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十二章奥德赛（第2页）

在和墨西哥总统会谈的过程中，拉蒙特遇到了与每一次全球债务危机相伴随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危机的受害者以违约相威胁，除非得到更多的钱。对于一个违约的国家来说，银行家们除了给予提供新贷款的希望以外，最终还有什么影响力呢？拉蒙特后来向国务卿休斯报告说，奥夫雷贡“并没有看到政府履行其偿债责任有何好处，即使偿债的数额大大减少，除非同时能得到获得大量新贷款的保证”。（15）由于结构上的障碍，拉蒙特提出为何不能采取这个措施：因为负债的形式是债券，资本市场不可能再吞下更多的墨西哥债券，所以贷款有内在的限度。拉蒙特告诉奥夫雷贡除非部分地偿还旧债，否则就不可能提供新的贷款。墨西哥人回答说应该根据他们偿债能力的比例来还债——这个理由在日后对银行家们来说熟悉得可怕——而且要减少一半的本金。

拉蒙特开始感到奥夫雷贡总统心里有个秘密的计划。通过把原来答应用于兑现违约债券的关税收入扣压下来，墨西哥压低了债券的市场价格。这样做是很方便的，因为墨西哥政府可以用关税收入来购回市场上贬值的债券。拉蒙特认为这是在欺骗信任他们的债券持有人。在这时，他仍然坚持债券应以票面价值兑现。他试图吓唬墨西哥人说，违约将使国际市场抛弃墨西哥，从而使之永远得不到贷款。

当拉蒙特提前两天离开墨西哥时，他派了武装警卫在他下车的火车站月台上站岗。事后才知他幸免于难：当他到达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时，才得知暴徒们准备根据他原来的火车时刻表袭击他的火车，绑架他，然后要求50万比索金币的赎金。（16）回到华尔街23号以后，拉蒙特接到杰克·摩根的一份电报，里面发泄了对墨西哥的厌恶之情。杰克认为，让墨西哥偿还他父亲在1899年的一笔贷款关系到他家族的荣誉问题：“我想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不会如此**裸地宣布不守信誉，全然不顾金融业务的体面和道德。但愿你没有遭到太大的麻烦，祝贺你及时脱身，没有被他们掏了腰包或抢了手表。”（17）杰克再次体现了在海外的银行政策，而拉蒙特则表现出一位外交家不偏不倚的职业风度，因而更加适合于外交时代。

当时的一种趋势是把这个阶段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描绘成反动的饕餮客。在拉丁美洲，他们当然倾向于强有力、独裁的政权。但是，极权也好，放任也好，不管是何种形式，他们所偏爱的与其说是某一种政权形式，还不如说是稳定。也许银行家们比当时的工业企业家们有着更高的道德标准，摩根财团和石油公司在处理墨西哥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石油界试图说服银行家们抗议那令人憎恨的1917年墨西哥宪法。墨西哥提高了出口税，而且根据政府规定，石油业主在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土地上开采石油要首先取得特许权，他们对此也是怒发冲冠。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公司都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承销债券，标准石油公司、德克萨斯石油公司和辛克兰石油公司都纠缠着拉蒙特参加他们反对墨西哥的运动。到1921年，墨西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是美国石油巨头的重点地区。

拉蒙特不愿意加入石油巨头和墨西哥之间含糊不清的、往往是狂暴的斗争，从而破坏他的债务谈判。他也敷衍了事地为他们做了些游说工作，但一般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石油巨头们并不讲究战术，恣意践踏不听命于他们的政府。拉蒙特在1921年从墨西哥回国以后，标准石油公司的首领沃尔特·蒂格尔转给他一份未署名的墨西哥人的备忘录。蒂格尔在附信中轻快地说：“总的说来你可能会有点兴趣。”（18）

这份保存在拉蒙特案卷里的备忘录令人震惊，简直是贿赂整个墨西哥政府的蓝图。它首先把墨西哥的国家要人说得十分卑劣：“墨西哥人，特别是墨西哥传统的职业政客，经过400年的训练以后，被两个动机所主宰：其一是害怕力量——武力，其二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对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呼吁是不会被理解的。”

这位匿名作者继续写道，使用武力代价太大，好像在墨西哥的动机只是为了金钱。他认为奥夫雷贡被党的激进分子所挟持而无可奈何，不可能满足他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将军的要求。如何使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要摆脱这种势力，把权力归还总统，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具有财力来一统天下。钱会改变他的内阁，改造他的议会，使他控制各州州长，让他能撤消或修改目前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律。”

备忘录的作者建议成立一个墨西哥银行，以便为奥夫雷贡提供足够的资金——这也就是摩根财团应该参与的方面。这家银行可以挂上农业开发银行的牌子，但是其存在的目的是出钱，由奥夫雷贡个人支配。作者的结论是，大大方方地塞钱，将会取得奇迹般的结果：“他内阁里的不良分子将会得到一笔钱，被派到国外去担任一个美差。他的议会中的一些碍手碍脚的激进分子可被排除。很快可以看到激进的反对派一旦拥有财富，就会成为稳定的保守力量。……这样的一个银行就可以主宰整个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生活，而这种机构的美国董事也可以和华盛顿保持密切的联系。”（19）

从拉蒙特的案卷里看不到任何答复或后续行动。也许他是口头答复的。很可能他大大地吃了一惊。他也可能认为沉默是表达蔑视的最雄辩的方式，或者至少可以避免和一位重要的客户发生冲突。拉蒙特决不是跟在政治唱诗班里人云亦云的人。但是摩根财团也不想与肆无忌惮的卑鄙行为有染。银行有严格的政策不准支付所谓费用或佣金，通常以新英格兰式的刻板态度对这种要求漠然置之。标准石油公司的备忘录以美国20年代在拉丁美洲经商行为的阴暗的标准为参照，为摩根银行的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

此后在20年代初进行的墨西哥债务谈判可以三言两语地加以总结。取得的一些胜利都是昙花一现，紧接着便是新的违约和绝望。拉蒙特的天才手段最多也只是在短时间内起到缓解作用。1922年，他和墨西哥的财政部长德拉韦尔塔谈判了一项协议，使奥夫雷贡赢得了他所渴望的美国的承认。这项协议要求拉蒙特作出巨大的让步，包括减少利息付款，分45年还清。这项协议在1924年初暂时中止。除了其他因素以外，石油公司报复性地转向政治上更加顺从的委内瑞拉而使墨西哥的石油生产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25年又达成了另一项债务协议——这次第一笔付款降到可怜巴巴的1070万美元。但是这项协议很快又被撕毁了。原先大胆地要求全额清偿的银行只得接受比原贷款越来越小的数额。在20年代末最后处理这笔墨西哥贷款时，拉蒙特发现他的谈判对手居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意想不到的足智多谋的德怀特·莫罗——他从前的合伙人、新近任命的驻墨西哥大使。

共和党逃避承担全世界的责任的态度，为摩根财团提供了新的机会。哈丁、库利奇和胡佛政府颂扬企业家，蔑视政客，拉了一批金融家在经济会议上当他们的代表。这一举动反映了20年代对企业界人士的崇拜，他们被称为具有远见的能解决问题的人，政客办不到的事他们就能做到。这种新的状况很适合摩根的合伙人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和拉塞尔·莱芬韦尔，他们把自己想象为金融外交家，有时候自嘲自己技术上干不了银行业中那些较为平淡无奇的业务。在20年代，摩根合伙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参加海外的会议，作为共和党政府的合法掩护人，他们的全球意识之强，连他们自己都不想承认。因此，摩根银行从为它所悲叹的孤立主义中获益。华盛顿使用了与第一个中国银团相同的私人代理人。

如果说私人银行家新居尊位，那么他们就和掌握了新的权力和自主权的中央银行家们共同分享此种殊荣。在盲目乐观的背后，爵士乐时代是一个绝望的时期。民众已经把政客们看透了，这批人把他们卷入战争，然后又争夺赔款和为战后的安全大吵大闹。一批西方中央银行家希望超脱于这种政治机会主义，组成一批银行业的精英，专心致志地执行健全的经济政策。他们推崇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不受限制、平衡预算和强化币值。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是维持金融准则，推动政客们去实施痛苦而又必要的改革。

这一潮流的美国代表人物是纽约联储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当哈丁和库利奇政府不愿承担战后欧洲重建的领导责任时，这个责任就落到了斯特朗身上，他是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搭桥人。斯特朗和摩根如出一辙，他是17世纪清教徒的后裔，神学家和银行家都被视为他的先辈，而且他本人还是纽约中央铁路监管的儿子。斯特朗和他的摩根朋友们一样，既站在国内的立场上持有保守的观点，又能放眼世界接受欧洲的思想。后来胡佛批评他是“欧洲的思想附庸”。他受制于不能对外国政府直接贷款的规定，故而需要一家私人银行来作为他的融资工具。他就去找摩根财团，因为摩根财团曾经得到过他极大的好处。事实上，摩根和斯特朗的友谊极大地嘲弄了这种想法，即认为新的联储体系会抑制私人银行的权力。在20年代，该体系的新权力掌握在自由街纽约联储的新的佛罗伦萨式宫殿之中。

斯特朗常常热情非凡而转瞬间又会勃然大怒。他和圆滑的摩根合伙人不一样，他情绪变幻莫测，心境不宁。他的第二任夫人和他离异，他在1916年又患上了结核病，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不能到银行上班。也许由于个人的失意所致，他狂热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联储。他试图赋予联储以英格兰银行式的严峻而无懈可击的尊严。斯特朗是美国银行业的巨子，他用中央银行业务的艺术来教育尚无经验的联储理事。

蒙塔古·诺曼在英格兰银行摆设着红木家具的办公室里神秘地统治天下长达24年。他天生就担当此任。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一个长期担任银行的董事，另一个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他本人是通过布朗·希普利公司（纽约的布朗兄弟公司）的英裔美国商人银行再到英格兰银行来的。诺曼得了很多雅号——疯子、天才、癔想症患者、狂妄自大者、阴谋家、偏执狂、幻想者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名副其实。一位银行家说他像“范戴克的油画——身材高大，蓄着尖尖的山羊胡子，头戴大礼帽，就像斯图亚特王朝的大臣”。（20）他长着男巫师般的脸——瘦骨嶙峋，尖鼻子，尖胡须。尽管传说他有西班牙籍犹太人的血统，但他具有刻骨的反犹太倾向，也许这正是为辟谣。他穿着葬礼似的黑色服装，头戴宽边礼帽在各处出现时，他那装饰在领带上的翠绿宝石使他保留着东方的光辉。他生性敏感，情绪紧张，每当发生货币危机就会精力衰竭，腰痛发作。他一旦发起脾气来，平时抑制住的歇斯底里症就暴发出来，会把银行的职员吓得魂不附体，对他的命令也就绝对服从。他只有淡淡的笑容，很少会哈哈大笑，似乎这样会打破他的神秘性。他骄傲而爱虚荣，如果两个小时不吃东西，他就会说“饿得晕了”。

诺曼的一位传记作家描绘他给人的印象是“显得永远不断地在搞阴谋诡计”（21）。这跟他觉得自己在从事中央银行业务的心态是相吻合的，他以教士般的神秘态度来对待这个行业，这个只有在幽暗之中才能进行得最佳的典礼。他说：“英格兰银行是我唯一的情妇，我心里只有她，我把生命献给她。”（22）对诺曼来说，中央银行家不向任何选举产生的代表负责，而是只对更高的原则负责。当有人责问他时，他总是引用一则喜爱的阿拉伯格言：“狗尽管去叫，但是商队继续向前进。”（23）他单独接见来客，好像他的办公室是个忏悔室，他也了解有权势人的内心深处的思想。多年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坚持让其他人一起参加他们在白宫的会谈，把他搞得精神涣散，拆穿了他男巫的魔法。正是从诺曼的身上，引起了华盛顿对英国金融家的担心，感到这种人都是老于世故，诡计多端。

摩根财团是诺曼重建欧洲经济战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有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对于在欧洲行使权力心存疑虑，非常矛盾。即使摩根合伙人对此也持有很大的怀疑。在1923年成为摩根合伙人的美国财政部前官员拉塞尔·莱芬韦尔对英国财政部的巴兹尔·布莱克特说：“我们感到我们（在战争期间）帮助你们摆脱了困境，现在你们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从来没有兴趣搞世界金融，而我们短暂的经历也没有发展这种兴趣。我们喜欢你们，希望你们繁荣富强、幸福、和平，但是我们不喜欢你们玩的游戏，也不喜欢你们的玩法，不想被迫坐在那儿玩。”（26）诺曼喜欢这个游戏。他骨子里有股帝国气息，想保持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让英格兰银行继续充当世界货币体系的仲裁者。在摩根财团的帮助下，他将在1920年代行使他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远远超出他手上微薄的资金所能给予的力量。

诺曼大处着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为中欧的重建是恢复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规定重建贷款免受禁止对外贷款的限制。在他的领导下，摩根首先卷入了对奥地利的贷款。在1921年下半年，英国打听杰克对向奥地利提供贷款的态度，表示英国政府将以哥白林挂毯作为附属担保品。第二年，奥地利财政部长金博克博士请求巴黎摩根-哈耶斯公司的迪安·杰伊提供贷款（公司现在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有个漂亮的总部）。金博克列举奥地利面临的饥饿、贫困和奥地利先令严重贬值等困难，也要求以挂毯和艺术品为附属担保品提供贷款。（27）起初，摩根财团对这种非正统的要求直皱眉头，担心会造成“典当业的印象”（28）——即使是乞丐来找摩根也得衣冠楚楚。拉蒙特——现在号称摩根帝国的国务卿——心里也在思忖别的银行会不会提供这笔贷款。他的担心是，由于J。P。摩根公司曾经是为协约国融资的银行，并且是英国和法国的财务代理人，选择摩根银行不是很合适，甚至可能引起奥地利的敌意。

步奥地利后尘的是德国。1922年初德国就已请求减轻繁重的赔款。英国颇表同情，但是法国怨气未息，列举了战争在其国土上造成的大面积破坏（安妮·摩根出手不凡，正在召集数百名美国妇女重建法国乡村，为学校、医院和图书馆筹集资金。作为筹资者，她的“患难法兰西的美国盟友协会”团体在1921年7月联合组织了杰克·登普西和乔治·卡尔庞捷的拳击锦标赛）。德国想得很妙，他们采用最有效的违约方式，扩大了货币供应，大打赤字预算，对马克实行贬值。这产生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致命副作用。德国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战争赔款的价值，协约国感到受了欺骗。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区。愤怒的士兵把造币者手中的纸币夺过来撕得粉碎，并把海关掌握在手中。

蒙塔古·诺曼警告本·斯特朗说，被占领的德国土地是世界的“黑点”，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德国仍然是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诺曼把德国的复兴视为他的欧洲繁荣的总体规划的关键所在。他曾在德国学过音乐，个人对德国很有感情。华盛顿同样对德国的复兴极为重视。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工厂生产能力大大过剩，需要出口市场来吸收其剩余能力。美国公司也迫切想得到德国的先进技术。

其结果，英国和美国作出大量承诺，使德国的经济保持稳定，摩根财团在其中起了中心的作用。拉蒙特后来写道：“英国和我们自己都把德国作为欧洲世界的经济中枢。我们所担心的是，除非德国得到重建和繁荣，欧洲大陆的邻国都会疲弱不振。”（29）前几代的银行家恐怕从来不会对西方世界的命运如此焦虑，或这么直截了当地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杰克·摩根在德国态度上180度的大转变鲜明地反映了外交时代的新要求。在1922年，国务卿休斯和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请杰克以“私人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全球银行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考虑向德国提供国际贷款。杰克对德国深恶痛绝，在战后曾发誓说美国再不应该跟德国做生意。当时他和布卡卢门撒尔已经加紧对华尔街德籍犹太银行家的监视。因此，杰克接受休斯的建议一定令人摸不着头脑，特别是他还在巴黎受到铺天盖地的报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巴黎消息告诉我们，自从威尔逊总统抵达法国首都参加凡尔赛和会以来，任何一位美国人都没有像J。P。摩根出席这次国际银行家会议那样受到这么大的注意。他象征着美国可以帮助欧洲重建的巨大力量。”（30）杰克言谈举止十分得体，对给予德国贷款提出了合理的保留意见，同时不得不把他个人对德国的极端观点压在心中。

与此同时，德国的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政府拼命印钞票，连报社印刷厂也被征用。30家造纸厂日夜开工，以满足银行纸币的需要。价格飞涨，妻子在工厂门口等待丈夫，拿了工资就往商店里奔，以便赶在下一轮涨价之前把东西买到手。1922年1月，约200马克折合1美元，而到1923年11月，要40亿马克才能换1美元。寄到美国的一封信的邮票要10亿马克。最后竟达到如此荒唐的程度，价格每小时翻一番。

为了恢复德国的元气，1924年初再次开会。摩根财团又一次代表库利奇政府，库利奇政府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事实上，关于德国儿童挨饿和出现极端行为的报道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非常担心。休斯选了跟J。P。摩根公司关系密切的两个人作为这次会议的两位美国“私人代表”——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扬和单独参与1915年英法贷款的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斯将军。德国问题险象环生，道斯在奔赴欧洲前开玩笑说：“反正得有人去收一堆垃圾，或是摘取胜利的花环。”（32）这些生意人只是一般老百姓的说法则不变。

这次会议产生了解决德国问题的道斯计划。这个计划充满了金融创新和政治风险。它把赔款按比例往后推迟，根据德国的支付能力来确定。计划还规定协约国将选择一个总代理来统辖德国的经济和赔款的支付。这就有效地把德国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许多赔款的付款都是通过摩根银行处理的）。德国抵押给了协约国，其铁路和中央银行都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后来成为纳粹不可多得的最好的宣传材料。

使德国能够接受道斯计划的原因，除了该计划允许德国收回鲁尔区以外，还使德国有望得到来自纽约和欧洲的一大笔贷款。赔偿主要将用借款来偿付。德国现在已被逐出金融界，各地的银行都对它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蒙塔古·诺曼考虑得很为周密：“要想做成这笔贷款，只有通过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的J。P。摩根公司。”（33）国务院再次在幕后指导策划。休斯对摩根财团说，如果道斯计划因得不到美国的参与而流产的话，那将是一个“灾难”，“极为不幸”。这种官方的意愿从未被漫不经心地置之脑后。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将看到沙赫特扮演了众多的角色——纳粹金融的邪恶的天才、反对希特勒的勇敢策划者、纽伦堡法庭上喧嚷的自认为清白的被告。但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正值他志得意满之时。在沙赫特执掌之下，帝国银行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使诺曼的欧洲银行家掌握自主权之梦更加美满。沙赫特此人充满睿智，喜好自我陶醉，满口都是各种出格的比喻，夸大其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向摩根和拉蒙特保证偿还道斯贷款。他不无献媚地说，美国提供的这笔贷款“如无有名望的摩根银行在道义上的认可，则将完全不可能成功”。（35）对J。P。摩根公司来说，关键是这笔贷款要比对德国的其他债权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摩根银行在德国没有其他未偿贷款，这笔贷款只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压力之下才参与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笔贷款发生违约时，摩根银行对这一事实一再大声嚷嚷。后来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中，拉蒙特辛辣地提醒沙赫特不要忘了当年他油嘴滑舌的保证。

为了给这笔贷款加上国际性味道，债券的一半在纽约发行，另一半在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发行。纽约发行的1。1亿美元受到热烈欢迎，超额认购。这笔贷款似乎解决了德国的问题，减轻了金融市场的压力。这使华尔街大为振奋，推动了对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贷款。对于魏玛德国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德国成为这10年中最大的主权借款国。美国资本和公司对德贷款趋之若鹜，其中有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等等。德国失业率急剧下降，经济滑坡得以扭转，进入5年回升期。这一复苏为希特勒造就了极好的工业基础，并使他有资金用于大规模的军备。与此同时，世界陷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哑剧，美国付给德国的钱用来作为赔款，付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钱送回美国偿还战争债务。

1923年8月，沃伦·哈丁总统死于血栓。他的接任者卡尔文·库利奇对世界债务问题并没有更深的领悟。他非常强硬，协约国必须偿还战争债务——“他们难道不是借钱了吗？”他这么问，而且还继续认为这些债务和赔款没有关系。（37）但是，只要美国要求偿还战争借款，协约国不可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有所松动。

赔款问题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摩根为充当德国的新的经济沙皇——总代理而卷入了一场争夺战。新闻界大肆渲染，声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执掌此帅印者将能主管德国的经济。他将能从德国挤出最后一分钱，而又能延缓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德国想让美国充当这个角色，希望它能起一点缓和作用。在华尔街，在摩根合伙人德怀特·莫罗的背后，已经形成了推荐他出任总代理的强大共识。

莫罗是库利奇总统的老朋友，已经被推荐担任许多政府的职务。他个儿不高，戴着眼镜，有点书生气，是摩根的哲学大王，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伟大气质。现在，他的机会到来了。他有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在私营部门有杰克·摩根、查尔斯·道斯和欧文·扬，在内阁则有休斯和胡佛。在1924年7月白宫的一次长会以后，他似乎是一个十拿九稳的取胜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白宫认为任命莫罗可以保证道斯贷款的偿还。

但是，第二天，在另一次白宫会议上，美国驻德国大使阿兰森·霍顿反对任命莫罗。他说选择摩根合伙人将挑起德国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会断送道斯计划。会议争论激烈，拖得很长，一直折腾到半夜。尽管库利奇面对老朋友作了推荐，但是对莫罗的提名还是夭折了。道斯后来解释说：“霍顿十分严肃地指出，任命摩根公司的一位成员，也许会给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从而击败共和党政府。因为他们将会蛊惑人心，叫嚷说这是国际银行家的阴谋，目的在于将德国逼上绝路，而不是帮助德国。他指出这是德国政府本身私下的观点。”（38）

其他分析家认为库利奇抛弃老朋友的原因主要不是战略伎俩，而是胆怯。由于摩根在战时所起的作用，它一直遭到中西部地区德裔美国社区的诅咒。库利奇的助手们显然提醒他避免与莫罗有涉。这一事件说明，即使在保守的共和党政府执政的10年期间，摩根银行也还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

在柏林的5年期间内，吉尔伯特监督了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的支付。作为德国的经济沙皇，人们在模仿的加冕礼中焚烧他的模拟像，并诬蔑他是新的独裁者。他显然从未学会说德语，只是一味工作，从不参加文艺活动或是进入德国社会。他尽管年轻，却是个非常严厉的工头，不断地责备德国人财政开支过于铺张。他认为他们只要执行健全的财政政策，是可以偿还赔款的。另一位财政部长保罗·莫尔登豪尔指出：“他说话又笨拙又傲慢，咕噜咕噜的，谁也不懂他说的英语。”（41）但是吉尔伯特撰写的有关德国财政状况的报告却在清晰和准确方面堪称典范，使他在英美金融界名声大振。他将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

德怀特·莫罗很快就把失去此机的遗憾抛在一边，并为他避免背上一个包袱而感到庆幸。他不久后写信给休斯，吐露了他对道斯计划的怀疑。即使在世界庆祝伟大胜利的时刻，摩根财团内也涌动着一股深深忧虑的潜流。莫罗声明：“恰恰是德国所受的外国的控制，使我们对于道斯计划的永久胜利表示担心。……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几年以后这笔贷款会在德国很不得人心。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德国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后，肯定会想到这个第一流的大国受到何种控制，而不会想到把鲁尔区还给他们了。”（42）这种担心是有预见性的，因为纳粹的根本信条是国际银行家们把德国强行推入了道斯计划。摩根财团将承担20世纪20年代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