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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爆炸（第2页）

1920年，杰克确信在德裔犹太银行家中存在着一个反对摩根的阴谋小集团。因此，他聘用了一个名叫查尔斯·布卢门撒尔的人去调查他们的活动。在两年的时间里，布卢门撒尔定期向杰克报告。他使用的办法没有留下文档记录，但塞缪尔·昂特迈耶明显是一个目标，因这个人在普约听证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杰克仍打算要惩治他；另一个目标是生于德国的奥托·卡恩，他是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也是都市歌剧院的财政后台老板。善于炫耀的卡恩厮混于贵族社会，这一点远远胜过雅各布·希夫，因此，他赢得了“新旧约全书之间的扉页”的绰号。（25）他曾慷慨地为1915年英-法贷款出资，杰克甚至还赞扬过他在战争期间发表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讲话，这些讲话在协约国中广为流传。卡恩被德国的皇帝咒骂为自己祖国的叛徒。然而，1919年，杰克得知，战争初期，卡恩和库恩-洛布公司为德国的几个城市提供了一笔小额贷款。卡恩仍然享有英国归化公民的国籍，因而杰克认为，这笔贷款一看就是他叛国的铁证。杰克怒不可遏，他写信给格伦费尔说：“他现在又成了美国公民，英国不能将他关进监狱，在我看来，这事干得实在不漂亮。我认为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些。”（26）卡恩在战争期间的爱国主义被人遗忘了。

杰克紧紧跟踪着他的猎物，搜寻卡恩同德国贷款相关联的证据。1920年，他显然从布卢门撒尔那里获得了证据。他在给格伦费尔的信中说：“所附是林德海姆写给艾伯特博士的一封信的影印件。林德海姆是纽约的犹太律师，他同昂特迈耶一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认为这封信足以确认奥托·卡恩先生提供了那笔德国城市贷款。”（27）似乎杰克和特迪·格伦费尔都在同英国当局交换情报，因为格伦费尔已经知道艾伯特博士在战争初期花了大笔德国人的钱。（28）两年之后，摩根银行通过一个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查阅了英国海军部有关塞缪尔·昂特迈耶的记录。

杰克的另一个可能的情报来源是亨利·福特的《珍贵独立报》。该报是福特异乎寻常的反犹太主义观点的喉舌，通过福特汽车经销商在全国发行。1921年，该报开展了一场反对“归化的美国人”——被认为对这个国家不够忠诚的移民——的运动。杰克在给编辑的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中赞扬了这一运动：“由于战争，我充分意识到了归化的美国人对社会的威胁。在我看来，犹太人似乎是唯一的这类人，他们默默地干自己的事，并正在努力维持他们外来移民的心态而不引起公众的注意。”（29）杰克说，他将向《珍贵独立报》提供信息。当查尔斯·布卢门撒尔到底特律就犹太人威胁问题同亨利·福特磋商后，杰克随后写了一封信邀请福特到纽约去访问他。

杰克混乱的反犹太主义夹杂着商业上的竞争。美国人银行和犹太人银行在华尔街上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集团。1921年，一个前司法部代理人向摩根银行透露了一个秘密，说犹太银行家和德国企业家制定了一项计划，以恢复德国的财富。他讲到一个叫雷曼的先生和一个叫罗斯柴尔德的先生如何在纽约同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见面以完善这一计划；他们又如何希望这一新的联合把摩根财团挤垮。这也许确有其事，或只是危言耸听。杰克对美国人和犹太人银行在华尔街上的竞争有自己的看法，他从阴谋和宗教方面，而不是从比较庸俗的生意方面看待这个问题。

杰克同布卢门撒尔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杰克为他预付了一笔钱，用于购房的抵押，但他没能按时还钱。对杰克这样的银行家来说，赖账的人在地狱中比犹太人还要遭罪。两人的关系变得冷若冰霜。1922年，布卢门撒尔的还款逐步结束。后来，当布卢门撒尔试图以摩根的名义筹集现金的时候，杰克否认他曾雇用过这个人。这是怄气吗？或许杰克是在掩盖自己的罪责？

无论如何，所谓德国人的阴谋和犹太银行家的阴谋伎俩的谈论很快便显得很愚蠢，完全是无中生有。杰克·摩根为德国人干的事比华尔街上任何一个犹太人干的都多。甚至当他在1922年中断了同布卢门撒尔的关系后，国务院还力劝他去参加一个银行家委员会，该委员会要为一笔提供给德国的巨额贷款制定所需的条件。杰克·摩根几年来一直在搜寻德国的支持者，到头来他将发现他本人就是给德国提供贷款的主要银行家。这些年他所捕捉的幽灵实际就是他自己。

战争期间，批评家们把杰克讽刺为一个傀儡，一个苍白无力、行动缓慢的皮尔庞特·摩根的仿制品。但杰克把批评家们愚弄了。他的英国关系网加强了他同协约国的关系，他为摩根建富雇用的合伙人也是如此。他在战争期间一直扎扎实实地工作，而且他继续每天工作8到9小时，直到20年代初。然而，杰克毕竟只是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银行家，他缺少曾经激励过他父亲的那种巨大的、不断释放的能量。正像他自己所认识到的，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一个具有英国乡绅风格的刻意做作的业余爱好者。他喜欢园艺、乘快艇游玩、读侦探小说——一些温和而恬静的活动。有一次，在一种倦怠的情绪下，他把自己的头脑比喻成一个软软的、煮烂了的菜花。另外，他父亲的衰弱、病痛和死亡总是在他脑海里萦绕，他把这归因于政治和过度劳累。因此，他准备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副手。

哈里·戴维森使杰克着迷，他似乎成了战后一个阶段承担摩根重担的最佳人选。戴维森具有天生的权威。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曾经说过，“人们愿意追随他”，（30）他对摩根银行的献身精神堪为楷模，这一点可以为皮尔庞特死后他发给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一封电报所证明。当时，戴维森的住宅“孔雀角”刚刚烧毁，在住宅重建期间，他打算在一艘游艇上度过夏季。他发电报给奥尔德里奇说：“同其他的重大损失相比，房子的损失实在微不足道。”（31）

战争使戴维森的地位大大提高。作为红十字会战争委员会的主席，1919年他被提升为红十字会全球联盟的主席。在他任职期间，有800万志愿者报名参加红十字会工作。许多故事都表现了戴维森的极大自信。在一次红十字会大会上，前总统塔夫脱说道：“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最杰出的公民，这个人宁愿面对德国人的大炮也不愿面对听众。”这时戴维森已经快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了，而塔夫脱却高声宣布：“这个人就是潘兴将军！”（32）

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戴维森1918年去伦敦，刚一到达，他就得到通知说乔治五世希望见他。在去白金汉宫的路上，王室侍从向他介绍了各种礼仪，并罗列了一套皇家禁忌和戒律：他不得跷二郎腿，不能先伸出手去握手，没有国王的允许不得告辞，等等。戴维森同国王陛下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光。可这时，他突然想起还有另外一个约会，便猛然站了起来——违反了一条禁忌。除了摩根合伙人，还有谁会厌倦同国王在一起呢？谁不希望延长这种经历呢？然而白金汉宫只是戴维森紧张的日程安排中的一站——摩根财团已凭借自己的资格成了贵族。

战后，戴维森的威望高涨，朋友们甚至提到，他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戴维森自己却提出异议，说这是“不可能的”。显然，这是因为他曾卷入了1915年春以悲剧结局而告终的婚外恋事件。（33）他害怕此事被挖掘出来，因为那是一个恐怖的事件。戴维森和他的夫人凯特同布科克夫妇是好朋友，他们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市是邻居。霍华德·布科克是阿斯特信托公司的司库。阿黛尔·布科克是戴维森夫人的好友。戴维森同阿黛尔·布科克发生了暧昧关系，而霍华德·布科克开始时对此事毫无察觉。

当霍华德·布科克得知此事后，他简直发疯了，但他采取了适合于他的身份的方式。1915年3月22日，他提前从公司回到家里，显得焦躁不安。但同往常一样，他同他的夫人在东七十四街的住所里共进了晚餐，这期间仆人们也没有注意到任何反常现象。之后，霍华德上楼到书房去看报，阿黛尔则留在楼下的客厅里弹钢琴。后来霍华德也下到客厅里。仆人们听到钢琴音乐突然停止了，紧接着又听到两声枪响。当惊慌失措的女佣们冲进房间时，她们发现霍华德用一把老式军用左轮手枪从背后向阿黛尔的右耳根处开了一枪，然后他又向自己的左眼上方开了一枪。心慌意乱的仆人们第一个想到要打电话通知的就是阿黛尔·布科克的好友凯特·戴维森。只能由凯特来通知布科克的亲属了。凯特同意收养布科克的两个孩子——他们在枪杀过程中一直在睡觉。戴维森夫妇还供养他们上学。这一举动使人联想起戴维森夫妇在早些时候还曾慷慨地收养了本·斯特朗的孩子。布科克夫妇的枪杀事件是1915年轰动一时的“悬案”。验尸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霍华德·布科克由于担心自己可能患有肠癌而变得精神失常。此事到现在才真相大白。（34）

1920年，当哈里·戴维森从红十字会回到摩根财团时，已然失去了他那精神焕发的面貌和磁性般的魅力。他抱怨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头痛和失眠。他请了一年的假，同家人一道去了木兰花庄园。这是他在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的一处地产。在一张戴维森正在野餐的照片上，他嘴里叼着一支大号雪茄，身穿一件白衬衣，外着一套三件式西装。即使是在身体状况欠佳和户外活动的情况下，摩根人也不能给人以衰弱无力的形象。然而，住在木兰花庄园并没能消除他的头痛和头晕。1921年8月，戴维森被诊断为长了脑瘤。

戴维森是一个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他拒绝成为一个病人。他的“孔雀角”是在长岛北滩占60英亩、用希腊式圆柱装饰起来的住宅，这一住宅同杰克·摩根和乔治·贝克的住宅一道，几乎形成了连绵不断的一片。一天，他在那里同弗雷德里克·蒂尔尼医生正在欣赏牡蛎湾中的一群海豚。蒂尔尼说他一直想得到一个海豚脑子做研究。戴维森立即吩咐他的仆人：“把我的来复枪拿来，并让他们马上准备好机动船。”（35）戴维森出海并射杀了他的海豚。

1922年5月，哈里·戴维森在切除脑瘤的手术过程中去世了，终年54岁。他留下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财产，其中的450万给了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特鲁比。特鲁比从上大学开始就被禁锢在轮椅上。战争期间的一个暑假里，在耶鲁大学上学的特鲁比和他的几个同学组成了第一个海军预备役航空小组。戴维森为他的儿子买了一架飞机。在孔雀角的一次示范表演时，飞机的后发动机脱落，并击中了特鲁比的头部，从此他成了截瘫病人。父亲的特别遗赠意在使他在不受任何物质生活困扰的条件下追求政治生涯。特鲁比在库利奇和胡佛两届政府中担任过战时航空部部长助理，并出任过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同他父亲一样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尽管他身患残疾，他仍然打网球，并为博物馆寻找大的展览项目。

在20年代，汤姆·拉蒙特成了摩根银行的智囊和华尔街上最有权势的人物。每当记者们谈论“重要的金融观点”时，他们通常都先同拉蒙特讨论。华尔街上有一种说法：“摩根先生对拉蒙特讲话，拉蒙特先生对人民讲话。”（37）在他的早期银行生涯中，拉蒙特总是对他的前辈们毕恭毕敬，甚至阿谀顺从，心满意足地扮演着驯服朝臣的角色。他知道如何处理同摩根家族的人们的关系。皮尔庞特和杰克都是寡言少语、性情孤独的人，因此，他们喜欢那些性格平和而外向，且具有魅力的人。皮尔庞特周围有善于交际的培根和珀金斯，而杰克周围则有戴维森和拉蒙特。摩根家族不善出头露面，非常注重于内部事务，而这些摄政者却使公司在社会上大放光彩。敏锐的拉蒙特还时常给杰克一些鼓舞信心的赞许，而这是皮尔庞特从未向杰克表示过的。

汤姆·拉蒙特从一个穷牧师的孩子一跃成为华尔街尽人敬仰的人物。何以如此则是一个谜。1750年，拉蒙特家族的第一代从苏格兰到达美国。拉蒙特的父亲曾是一位希腊语教授和卫理公会教牧师（汤姆后来成了长老会教徒）。老拉蒙特长了一张《旧约全书》式的脸——宽阔的前额、连鬓胡子，两眼放出冷峻的光芒。他禁止家人跳舞、打牌，甚至禁止他们在安息日到邻居家去闲逛。幸运的是，拉蒙特的母亲还是比较温和的。汤姆在纽约州北部克拉弗拉克度过了他俭朴的童年时代。他设法摆脱这种处境，并贪婪地阅读小说。他靠奖学金进了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和哈佛大学。他羡慕那些他所遇到的富有的孩子们，但他并不惧怕他们。他完全是一个自我奋斗式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在一个充斥着不法投机和肤浅的乐观主义的时代中很具有典型意义。像F。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主角杰伊·盖茨比一样，他以一个穷孩子的方式生活，行为举止均出于他的无穷无尽的幻想。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贵族角色，以至被人们误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拉蒙特具有建立友谊的天赋，对文学界心向往之。他是一个报纸出版商，还是克罗韦尔出版社的大股东。他是涉足这一领域的唯一的摩根合伙人。战争期间，当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游说美国，以争取对英国的同情时，他喜欢上了拉蒙特，甚至将他的《战争与未来》一诗献给了拉蒙特。拉蒙特同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高尔斯华绥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也结为朋友。他具备作家所应具有的冲动，他每月都匆忙写出成百封私人信件，记录下他的各种思想，并把它们传给后代。

他的交际不只局限于名人。每年春天，他都同三个同窗好友去大西洋城小住几日，在那里钓鱼、打桥牌、聊天。他同许多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就像魔术师，总能神奇般地使他手中的球停留在高空，而且每个人都因得到来自华尔街23号精心选送的礼物、卡片和邀请信，而感觉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如果汤姆·拉蒙特得以如此容易地进入摩根的特权阶层，这同华尔街在20年代所表现出的非凡的自信以及银行家新的外交作用有很大关系。拉蒙特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且生逢其时，在这个历史时期，他恰好赶到了点子上。1928年，埃及国王对他说：“拉蒙特先生，我敢打赌，迄今为止，我是唯一的一个接待过你，而又没有向你为政府要求一笔贷款的外国元首。”（38）很可能他是对的。后来拉蒙特出现在一份统治美国的63人名单上。即使名单再短一些，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抹去。激进派记者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后来在1937年说，拉蒙特“在西方世界行使权力20年，他的权威超过任何人；他付诸实施的最后决定也比任何人多，而且至今还没有因此而发生控告。简而言之，拉蒙特成为看不见的战后高额融资和政治界人名录中的事实上的第一执政官，成为各国总统、总理和中央银行董事们都要躬亲请教的人物”。（39）伦德伯格的议论说不上夸张，他最多也就是说得有些过头而已。

到1916年，汽车公司在华尔街已经令人刮目相看。通用汽车公司宣布了它的第一次股票分红——纽约证券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分红，早期的怀疑论点变成了时髦的积极性。亨利·福特早已为他在高地公园的车间引进了一条装配线。1914年，他还宣布他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小时工资5美元——条件之慷慨吸引了12000名求职者。此时，福特公司年生产T型汽车已达50多万辆，拉蒙特看到了可以按皮尔庞特的传统做一笔惹人注目的交易的机会。老摩根的幽灵总在拉蒙特的脑海里萦绕，这一点从他给福特的一个同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封信中他指出，如果福特公开出售他公司的股票，将“是自从15年以前钢铁公司发行股票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40）作为一条规定，福特反对公众持有所有权，并认为股东应该为公司工作。然而，他请拉蒙特将J。P。摩根和福特的“最佳思想”统一起来。策略和友好怎样结合才能制服亨利·福特呢？

在一份备忘录中，拉蒙特既奉承福特，又对他进行煽动。他首先说：“你拥有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车工业……同事们从一无所有开始，现在已使这一工业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待福特飘飘然之后，拉蒙特便单刀直入：“你的公司现在的构成是你唯一的弱点。只要公司的控制权完全在你的手里，那么这事业的未来也就完全倚仗一个人的命运。将来必定有一天，你会因所承担的日常责任而感到深深的烦恼。”在表示了一番同情之后，他又激起福特的忧虑，指出少数持股人可能制造的麻烦。这时，拉蒙特才拐弯抹角地提出了他的建议，他建议福特采取一项“大规模的金融举措”，这样福特才能从烦人的责任中解脱出来——简单说，就是公开上市福特股票。（41）

在另一封信里，拉蒙特把福特出售他的公司，同卡内基将他的钢铁厂出售给美国钢铁公司做了比较。由于福特和卡内基是同一类的个人主义者，因此这一类比是非常巧妙的。他建议福特像卡内基一样，在公司中保留较大的股份，持有“具有最高品位的”优先债务，“保证你和你的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将来能够得到丰厚而稳定的收益”。拉蒙特喜欢对奇特的客户使用这种时髦的风格。他提出了他的想法之后便抽身而退，假装不偏不倚，只供福特考虑。几个星期以后，福特说明收到了拉蒙特的信，并表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但事情就此没了下文。这虽是一次失败，但拉蒙特虽败犹荣，因为此事最终表现了拉蒙特的无畏的志向，以及他驾驭文字的杰出才能。

杜兰特长得英俊潇洒，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他对发明创造具有鉴赏能力。起初，他是一个富有的马车制造商。1908年，在遭到乔治·珀金斯的拒绝后，他自己为刚刚成立的通用汽车公司提供资助，合并了兰塞姆·奥尔兹和大卫·别克的汽车业务，并随后收购了凯迪拉克。亨利·福特源源不断地生产T型汽车，而杜兰特则不同，虽然他从法国引进了路易斯·雪佛莱公司的技术，以生产一种实用型汽车同福特公司竞争，但他更喜欢多样化的生产线。杜兰特是一个有说服力而且富有魅力的人物——沃尔沃·克莱斯勒有一次曾说过，杜兰特“可以把死人说活”——但他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他鲁莽而又乖僻。（42）这个失意的银行职员的儿子还是股票市场上的一个顽固不化的赌徒，他专门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拉蒙特说，他一掷千金，数百万美元挥手散尽，仿佛这些钱都是台球。

1920年，J。P。摩根公司负责发行一笔6400万美元的股票，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扩建融资。为了取悦杜邦公司，摩根银行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股票，并将其余的股票出售到可靠人的手中。这时，本·斯特朗在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策划了1920年的美国农业衰退。亨利·福特大幅度削减汽车价格，通用汽车公司滞销的汽车在汽车经销行里堆积如山。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价格暴跌，认购者们——包括摩根公司、杜邦公司以及杜兰特本人——由于没有卖出的股票而遭受惨重损失。杜兰特还组织了一批资金以期支撑通用汽车公司——这个股票辛迪加对杜邦公司和摩根保密。

杜兰特冷静得像一个诈骗老手，他假装对这场灾难无动于衷。他歌剧没有少听，而且表面上还装出一副骑士派头。其实他此时已面临破产，因为他的贷款是以他手上的巨额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作为附属抵押品的。如果他不得不卖掉股票来支付债权人，他不仅会使股票价格暴跌，还会使证券交易所发生恐慌，并损坏通用汽车公司的信誉。更糟糕的是，他还随便地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借给别人作为他们借款的附属抵押品。如果他破产，他还会使其他许多人同时破产。

当德怀特·莫罗、乔治·惠特尼和汤姆·科克伦来到杜兰特在57街的办公室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情景剧里的场景：杜兰特的债务已经暴增至3800万美元之多，他的接待室里挤满了来催债的债权人。由于杜兰特无法使一批经纪人的情绪平息下来，摩根合伙人看到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可能又要重演。经过一整夜激烈的挽救会议，摩根财团以每股9。5美元的价格——大大低于收盘价——买下了杜兰特的股票。杜邦公司拿出700万美元，摩根财团拿出2000万美元为杜兰特补足了保证金。到凌晨，一个新的公司宣告成立，以购买杜兰特的股票。杜兰特在新公司中的股份只占40%，杜邦公司占了40%，以摩根为首的银行获得20%的股份，作为他们的佣金。皮埃尔·杜邦还想宽待杜兰特，但摩根合伙人却毫无怜悯之心，坚持要他从通用汽车公司中辞职。一夜之间，杜邦公司和摩根财团劫持了一个工业帝国。两个星期之后，已经退休的皮埃尔·杜邦又担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直到3年后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接替他的位子。

这在摩根的历史中是一个双重的重大胜利，既确立了同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又赢得了杜邦公司的忠诚。正像皮埃尔·杜邦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的：“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摩根合伙人表现出了最大的优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而且在一开始就宣布他们并不要求补偿。他们行动迅速，并卓有成效，这笔涉及6000万美元或更多金额的交易，从计划到实际完成只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43）

威廉·克拉波·杜兰特又怎么样了呢？这个顽固保守、不顾一切的投机者在1929年的崩溃中丧失了一半的净资产。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密执安州弗林特市经营一个保龄球场。1947年，穷困潦倒、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他死于纽约。

在20世纪20年代，现金富裕的美国人开始对购买外国债券发生兴趣。对一个长期依赖于欧洲资本市场来资助其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经历。财政部销售的最小面额为50美元的“自由与胜利”债券吸引了对购买债券尚感新鲜的公众。直到战后，这种投资习惯仍在继续。如果美国人历来把钱存入储蓄银行、购买保险和塞在陈旧的床垫里的话，现在则全部用于购买债券。经纪公司也对美国人的这种热情推波助澜，使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巨头、全世界的恩人、正在成长着的J。P。摩根。

国民城市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突然行动，它进入了俄国（其分支机构被布尔什维克没收），在中国创立了繁荣的业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开设了分行。巴林银行长期以来统治着阿根廷的业务，但战后的几年里，国民城市银行、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业务超过了巴林银行的业务。与此同时，由于英国财政部禁止对国外提供贷款，致使伦敦金融城陷于瘫痪，并失掉了许多长期主权客户。1925年，当阿根廷邀请巴林银行与J。P。摩根公司共同管理一笔4000万美元的贷款时，财政部的禁令迫使巴林银行把这项大的融资业务转给他人。

华盛顿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观察着这场投资狂热，琢磨着如何在政治上对它加以利用。即便是具有自由放任思想的俄亥俄州报纸发行商、共和党人沃伦·哈丁在1920年入主白宫以后，也未能阻止他的政府去试图调动华尔街的新力量。“沸腾的20年代”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信奉自由市场的三届共和党政府授予国外贷款以新的、半官方的身份，并享有否决贷款的权力——这些是民主党政府所不敢做的，以免被指控为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新的贷款政策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胡佛熟知威尔逊政府对俄和对华贷款政策的先例，即政府对银行家严加注意。在1921年5月25日的一次白宫会议上，哈丁总统告诉汤姆·拉蒙特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家，为了国家的利益，今后所有外国贷款都必须经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批准。在座的有关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安德鲁·梅隆和胡佛——对总统表示支持。摩根财团不得不将此安排通知其他银行。事后，杰克·摩根作为有影响的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发言人，向哈丁保证，银行家们将“把所有可能进行的有关给外国政府贷款的谈判详细情况报告国务院”。（44）对一个倡导商业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政府权力的扩展。弗吉尼亚州现任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谴责了这种侵犯银行家权力的行为。

对哈丁的蔑视远远超过个人之间的恩怨，因为白宫和摩根财团分别代表了共和党中完全不同的派系。出于本能，也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摩根银行在国际融资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它主张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倡同协约国密切协商和积极向国外贷款。在外交政策上，感觉它与威尔逊的民主党人反倒有某些默契。鉴于英国在恢复其国外贷款上裹足不前，J。P。摩根公司希望美国继承英国的领导地位，并开始重建欧洲。与之相反，哈丁派共和党人属于褊狭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欧洲的冲突感到厌倦和蔑视。这些共和党人把国外贷款看作是操纵外国人的手段，或者是有去无回的福利支出，认为这些钱还不如用在美国国内。在摩根的整个历史中，该公司强烈地倾向于当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而不一定是共和党人。

在新政府上台初期，摩根财团和哈丁在协约国战争时期所欠华盛顿约10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些都是美国介入战争后提供的贷款，而不是摩根财团在华尔街组织的贷款）。亲英的摩根财团极力主张注销这些债务。杰克·摩根说，当协约国送士兵去抗击德国人的时候，美国送的只是美元；从体面的角度考虑，这些战争债务应被视为补贴，而不是贷款。而对哈丁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美国人是否会再一次被腐败而又诡计多端的欧洲人置于困难境地的问题，收回战争债务还能使美国税收保持较低的水平。当拉蒙特前去同哈丁商谈取消债务的问题时，他发现哈丁被堆积如山的文件弄得焦头烂额。“拉蒙特，这个工作对我来讲真是太沉重了，”总统说，“我还能拿这些成堆的文件怎么办呢？唉，但愿我也能尽力了解点这些债务的事情。”（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