見一「儒」字。亦可謂孟子重「師道」，荀子重「儒術「。孔子則兼此二者。道遠而分，有此兩歧。

漢初經師，往往為荀卿弟子或其遞傳，故漢儒治經，多屬荀學系統。但不如清儒之拘狹。漢儒雖在訓詁章句上用力，但主要則欲「通經致用」，如賈誼、董仲舒都在政治上發抒重大意見，尤其是董仲舒建議當朝「罷黜百家，一尊儒術」。漢武帝設太學，立五經博士，皆遵用仲舒之意。即如張湯，依兒寬判法，大為武帝稱賞。寬治尚書，為歐陽生弟子，乃伏勝之再傳弟子。又如魯申公，武帝初即位召至京師，他告武帝說：「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其弟子趙綰、王臧欲為武帝創制變法，遭竇太后反對而止。但此下漢廷重用儒生，至東漢猶然。

綜觀漢代儒家，大抵可分兩大類：一在太學為博士。雖亦通曉政治，要之以講學為主。一為從事實際政治工作者。兩漢治平實績，不得不謂乃漢儒之貢獻。直到季漢大儒如鄭玄、王肅，其經學分派，實即是政治分派。康成生平未涉政治，但他的經注，常把當代實際制度為經文作證。

他還是治經而通政治的。當時的經學，在政治上有領導地位。王肅對政治上有野心，乃不惜偽造古書，企圖先在經學上壓倒鄭玄。

南朝門第鼎盛，大門第必重禮，尤其是喪禮服制；子與姪及一切親疏嫡庶承襲爵位和產權等複雜情形，都將由喪服的等差中表現出來。劉宋雷次宗最善講喪服，乃與鄭玄齊名，一時有「雷、鄭」之稱。又我們歷史上有三次政治大興革，都欲根據周禮來推出新政，一是漢代王莽與劉歆，一是宋代王安石，中間是北周時代的蘇綽。蘇綽創制，下為隋唐承襲，開統一盛運之復興。我們不能否認雷次宗、蘇綽都是大儒，他們都能用經術在實際事務上作貢獻。直至北宋初趙普，自說用半部論語幫太祖定天下，要再用半部論語來佐太宗致太平；那是漢唐儒生一貫相傳之抱負。

但孔子所講的一套治國平天下道理，漢人過於強調了，因而忽略了孟子那一面所偏重的心性義理的另一套。於是道、釋兩家乘虛而起，把這一套搶去。直到唐韓愈起而提倡師道，推尊孟子，他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軻之死而不得其傳。」他自己起來攘斥老、釋，自比於孟子之「闢楊、墨」。但昌黎好友裴度，同時也是昌黎的上司，他卻是信佛的。他似乎也認為修養心性的一套，應從佛門去求。他同時在政治上有其卓越表現。這是治國平天下的另一套，則是周公、孔子傳統。退之同時李翱，也受佛學影響，著復性書，提出中庸一書，認為中庸理論高過釋氏。

此後韓、李學說影響宋儒。范仲淹是宋儒中第一個開新風氣的人。他內為宰輔，外扞邊圉，常說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帶兵去西安，張載時屬青年，因是關中土著，熟知關中兵事地理，以萬言書請謁，獻其用兵之計。范文正告訴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送張載一本中庸，勸他回家細細研讀。歐陽修推獎王安石，希望他做韓愈後起；荊公卻以孟子自期，不願僅為一文學家。此等皆可看出宋代儒風之變，顯與漢唐不同。

但在北宋時，孟子地位雖已提高，卻還沒有確立。馮休有刪孟，李觀有常語，司馬溫公有疑孟，都是攻擊孟子七篇的。直到二程子顥、頤兄弟，纔正式提出四書，大力表章孟子書中義理，主要從教育方面著手，引導人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朱子、象山繼出，孟子地位始為確定。大體說，宋代理學家接近孟子，近人稱為「新儒學」。漢唐經學家則比較只看重孔子，上與周公並尊，而不免看輕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學畢竟與漢唐經學有其不同。到了明末大儒，如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黃梨洲（義）諸大儒，嫌陽明學之末流陷於空疏，纔有再從理學返向經學之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