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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爵士乐时代（第1页）

第十三章爵士乐时代

进入1924年，摩根财团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就连那些专爱打听政治内幕消息的好事者都不知道究竟哪位总统候选人对摩根银行更怀有感激之情。就银行的合伙人来说，绝大多数人支持卡尔文·库利奇，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和他与德怀特·莫罗的友谊。库利奇的竞选伙伴是查尔斯·道斯，他因制定的德国赔款计划突然出名而得到不少好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库利奇执拗、骄傲自大，但是杰克·摩根却认为这位总统具有思想家和道德家的非凡品质。他说：“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总统像库利奇那样能够使我对这个国家、对其各个机构、对其摆脱困难的能力充满信心。”（1）杰克·摩根不同意关于库利奇是商界工具的说法——对一些人来说，这恰好证明此说不谬。白宫与摩根财团之间显然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新共和国》杂志载文道：“我真不愿意看到这些摩根的家伙们在白宫里面如此自由自在。”（2）

在沸腾的20世纪20年代，摩根银行的名气举世无双，它的首席律师约翰·戴维森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戴维斯是杰克·摩根的棋友和纸牌搭档，他们玩一局只下一角钱的赌注。两人都是黄道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是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每位成员都有一个不同的星座标记。戴维斯曾担任过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和驻英大使，1920年加入阿伦·沃德韦尔的律师事务所，后来该事务所改名为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律师事务所。他们都是J。P。摩根公司和摩根担保信托投资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哈里·戴维森曾以他那充满活力的风格来引导戴维斯的生活。他把戴维斯带到长岛的笛乐岩乡间俱乐部度周末，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说服他加盟沃德韦尔的律师事务所。戴维森还扮演了亨利·希金斯的角色，就连戴维斯挑选什么样的住宅都受到他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必须在岛上自己的社区内找到一块合适的地方。”（3）戴维斯在槐树谷杰克和哈里的住所附近购置了一处房产。他完全具有摩根人应有的品质：既彬彬有礼，又不失尊严。他赞同美国应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支持国际联盟，反对福利社会和累进所得税制。他也是一个地道的亲英派，并担任温莎公爵的私人律师。他的另一位朋友英王乔治五世称赞说，戴维斯是他所认识的“最完美的绅士”。（4）

最初，由于受摩根财团关系的连累，戴维斯不能去争取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后来他发表了一篇颇有说服力的信件，认为一位律师可以在拥有富有的客户的同时保持公众的信任。《纽约世界》的沃尔特·李普曼也出来为戴维斯说话，赞扬他才华横溢，为人正直。戴维斯的党内对手威廉·麦卡杜得到南部和西部的支持。这两个地区向来有一种反对摩根财团的情绪。在1924年6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聚集力量对摩根进行了最后一击，他说：“这次大会绝不能推荐华尔街的人来作为总统候选人。戴维斯是J。P。摩根的律师。”（5）由于这次大会各方意见分歧很大，最后戴维斯竟以103票的空前记录获得提名，可惜这一大捷毫无价值，因为共和党没有下台。

一位企业界人士把库利奇1924年的胜利称之为金融市场的鸡尾酒宴，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就要开始沸腾，开始欢悦了。这是华尔街的“盖茨比”时代，赚钱又被看成是光荣的事业。那些常青藤联合会的成员不再像青少年时代那样去搞什么游行抗议活动了，而是纷纷拥入华尔街。在皮尔庞特年代，华尔街尚处于原始、喧闹的阶段，吹毛求疵的人是站不住脚的。现在的华尔街已变得潇洒时髦，富丽堂皇，“不少老字号的经纪人公司雇用了许多富家子弟，让他们在早晨有点儿事干”。（6）股票经纪人以乡间绅士自居，饲养马球赛马，到乡下打猎。国民城市银行总裁查尔斯·米切尔坐在他的火车专用车厢里四处旅行，车上配有厨房和厨师，俨然像一位进行工作旅行的“总统”。公司的执行董事们在私人列车车厢里开会，这在当时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对摩根财团来说，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超级时代。公司已登上了成功的顶峰，其他银行则望尘莫及。它屹立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中央，整个世界都吵吵嚷嚷，希望能够获得一张入场券。对于那些得以进入摩根银行玻璃大门的人们，公司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壁炉和真皮坐椅的世界，就像大不列颠的绅士俱乐部，充满了宁静、和睦的气氛。所有的秘书都是男士，尽管他们的助手可能是女性。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一到那里，就像步入了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世界。”（7）合伙人办公室里那些拉盖书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摩根银行的特性。这些桌子由红木或核桃木做成，镶有蜂窝状的格子，关的时候把鼓形的顶盖向下拉，充分显示了那种谨慎的、保持隐私的摩根风格。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顾客，都被这种气氛所**。公关负责人马丁·伊根先生曾说：“如果我被公司解雇，我将丧失一切，因为我们已经被宠坏了，无法在世界上另外任何一个环境中工作。”（8）

那些从华尔街23号门前路过的人，绝大多数无法在摩根银行开户。作为一个批发性银行，J。P。摩根仅仅从重要的客户那里吸收存款，包括大公司、其他银行、外国政府等等。同纽约的其他私人银行一样，摩根银行不向普通百姓开放，只接收富人的存款，而且还要经过适当的引荐。对于金额在7500美元以下的存款，公司不付利息，每笔存款的最低限额不能少于1000美元。

摩根银行的势力不仅仅在于其金钱。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具有摩根那样的政治纽带、那样的权威。正当英、美轴心占上风之时，摩根银行被铸入到华盛顿和伦敦的权力结构之中。记者们企图点出摩根银行的实质所在。《纽约时报》写道：“从华尔街的标准来看，摩根银行并不算大，另外十来家银行拥有更多的资金……关键的因素，与其说是钱，还不如说是信誉和人才……摩根不仅仅是一家银行，它是一种体制。”（9）信任、善意、诚实，这就是摩根力量之所在，令其客户赞不绝口。虽然这只是部分原因，但是摩根银行及时付款，信守承诺，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客户一边，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皮尔庞特时代一样，尽管银行的业务范围很大，但机构本身却显得很小。摩根在各地的公司都喜欢小，因为这样可使合伙人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哈里·戴维森常说，要想保持摩根风格，4亿美元是他可以驾驭的最高数额。在20世纪20年代末，华尔街23号有14位合伙人，费城的德雷克塞尔有8人，伦敦和巴黎各有7人。在这些公司里，合伙人们沿袭了悠久的伦敦金融城的传统，坐在一间大屋子里，每个人身上都反映出公司走向成功的不同秘诀。乔治·惠特尼认为，保守的金融管理是一个关键因素，合伙人们从不在贷款质量的问题上愚弄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使80%的资产具有流动性。拉蒙特有一种“飞轮”理论——银行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因为它顺时谨慎，逆时大胆。杰克有一句令人难忘的声明，银行是以“第一流的方式进行第一流的业务”。

据华尔街的说法，摩根合伙人的年收入100万美元。此话一点不假，到了20年代末，杰克·摩根和汤姆·拉蒙特的年薪已达到500万美元。成为一名摩根合伙人，是美国银行界人士梦寐以求的。许多公司往往挑选能够带来资金和客户的合伙伙伴，但是J。P。摩根坚持皮尔庞特所开创的精英管理原则。任何白皮肤、信仰基督教的男士都可能合格。许多合伙人都有家族关系，而新一代的摩根人、拉蒙特家族、戴维森家族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银行的。华尔街23号从不反对裙带关系，但是那些杰出的合伙人，例如哈里·戴维森、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拉塞尔·莱芬韦尔等人，完全是靠个人才华进入摩根银行的。除此之外，这些人的优良素质也是摩根财团经久不衰的原因。

新闻界对爵士乐时代名人们的活动历来是紧追不舍。那些负责国际金融和外交的合伙人总是不停地旅行，每年有数月奔波在国外。每当跨越大西洋的轮船航班准备离开纽约时，记者们往往要迅速浏览一遍乘客名单，希望能够发现摩根合伙人，以便进行一场船上采访。当时合伙人的名气显赫，《福布斯》杂志的创办者B。C。福布斯甚至去查询他们参加高尔夫球运动的情况，不过结果令他感到失望，这使他觉得这批人似乎失去了成为“完人”的机会。

1919至1933年间，有60亿美元的证券承销业务在摩根的大理石大厅里成交，数额之大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家银行。其中有铁路债券、外国债券、公司债券，各占三分之一。在外国政府户头不断增加的同时，国内公司开户的名单也是独占鳌头——例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美利坚罐头公司、科恩·爱迪生公司，以及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等。通过为这些公司发行债券，并向其他银行分配承销任务，摩根银行造就了华尔街势力的金字塔。当然，摩根银行同时也向客户提供一些不起眼的服务，包括外汇买卖、银行票据承兑、商业信贷等一般商人银行的日常业务。并不是每一位合伙人都像汤姆·拉蒙特或德怀特·莫罗那样过着梦幻般的生活。

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仍然盛行绅士银行家准则。摩根银行不做广告，不挂牌子，不拉顾客，不设分支机构，但客户们还是以古老的崇敬方式专程去拜访摩根的合伙人。竞争显得格外文雅，往往蒙上了一层彬彬有礼的面罩。客户都被抵押给了银行，未经允许不能转到另一家银行。奥托·卡恩解释说：“诸如库恩-洛布公司以及类似的银行，如果看到有关公司已是另一家银行的客户，或者尚未最后断绝关系，那么它们就决不会以任何条件把这家公司作为新的业务对象。”（10）从外表上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礼貌的共谋，但在这背后，可能是邪恶的。商人们不但不反对这种排他性的关系，而且还常常夸耀他们的银行家，并把能在摩根银行开户看做是一种成功的标志。

摩根的合伙人在他们垂青的一些公司的执行董事会上仍然占有席位，但是比起查尔斯·科斯特拥有59家公司的年代来，他们现在更加挑剔，合伙人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就从奥林匹斯山降临人间。马丁·伊根曾说：“人们不断地恳求摩根合伙人进入五花八门的委员会，加入各种各样的机构。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漫无边际。”（11）虽然摩根银行持有一些公司的股份，但合伙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达成协议，决定不介入外部企业。逐渐地，可能在人们察觉不到的情况下，银行家从某一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演变成为一种职业性的、不参与公司具体业务的金融中间人。路易斯·布兰代斯非常赞赏这种变革，而后来的新政改革者们又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在皮尔庞特时代，势单力薄的公司需要依靠强大的银行作后盾。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像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或是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公司，都已像摩根银行一样稳如泰山。

另外的摩根合伙人是谁呢？他们大致属于这一派人：白种人，男性，共和党人，圣公会教会成员，亲英派，毕业于美国东部8个名牌大学之一，具有欧洲血统。哈佛大学是杰克·摩根和他的儿子们的母校，也是他们最喜欢的学校。摩根银行对宗教的选择尤其挑剔。那时种族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黑人根本沾不上银行的边。犹太人绝对禁止雇用，但他们可以到华尔街的其他公司找到机会。犹太人开办的银行也不断获得业务，例如那些被贵族银行视为低下的二级市场零售业务。R。H。梅西公司和金贝尔兄弟公司都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一些犹太银行家过着仅次于摩根人的豪华生活。库恩-洛布公司的奥托·卡恩在长岛的北滩修建了一座诺曼式的城堡，共有170套房间、11个映影水池、一个养有狮子的动物园、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并有常驻专业高尔夫球员陪练。此外，还有一个可容纳200人的乔治王朝式的餐厅，雇用了125名佣人。后来这座庄园曾作为电影《公民凯恩》的场景。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还没有犹太人能够进入摩根。

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天主教信徒处境两难，往往比犹太人更难进入高额融资。在受到新教徒冷落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转向场外的股票投机，在爵士乐时代的股票投机家们绝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乔·肯尼迪[24]在华尔道夫酒馆的房间里，借助股票行情自动接收器和电话在市场上发了大财，但仍然很难进入摩根银行。一天，他决定同摩根打通关系，于是走进华尔街23号，请求面见杰克·摩根，但是对方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摩根先生很忙，没有时间见他。面对着摩根的大门，乔·肯尼迪先生蒙受了作为天主教徒和股票市场操作者的双重耻辱。

摩根银行内部最著名的天主教徒当数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但连他也曾一度转向妻子所在的、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圣公会教会，并成为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成员。1921年，斯退丁纽斯对他的精神账户进行了结算，又重新皈依天主教。他向圣詹姆斯教堂呈交了一封深感内疚的辞职信，信中说：“我开始强烈地感到，作为贵会的成员，不仅要定期出席仪式，而且还应是圣公会信仰的传播者和坚持不懈的支持者。然而，不幸的是，我发现自己的信仰离圣公会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12）

斯退丁纽斯还不由自主地保持着最高记录，我们可以从他那里看到20世纪20年代一位摩根合伙人的活动得到何种程度的详细记载。斯退丁纽斯经常在公园大街的住宅里隆重地款待客人。在为他女儿蓓蒂初入社交举行的舞会上，斯退丁纽斯夫妇邀请300名客人参加，包括来自东京皇家剧院的音乐家、舞蹈家和蓓蒂后来嫁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建人胡安·特里普。在斯退丁纽斯家地下室里储存的酒足以浮起一艘战舰，其中有336瓶杜松子酒、196瓶索泰尔讷地区产的白葡萄酒、79瓶雪利酒、60瓶香槟、114瓶苦艾酒、40瓶海格苏格兰威士忌酒、88瓶红葡萄酒、30瓶葡萄牙浓葡萄酒、53瓶淡味白酒、26瓶黄玉酒等等，共有上千瓶好酒。（13）他从百老汇街的一位烟草商那里一次就订购了6000支哈瓦那雪茄，慢慢享用。他拥有6部汽车和许多房子，一年的基本生活开销就要花掉25万美元，这大概说明了为什么他对工作如此一丝不苟。

1922年，斯退丁纽斯在拉廷敦购置了34公顷的房地产，从那里可以俯视长岛湾。他和许多其他合伙人一样，住处离杰克的格伦科夫官邸很近，就像中世纪的奴仆们恭候在主人的身旁。作为一个谨小慎微、凡事绝不靠碰运气的人，斯退丁纽斯决定在槐树谷修建一个摩根公墓。拉廷敦当地有一所圣约翰教堂，为许多金融巨头提供精神寄托，因而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教堂。每逢星期日上午，杰克·摩根亲自传递募捐盘，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待遇。杰克非常喜欢教堂，他从苏格兰的一家小教堂里买来了镶有雕刻的橡木家具，重新装修了这个教堂。斯退丁纽斯的计划是在教堂的墓地旁边购置一处地产，用来修建公墓。

由于纽约州的法律禁止扩建公墓，此事遇到一些麻烦。因此，在1923年4月，斯退丁纽斯四处游说，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立法。然后他又进一步策划，买下了槐树谷的公墓。1925年6月1日，公墓召开理事年会，会上坐满了摩根圈子里的名人，其中有杰克的女婿保罗·彭诺耶、哈里·戴维森的儿子特鲁伯，以及斯退丁纽斯。这大概是公墓历史上财力最为强大的一次显示。在控制了公墓之后，他们雇用了一些建筑师和园艺师，对灌木丛进行了清理和修剪，并安上镂花锻铁门。最后形成了两个公墓，“旧的公墓是对公众开放的零散小块地，基本上保持了原样。新的部分长满了树木，有许多林间空地，成为摩根合伙人及其朋友们灵魂安息的殿堂。”（14）完成这些安排之后，斯退丁纽斯在第七号墓地争得了一块长眠之地。许多人认为他的去世是由于战争年代劳累过度。不管怎么说，斯退丁纽斯延续了摩根的传统，即自从查尔斯·科斯特就开始的那种奋力拼搏和英年早逝。

在爵士乐时代最富有代表意义的合伙人莫过于老练世故的传奇人物——汤姆·拉蒙特。作为社会名流和体育爱好者，他非常喜欢去高山峻岭野营或钓加拿大大马哈鱼。他给摩根银行的形象增添了20世纪20年代斯文达礼的光彩。如果说摩根合伙人就是一位有风格的、兴趣广泛的亲英派人士，是一位能够在民主党圈子内活动的共和党人，一位善于处理国内事务的自由派国际主义正统人物，那么拉蒙特就一定是这种人物的原型。然而这位华尔街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人物，内心却隐藏着对这一时期的一种矛盾心理。他后来写道：“那10年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繁荣，投机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颓废的时代。”（15）

拉蒙特成为最富有的摩根合伙人，一栋栋富丽堂皇的住宅展示了他的财富。他与妻子弗洛伦斯住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那里住着许多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因此被戏称为摩根的一个分行。他们同德怀特·莫罗夫妇一起参加了当地的莎士比亚俱乐部，一起扮演剧中人物，大声朗诵台词。从1915年到1921年，拉蒙特夫妇租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东六十五大街的房子，当时房主正担任海军助理部长。1921年，拉蒙特又买下了东七十街107号的房子。这栋房子从英国管家到日光浴室样样俱全，成为来访政客、作家、社会名流的暂息之地。拉蒙特夫妇雄心勃勃，决心要结识纽约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并且也不放过每一位路过这座城市的名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真的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为了娱乐和消遣，他们买下了天国农庄。这是一个离缅因州海岸不远的岛屿疗养地，从那儿可以看到佩诺布斯科特海湾的全景。1928年，他们又在帕利塞兹买下了托里悬崖。此处房产占地100公顷，最初属于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翰·托里，后来又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该校的地质观察站。这份地产包括悬崖峭壁、林地、小溪、花草，以及景色壮观的哈得逊河。最后，拉蒙特和约翰·戴维斯都定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耶曼斯庄园住上一段时间。那是一块由百万富翁开发出来的土地，有占地上千公顷的高尔夫球场、林间小道和长满苔藓的巨大橡木。

拉蒙特夫人弗洛伦斯·拉蒙特个子不高，但却是一位聪明伶俐、相貌悦人的女性，总是有一种沉思的眼神。她极力把自己当成既是一位善于捕捉社会名流的家庭主妇，又是一位知识女性。她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她支持包括计划生育和妇女工会组织等在内的许多事业。她为人诚实，有时稍微显得有点絮叨，总是渴望有知识的同伴，经常激励来访的客人，不时地显示出女才子的强烈气质。在一次聚会上，弗洛伦斯作了一番关于绥靖主义的讲演，言辞有些夸张。事后安妮·莫罗·林德伯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拉蒙特太太不相信妇女们的私下讨论，认为那只是些说三道四的闲话，这是不是因为她自己不善于那种讨论呢？”（16）

拉蒙特夫妇总是精神饱满，喜欢交际，认识许多社会名人，在爵士乐时代，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1924年，他们的儿子科利斯在牛津读书时，曾同朱利安·赫胥黎一家住在一起，常在克利夫顿与阿斯特勋爵夫妇共进午餐，并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起度周末，这些人都是他父母广泛结交的朋友。科利斯、汤米（他后来也成为摩根的一位合伙人）和玛格丽特这三个孩子把他们在东七十街的家变成了一个热闹的辩论协会，人们在屋里高谈阔论，笑语不断。安妮·莫罗·林德伯格还这样生动地描述了对这个活跃之家的印象：“到拉蒙特家去吃晚饭……我们事先定好到了那里不参加辩论。结果我们让拉蒙特一家自己打内战。汤米对科利斯，拉蒙特太太对拉蒙特先生，玛格丽特对汤米，玛格丽特对拉蒙特太太，在饭桌上唇舌不让。汤米声音洪亮，似在讲台演说；科利斯语调平缓，虽显紧张，但不失幽默；玛格丽特自然是一本正经；拉蒙特先生语气温和；而拉蒙特太太则有点面带愠色。我们都高兴地靠着椅背……洗耳恭听，真是开心极了。”（17）

如果弗洛伦斯有时太认真了，汤姆就会非常和蔼地提醒她。他永远交不够朋友，参加不够晚宴，永远说不够。他极富幽默感，这使许多人都觉得吃惊，因为他们想象中的摩根银行家们必定是些郁郁寡欢、妄自尊大的人。有一次，他在谈到自己的一位敌人时说，如果他订购了一列车的“混蛋”，结果只收到那个人，他也会觉得订单已完全兑现了。还有一次，汤姆·拉蒙特和蓓蒂·莫罗希望两家共同举办一次舞会——他们舞跳得不错——但是弗洛伦斯和德怀特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客人们收到了这样的请帖：

德怀特·莫罗太太和托马斯·拉蒙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