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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圣人（第1页）

第十五章圣人

德怀特·惠特尼·莫罗和汤姆·拉蒙特，要为争夺摩根首要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殊荣而一决雌雄。莫罗在20世纪20年代的名望大大得益于他与总统的友谊。当库利奇总统就职时，记者们向莫罗蜂拥而来，请他发表评论，并对他可能得到的高位做种种猜测。他俩是阿默斯特学院1895届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室友，相处一年。他俩都记得，当年他们曾坐在山顶上，纵情展望未来。据说，在大学四年级时，大家都一致推举莫罗为“前途最辉煌者”，只有莫罗投票选了库利奇。莫罗后来说：“库利奇在大学是非常文静、矜持的人。”他是能够窥见总统内涵的少数人之一。（1）

莫罗是学古代文明史的，他想给20世纪20年代世俗的、甚至是肮脏的世界披上浓郁的古典色彩的外衣。他在20世纪20年代领导“阿默斯特学院推举库利奇加入总统委员会”时，为他的老朋友树立起一个光辉灿烂的形象：“库利奇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是超验主义哲学家和务实政治家的奇妙结合。”（2）莫罗同样不乏溢美之词，对拉蒙特说：“我想，产生库利奇这样的人来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真是一个奇迹。”（3）而库利奇谈起莫罗，同样深表敬意。库利奇说莫罗敏而好学，却没有通常的书呆子气。“他待人友善，富有同情心，但同时又总是很有尊严……他毫不自私自利，也从不想出人头地，或击败任何人。”（4）

有人猜测，库利奇巧妙地以莫罗自己所向往的那种学者形象来表现他。在1920年竞选总统时，莫罗把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写的四卷书寄给库利奇。库利奇在竞选的旅途中令人难以置信地回信说，他几乎把四卷书通读了一遍。库利奇说：“我认为总的来说，他的论点是对的。”但又补充说：“我不认为人类的存在像他说的那样，建立在美元和美分的基础上。”（5）人们说库利奇深知莫罗的能力和特点。莫罗称呼他为“亲爱的卡尔文”，而库利奇则通常以“莫罗先生”作答，似乎他不是在给老同学，而是在给一位年长的智者写信。

莫罗和拉蒙特及拉塞尔·莱芬韦尔一起，为摩根财团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从而使之成为“银行家之家”而名声大噪。他们舞文弄墨，发表演说，参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担任基金董事会董事等。他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这样一批信徒：相信企业家能凭其智慧，管理美国的政治事务。莫罗身材矮小，才智敏捷，奇思迭出，表现出专家的风度。他深邃的蓝眼睛常常凝视远方，似乎总能看透表象。他戴一副夹鼻眼镜，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与讲究服饰、风流倜傥的摩根世界从来格格不入。摩根银行曾经在男盥洗室的门口派一个听差，专门提醒他在离开盥洗室时要把吊带拉上。他在参加哈里·戴维森女儿的婚礼时，满身散发着樟脑丸的气味，其他的合伙人只得让他穿上一件皮衣，以挡住气味。摩根的绅士们身材高大，殷实富足，充满自信，而莫罗服装上的缺陷似乎象征着在这个高雅豪华的摩根世界的内心深处，有心神不安之感。

莫罗像许多聪明而专注执着的人那样，都是出名的心不在焉。他有一次参加拉蒙特夫妇举行的晚宴，拿着吃了一半的橄榄比划个不停，直至拉蒙特的仆人梅特卡夫递给他一个盘子，让他把咬得溜光的橄榄核放在里边。莫罗坐火车的故事在J。P。摩根公司广为流传。列车员对他检票，他找不到票，在各个兜里乱掏，其实车票被他叼在嘴里。莫罗对列车员说：“我敢说，你一定认为我不知道票子就叼在嘴里，事实上我正在把日期嚼掉。”有一次在洗澡时，他大声叫听差拿一块泡沫多点的肥皂来，后来发现问题不是出在肥皂上，而是他根本没有脱掉睡衣。

像拉蒙特一样，莫罗不满足于单纯的银行业，而渴望着更加精美的东西。他声称对这个行业的技术方面一窍不通，自称为“银行里的律师”。（6）作为外交时代的银行家，他在华盛顿如鱼得水，一点不亚于在华尔街。他执著地希望在知识界实现远大理想，他阅读布莱斯和修昔底斯的著作，撰写文章赞成国际联盟，洋洋洒洒地引经据典，而且都深奥难解。他源源不断地送书给库利奇读，诸如哈勒姆的《英国宪章史》。在摩根历史上，莫罗的事迹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因为他从未完全放弃年轻时追求的目标或政治抱负，而把合伙人的地位仅仅视为跳板。

德怀特·莫罗来自匹兹堡的清贫之家，在人生旅途中一路登上世界金融高峰，其历程令人感叹唏嘘。他童年的经历使人读之怅怅。他的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含辛茹苦，维持全家生计。德怀特脸色苍白，体弱多病，他继承了父亲对教育的崇敬和对贫困的恐惧。他14岁中学毕业以后，干了4年杂事，直到够年龄上大学。他靠学生贷款上了阿默斯特学院，穿的是雅各布·希夫的儿子莫蒂默给他的旧衬衣。他给别的学生辅导，以使收支相抵。他生活极其节俭，为了省钱，连烟斗都是和室友合用的。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以后，他在华尔街的里德-辛普森-撒切尔-巴纳姆公司里谋得了一个职位。这是一家擅长从事公用事业法业务的公司。不到7年时间，他成为公司的合伙人，此时该公司已经改称为辛普森-撒切尔-巴特利特公司。他住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一天下雨时，他和哈里·戴维森雨伞相碰，一路上结识了汤姆·拉蒙特。1914年，这两位合伙人就聘用了他。

在当时，成为摩根的合伙人乃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莫罗的母亲在匹兹堡的大街上被好事者团团围住，受到热烈的祝贺。但是上班第一天后，莫罗就向他妻子贝蒂表白说，他感到“整天非常孤独、沮丧”。他向一位朋友承认，他觉得“好像是在陌生的顶楼上的一只猫”。（7）新手一般都较为紧张，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彻底摆脱忐忑不安的情绪。

莫罗在华尔街23号的业绩卓然超群，全凭勤奋熟谙了每一项业务。他使公平人寿保险合作社成为他们的联合公司，监督摩根对古巴的贷款。他还策划了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这家公司是依靠阿拉斯加的摩根·古根海姆银团和其他资产建立起来的上市公司。丹尼尔·古根海姆被莫罗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惊呆了，他说：“莫罗调查工作开始后，6个月的时间，他对铜的了解胜过我和我的六个兄弟。”（8）但是，心不在焉的莫罗却忘记了这项肯尼科特业务活动中的一个细节。戴维森温和地批评他说：“你忘记了算我们的佣金。”（9）

莫罗总是在理想主义和实利主义之间左右为难。人生一次，岂能诸梦成真。摆在他面前的种种选择把他折磨得苦恼不堪，因而心神不定。他和夫人出入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是皮埃尔·杜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中的常客，一路会经过喷泉、花房、万管形管风琴。但是，他们感到在这个富裕的世界里无所适从。德怀特还在辛普森-撒切尔公司的时候，就因常有清教徒的罪恶之感而心中阵阵刺痛。他会说：“贝特西，这不是你或我该过的生活。”（10）他们一起梦想如何能积蓄10万美元，那样德怀特就可以去教历史，而贝特西可以去写诗。贝特西·莫罗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是一位诗人。她的作品发表在《哈泼斯周刊》和《作家》杂志上。他们永远没法认识到自己不可抗拒的理想。

莫罗的矛盾甚至在睡梦中也折磨着他。他从噩梦中恐惧地惊跳起来，他解释说：“贝特西，我梦见我们发财了，但是这财可是发得不得了。”（11）据他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说，他得到了摩根合伙人资格的聘请后，经受了“好几个星期精神上的危机”。他在百慕大考虑取舍时，看到一幅恶毒的漫画，描绘像兀鹰一般的杰克·摩根正在吞食纽黑文股民的内脏。他说，这种诽谤促使他接受摩根的工作，而且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摩根银行对纽黑文的融资进行辩护。莫罗以其高雅的辩解表明，摩根的行动完全正当，并非那么贪婪。他在接受摩根合伙人的地位后，告诉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位老教授，吸引他到摩根财团去的是服务工作，而不是年薪100万美元收入的前景。

莫罗老是有意无意地产生回到与世隔绝的大学世界的念头。他在阿默斯特学院事务上花费很多时间，据说杰克·摩根有一天对他说：“德怀特，如果你从阿默斯特托事会上脱出身来，我就给你10美元的礼金。”（12）在1921年，他必须摊牌了——拟请他当耶鲁大学校长的初步打算摆在他面前。他拒绝了，并说自己不是耶鲁大学的校友，缺乏特殊的训练。但是，这个借口是很站不住脚的。此后，有好几个月他的情绪一直很压抑。阿默斯特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想请他，也一样没有成功。

莫罗真正热衷的是政治。他对当摩根合伙人有所顾忌，是怕这个经历成为从政的阻力——事实说明这个担心还真没错。英国报界巨头比弗布爵士曾经对他说，他要是英国人，早就是内阁成员了。这句话常在莫罗耳边响着，折磨着他。（13）开始，卡尔文·库利奇的当选似乎是天赐良机，莫罗也曾被征求过担任财长或其他职务的意见，但是都未成为现实。他的女儿说：“我妈妈非常不安，感到很难受。她认为我父亲并没有开口有求于人。”（14）莫罗曾经教导子女服从“第六条规则——对自己的事不要太介意！”（15）可是，莫罗夫妇对遭受的每个挫折，都难于处之泰然。

人们猜测库利奇对莫罗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为了自我保护。摩根银行和洛克菲勒的公共关系咨询专家艾维·李写道：“自从库利奇当上总统以后，莫罗先生理所当然成为白宫的常客。总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这是公开的秘密。”（16）相反，哈罗德·尼科尔森声称在1923年至1929年期间，总统只给莫罗打过一次电话。莫罗的档案表明，实际情况介乎两者之间，而尼科尔森的说法较为准确。库利奇曾经想请莫罗而不是帕克·吉尔伯特当德国的总代理，只是在美国驻德国大使提醒他以后才未坚持。显然，库利奇的某些顾问担心他会沾上与摩根合伙人有关系的污名。

也许是为了缓和舆论，库利奇在1925年任命莫罗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飞机在国防中的应用问题。库利奇是在1925年就职数天后给莫罗的信中第一次提及的，但是莫罗是9月份在星期日的报纸上正式看到的。莫罗委员会为陆军和海军使用飞机制定了计划。1925年，丹尼尔和哈里·古根海姆建立了一个300万美元的特别基金，来推动航空业。他们是德怀特在搞肯尼科特铜业时的老朋友。他们通过莫罗使库利奇代表政府接受了这些钱，以加速飞机的发展。

德怀特·莫罗在航空委员会任职期间，和年轻的小查尔斯·林德伯格交上了朋友。事实上，莫罗的档案表明，林德伯格乘坐“圣路易斯精神”号飞往巴黎的历史性旅行，最后都是摩根合伙人付的钱。根据原来的方案，林德伯格计划竞争25000美元的奥泰格奖，这是为奖励纽约和巴黎之间首次直达飞行而设立的奖金。这一航程的费用本来应该是自己支付的。林德伯格出资2000美元，圣路易斯的许多赞助者每人加了1000或500美元。在圣路易斯一家银行提供的15000美元贷款的基础上，他们一共认捐了8500美元。后来，林德伯格为了抢先第一个越过大西洋，他决定不能按照奥泰格奖的要求再做推迟，放弃了机会。1927年6月，圣路易斯的一位赞助者——经纪人哈里·奈特告诉莫罗，这次历史性飞行的实际费用在16000和17000美元之间。摩根合伙人捐了10500美元，不仅偿还了银行贷款，而且还允许林德伯格拿回他本人的2000美元投资。

林德伯格旗开得胜，来到华盛顿，库利奇邀请他到杜邦环形交道口的临时白宫作客。总统看到，林德伯格名声大噪，因之可以成为新兴航空工业的主要力量，故而也把莫罗夫妇一起请来。莫罗和林德伯格一见如故。作为丹尼尔·古根海姆航空促进基金的托管人，莫罗向哈里·古根海姆引见林德伯格。古根海姆赞助过林德伯格乘坐“圣路易斯精神”号进行为期3个月的旅行。莫罗成为林德伯格的私人财务顾问。

当莫罗夫妇在临时白宫下榻时，库利奇试探过德怀特是否愿意当墨西哥大使。德怀特在华尔街23号已经心烦意乱，显然已经告诉库利奇他愿意离开。一个月以后，聘请他出任大使一事正式确定。这个位置不只是对老朋友一种姗姗来迟的表示，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任命。库利奇后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任命更加困难的了。但是，除非是真刀真枪的实战，否则莫罗先生从来就感到索然无味。”（17）

美国天主教徒和石油业人士都煽动要和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有些人主张军事入侵。国务卿凯洛格早已谴责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政权为“布尔什维克式威胁”。（18）在美国人的眼里，墨西哥已是罪行累累。它把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关闭天主教学校，拒绝外债还款违约，坚持要求石油公司交出产权，以换取政府的特许权，而且还没收美国所有的土地而不给补偿。报上认为墨西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头号问题。

对莫罗的任命是一个富有灵感的选择。库利奇压力很大，必须做出惊人之举，他果然这么做了。沃尔特·李普曼盛赞此举，称之为“近年来最不同寻常的任命”，并且出力使之获得参院外交委员会的通过。（19）作为对拉丁美洲贷款的专家和美元外交的反对者，莫罗曾缓和了华尔街对拉丁美洲债务国惯常的粗暴态度。在1921年的食糖大灾难期间，古巴威胁对国外债券违约，这一灾难几乎使担保信托公司垮台。莫罗的功劳是没有让海军陆战队卷入。他写道：“难道有人认为要是别人欠他钱而还不起，把那人杀了就会有利可图吗？”（20）莫罗主张做外交工作而不是武装干涉，这在当时是很开明的态度。

贝蒂·莫罗对这一任命既激动又不快。莫罗夫妇刚刚决定在恩格尔伍德建造一幢新房子，她不希望他们的生活遭此折腾。她本人不认为库利奇是一位超验哲学家。“打击来了！库利奇总统今天写信请德怀特出任驻墨西哥大使，而他准备接受。这是一份苦差事，没有多少荣誉，而且为时已晚。……库利奇不再竞选，但是德怀特却去为他干这份苦差使，并且没有得到报偿的机会。真有趣！”（21）贝蒂挖苦地告诉朋友们说，库利奇就像一个父亲那样，把值钱的礼品都给了别人，而最后把一个小小的马口铁口哨扔给了德怀特。

莫罗对墨西哥十分悲观，私下说，他最多也只能做到不让墨西哥成为头版头条新闻。拉蒙特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说总统大选将临，局势动**，此时受命时机不好。朋友们意见都很一致，德怀特居然丢掉摩根合伙人的地位而去接受这个危险的职务，大家为之大惊失色。连林德伯格也疑虑：“就我在边境上有限的所见而言，这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22）

墨西哥人对莫罗也存有戒心，认为他将充当纽约银行的代理收款人。他们哼起顺口溜：“莫罗先行，大兵将临。”可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拉蒙特领导的“墨西哥问题银行家委员会”感兴趣的不是军事行动，而是和平谈判，以便使它恢复还款。他们希望墨西哥稳定，而不是更加动乱。最后，德怀特令墨西哥人是大喜过望，而摩根财团则感到被出卖了，心中很不是滋味。

作为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独创了在拉丁美洲的英美派使节的新风格——热情、健谈、视墨西哥人为同僚，而非任性的儿童。他一到那儿就对当地美国商会说，他们应该尊重墨西哥的主权（他不无尴尬地写信给白宫，要一幅库利奇的像挂在他的书桌后面的墙上——这又暗示了他和总统之间的“亲近”）。莫罗和卡列斯总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时常去拜访他，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们经常在卡列斯的牧场共进早餐，或者一起参观墨西哥的大坝和灌溉设施。莫罗友好信任的态度和他的前任詹姆斯·谢菲尔德形成鲜明的对比。谢菲尔德对非白种人摆老资格，对墨西哥采取咄咄逼人的入侵架势，刻意为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服务。

莫罗不仅尊重墨西哥的文化，而且喜欢这个民族悠闲自在、不拘礼节的习惯。他和贝蒂在亚热带小镇库埃纳瓦卡的别墅卡萨马纽纳度周末。这座别墅俯视两座火山，里面摆满了墨西哥的陶器和印第安人的工艺品。莫罗委托墨西哥左翼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在科尔特斯宫画壁画，包括一幅革命家萨帕特的画。为了改善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把威尔·罗杰斯请来，和他以及卡列斯一起旅行。罗杰斯来了以后，莫罗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唱的跳的是清一色的墨西哥歌曲和舞蹈。席间热情洋溢的莫罗对罗杰斯说：“你能想象和这样的人民打仗吗？”（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