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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崩溃（第1页）

第十六章崩溃

我们通常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牛市绵延了整整10年，而事实上，牛市主要集中在后5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特有的现象，未必与世界上其他股票市场相吻合。德国市场1927年已经达到峰顶，英国与法国的市场则分别于1928年和1929年年初相继达到峰顶。为什么华尔街会出现一发不可收的乐观情绪？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一战以后动**不安的岁月产生了逆反心理，那个年代交织着通货膨胀、劳资冲突、苦涩的红色政权和无政府主义的骚乱。金融界的历史告诉我们，企图逃遁现实必然是灾难的前奏。

引发这种病态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流动性激增，到处都是现金。1920年，本·斯特朗大幅度提高利率，以使膨胀的商品市场降温。这一举动不仅导致衰退，而且造成了此后持续几年的紧缩性环境，货币逃离硬资产。随着商品泡沫的破灭——从德克萨斯的石油到佛罗里达的土地——货币涌向金融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涨势汹涌。

当欧洲饱受战争**的时候，美国经济越过了竞争对手，并实现了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然而经济高涨并不平衡，评论家们谈到的“病态部门”有农业、石油和纺织。美国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华尔街的繁荣对于农民来说则是虚假的，无关痛痒。即使是银行也并不都财运亨通。由于对农业和石油部门贷款的坏账，小城镇的银行以“每天两个”的速度倒闭，但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是看不到的，那里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双临佳境。例如，1928年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开始计划兴建帝国大厦，作为纪念碑，弘扬“穷小子能在华尔街发财的美国生活方式”。（1）

拉斯科布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预言家们抱定无限繁荣的信念，大谈经济新纪元。华尔街雇用的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则对他们的说教深信不疑。正如《华尔街日报》在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之后所说的：“华尔街的有些交易员和许多美国人从未见过真正的熊市。”（2）如果说华尔街有不少人是决心忘却昔日的恐慌，那么更多的人是因为太年轻而根本不了解过去。

在许多权威看来，如此充足的现金将会防止任何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个主要担心是美国会发生股票短缺。1929年危机的前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有大量的钱正在等待投资。正像前几个星期所发生的那样，目前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成千上万的交易者和投资者在等待机会购入股票。”（3）过剩的现金被看成是财富的象征，而不是生产性投资机会缩减的不祥之兆。

乘着现金膨胀之势，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战前，美国的证券交易员只有250人，而到1929年，交易员人数惊人，猛增到6500人。公众对股票的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过去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地位从来比不上债券。战前，银行与保险公司也许会从事股票交易，但一般的小投资者不会干这行当。我们还记得皮尔庞特·摩根对于股票根深蒂固的蔑视态度，当问到他股市为什么会下跌时，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股票总会波动”或“抛出者总是多于买入者”，仿佛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分析。（4）

在20世纪20年代，大批小投资者轻率地跃入股票市场。他们经常以10%的保证金买进，仅用1000美元购入价值1万美元的股票。在美国1。2亿的总人口中，只有150到300万人入市玩股，但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利却吸引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力。1929年的股市灾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60万个保证金账户。

有了活跃的证券市场，大公司通过发行证券筹资的成本，就比通过银行短期信贷筹资来得低。许多公司还通过留存盈余来支持公司的扩展，进一步摆脱领主时代银行家主宰的方式。事实上，一些企业因有大量的现金盈余而从事股票投机和保证金贷款，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用现金盈余进行盈利性金融投资十分相似。这样一来，联储要求银行停止保证金贷款的约束力，则被不规范的工业企业拆借[27]所抵消。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颁布之前的这个年代，企业偏好证券发行并未对华尔街构成威胁。纽约的大银行通过它们新设的证券分支机构来盈利，这样做还可以绕过对于跨州银行活动的限制。担保信托公司在圣路易斯、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甚至蒙特利尔都开设了办事处。大通国民银行的证券机构不仅经营活动横贯美国东西海岸，而且在巴黎和罗马也开设了营业机构。至此，1929年危机的阴云已经向一体化的全球性市场逼近。1927年，担保信托公司创设了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使美国人能够在不发生币种问题的情况下购买外国股票。当后来J。P。摩根公司接管担保信托公司时，这成为一项极有利可图的生意。

此时华尔街上的证券业务有两类。一类以零售为主，主要针对散户，其典型代表是国民城市银行所属的国民城市公司。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给证券销售营造出一种狂欢气氛，他总是在他的近2000名经纪人中组织竞赛，还发表鼓动性讲话，激励他们向更高的销售目标冲刺。银行家们看上去就像喋喋不休的小贩，这些人热衷于经营外国债券，特别是拉丁美洲债券，小额投资者们得到了这类债券安全的保证。其中的圈套后来才被揭露，人们得知华尔街的银行把它们的拉丁美洲坏账包装成债券，通过它们所属的证券公司推销出去。这成为后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离的一个主要动因。

到1929年危机时，大储蓄银行战胜了证券行业的许多老合伙公司，这些公司在全部新发行证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令人瞠目的45%。国民城市银行公司承办发行的证券比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加在一起还要多。然而，以威严的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精英依然生存了下来。第一流的大宗证券业务仍然保留在名声显赫的老牌批发商手中。J。P。摩根没有销售网络，但它创造的办法是将发行的证券通过多达1200个零售商号来流通。如果这些渠道仍然远离市场，银行则把证券分配给“销售集团”。摩根银行与它的货币托拉斯同行们——如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和担保信托公司——联手承办证券发行，而摩根建富公司则与巴林集团、罗斯柴尔德公司、汉布罗公司和拉扎德公司合作。

像在普约听证会时代那样，大额证券发行仍然遵循着固定的程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20年，在摩根图书馆，杰克·摩根、哈里·戴维森和基德-皮博迪公司的罗伯特·温莎达成了一项分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债券发行的秘密交易，他们在10年中保持一定的参与份额：基德-皮博迪公司30%，J。P。摩根20%，第一国民银行10%，国民城市银行10%，等等。这项绅士银行家准则禁止为争夺客户而竞相降价。这样做被认为不仅恶劣，而且危险。J。P。摩根和库恩-洛布公司担心，如果它们为争夺对方的客户而彼此竞争，它们就会在自相残杀的血腥争斗中两败俱伤。

由于有着大理石般坚实的基础，从事批发的摩根财团用不着去勉强小额投资者。《纽约客》在1929年评论说：“恐怕从来没有任何私人银行家享有像摩根始祖那样的个人声望，但现在的摩根银行比它在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5）到20世纪20年代末，摩根银行就比其他银行少了许多追悔莫及之事。这部分是恪守传统的结果，摩根银行得益于它对股票市场保持着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鄙弃。皮尔庞特有一次对伯纳德·巴鲁克说：“我从不赌博。”（6）自1894年起，杰克·摩根就在一家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从未进行过一笔交易。只有一次，在自由事业债券价格回升的时候，他曾出现在交易所大厅。他在交易所留有席位，只是为了减少摩根银行所用的30多个经纪人的手续费。此外，普通股的发行只占摩根承办发行证券的3%。由于20世纪20年代危机的主要破坏来自股市操纵，摩根财团因而免于陷入许多严重失误。

J。P。摩根公司几乎只做债券批发和银行业务。除了极少例外，它不肯降低标准。它推崇保守的投资，如铁路债券，对于泄露内情、哄抬股票的伎俩则避而远之。当违反摩根这一政策的情况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时，摩根银行陷入了深深的尴尬。1926年7月，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邀请一位记者乘奥林匹克号游轮前往欧洲（在“沸腾”的20世纪20年代，豪华的游轮上也有经纪办公室）。正当科克伦在海上时，道琼斯股市行情自动显示器引用他的话说，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将最终以高于现价100点的价格卖出。由于意识到摩根-杜邦在该公司的股份，交易者们在两天之内把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价格抬高了25点。摩根银行对于此事反映出的自身影响力感到震惊，并决心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

尽管摩根银行作为一个机构，与股票市场保持着距离，但它的合伙人对于投机却并不反感。他们所处的地位十分便于通过内幕交易捞取好处。内幕交易是20世纪20年代风行的歪门邪道，但并不违法。爵士乐时代的华尔街不仅谣言盛行，而且能够编造假报表，这被认为是财务上成熟的标志。由于股票交易规则不严，公司财务报表不全，内部消息变得格外有价值。投资者们拼命从他们的华尔街朋友那里套取消息。内部消息并不能保证成功，许多在黑色星期四破产的投资者都掌握内情。但泄露内部消息确实有利可图，以至于被认为是华尔街雇员“捞外快”的一条主要渠道。

在20世纪30年代，摩根的合伙人加入了主张消除内幕交易的行列。拉蒙特曾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简单而无需辩驳的商业道德问题。”（7）有些人有勇气更早地采取这一立场。美国钢铁公司总裁埃尔贝特·加里法官总是在每天股市收盘之后召开董事会，会后他便向新闻界吹风，使董事们无法利用独占信息的机会从中获利。但总的来说，摩根银行合伙人像华尔街其他人一样，的确从内幕交易中获得了利益，但这与其说是靠掌握即将发生的交易状况，不如说主要是通过常规的公司经营信息。

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是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喜欢多言的董事。1922年，哈里·戴维森向他询问自己是否应当为妻子购买通用汽车公司的优先股，斯退丁纽斯回答说：“在反映去年经营状况的财务报表公布之前，我吃不准是否应购买任何普通股。财务报表目前正在准备中，在它所附的备忘录中可能会显示负债超过盈余5800万美元。我想这一报表有可能对股票行情有消极影响，因此在报表公布之前，我不主张购买股票。”（8）斯退丁纽斯为杰克·摩根和汤姆·拉蒙特的个人账户掌管通用汽车公司股份购买事宜。（9）我们可以称之为金融界的“十拿九稳派”。

传递内部消息时，斯退丁纽斯依稀感到不妥。1923年，摩根在巴黎的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询问购买通用电气公司股票之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退丁纽斯在泄露消息之前是如何犹豫的。

在现行价格下，比如说，196，我更愿意买入，而不是抛出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我觉得不便告诉你我作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成员所了解的情况，但我认为我可以对你说（但你必须保密），我猜想在今后6个月之内将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提高公司股票的价值。今年6到9月间，这些股票如果不能卖到每股225或230，我会感到意外。公司的业务状况很好——这也是机密——1923年11个月的利润比1922年同期增长了50%。（10）

如果说斯退丁纽斯显出有所顾忌，那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透露公司信息，而更多的是担心这些消息会泄露给J。P。摩根合伙人圈子以外的人。

摩根财团还卷入了另外一种时兴的活动，使之有悖于其广为宣传的对普通股的抵触形象。在1927到1931年间，摩根银行参与了50多个股票联营基金，这种基金直到新政以后才被列为非法。当时这种做法被认为生气勃勃、引人入胜，吸引了许多出入鸡尾酒会的老谋深算的头面人物，新闻媒介也报道这类交易的进展情况。这些银团公然操纵股票价格。有些银团通过雇用公关代理，甚至干脆贿赂记者来“说抬”股市。在约翰·赫兹的黄色出租车公司股票暴跌、乔·肯尼迪应邀救市之后，联营基金使他名声大振。事后，赫兹怀疑是肯尼迪自己一手制造了这次暴跌。到1929年10月，有100多种股票被市场运作者操纵。因此，尽管摩根合伙人声称注重健康的长期投资，他们也远远未能在短期投机风潮中独善其身。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个做疯狂交易的时代。据奥托·卡恩回忆，那个时候“人人都有一股狂热，想要购买别人的财产……新的机构层出不穷，钱来得那么容易。公众急于购买股票和其他证券，结果把大量货币推向国内公司和外国政府”。（11）尽管摩根公司没有设置正式的兼并部门，但它非正式地编织着自己的蛛网。摩根公司擅长战略性进**易，这些交易往往涉及敏感的海外关系或背后政府的暗中支持。它的许多交易的矛头是针对英国利益的。最重要的是，华尔街23号充当着美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以电信部门为例，一战以后，美国担心英国军方垄断海底电缆通讯——这类通讯曾被用来获得宝贵的战时情报。美国海军希望利用一家由华盛顿支持的新的私人公司，在新兴的无线电技术领域中击败英国。威尔逊总统私下向通用电气公司表示，他想以美国对无线电的垄断来对抗英国对电缆的垄断。摩根以其资金支持通用电气公司购买了美国马可尼公司中的英国股份，该公司后来成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核心。美国政府作为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参加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董事会。

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还帮助索斯特内斯·贝恩建立起他遍及世界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王国。这次摩根银行的作用仍然是仲裁，而不是蓄谋控股。一项历史性的“停战协定”在华尔街23号酝酿而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此同意将海外市场让给贝恩，相应地，贝恩答应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不在美国国内建立电话厂。令人称叹的是，这项协议竟然持续了60年。这一卡特尔表明，摩根银行仍然更喜欢大工业家之间的沟通默契，而不是自由放任思想所主张的竞争经济。

由于对政治阴谋的喜好，贝恩与摩根财团成为天然盟友。通过摩根在巴黎的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贝恩接管了西班牙电话系统，使它成为其国际帝国皇冠上的宝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摩根银行帮助贝恩控制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电话系统，把英国逐出了它原来的领地。摩根银行通过无数方式支持贝恩的事业。当拉蒙特在奥地利谈判贷款期间，得知奥政府计划从西门子公司购买电话设备时，他就向该国政府提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非常愿意投标。拉蒙特有时所起的作用就像贝恩的秘密全权代理人。1930年，拉蒙特正式会见墨索里尼，只是为了向其转达贝恩想在意大利建一个工厂的愿望。这一时期的交易往往是谨慎周密的幕后操作，毫无后来股票市场上蓄谋控股投资者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声势。

1929年初，当摩根财团一反常态，卷入股票推销的旋风之时，灾难临近的迹象已经出现。新形式的杠杆收购[28]风行华尔街。借用英国概念，许多经纪公司，包括高盛公司，推出了杠杆式共同基金，称为“投资信托”。第二种流行的方法是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可以接管许多小的经营公司，并用从这些公司获得的红利，来向控股公司本身的债券持有人还本付息。这样就造成了一条无限的控股链。

追逐公共设施控股公司这一时髦，摩根财团于1929年创办了联合公司，这一公司收购了莫霍克-赫德森公司、新泽西公共服务公司、哥伦比亚煤气电气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这些公司控制了东部12个州三分之一以上的电力生产。这些做法就像退回到了皮尔庞特的时代，那时他倡导建立托拉斯，自己保持一大部分股份，并指定董事。联合公司的账簿保存在华尔街23号，它的董事会塞满了摩根银行的朋友和合伙人。摩根银行还创办了标准商标公司，它是一些粮食制品公司的联合体，包括弗莱施曼公司、皇家烤粉公司、大通桑伯恩公司和吉列公司。

1929年的一大败笔是摩根银行支持的阿利甘尼公司，它是克利夫兰的范·斯韦林根兄弟的铁路和房地产王国的一个控股公司。奥里斯和曼蒂斯·范·斯韦林根兄弟俩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性情古怪，沉默寡言。他们身材短粗，圆脸，看上去就像形影不离的连体孪生兄弟。他们住在戴西山，那是他们在克利夫兰郊外的一座700公顷的瑞士式田舍农庄。在那里，这对单身兄弟同吃同住，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不沾烟酒，也不要司机、男仆和其他标志财富的东西。在危机的前夕，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1亿美元。

从开发郊区的谢克海茨开始，两兄弟就掌握了利用别人的金钱的技巧。他们修建了一条从克利夫兰市中心通往开发区的铁路，并从此介入铁路行业。他们卷入摩根的运行轨道是在1916年，当时司法部迫使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从通往克利夫兰的“镍盘”铁路中撤资，范·斯韦林根兄弟站出来作为善意的合作者，表示愿意以50万美元现金将铁路从纽约中央公司手中收购。纽约中央公司的总裁艾弗雷德·史密斯把两兄弟带到华尔街23号，他用双臂搂着他们的肩膀对拉蒙特说：“我和这两个小伙子打过不少交道，他们很有才干……我希望你以可以做到的一切合法方式与他们合作。”（12）拉蒙特答应了。

摩根财团公司一手操办了两兄弟的铁路和房地产收购。作为杠杆兼并的好手，范·斯韦林根兄弟将每次新的收购作为下一次收购的抵押品。他们的控股公司控制其他控股公司，就像镜厅中的连环镜像，一环套一环，连续不断。支撑这些控股公司只用少量的现金，但背靠强大的摩根关系网。到1929年，范·斯韦林根的铁路公司在40层的克利夫兰大厦，统治着美国第五大铁路系统，它控制的路轨里程数相当于全英国铁路的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