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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金本位（第2页）

汤姆·拉蒙特却不把墨索里尼看得那么黑暗。在纽约的政治圈子内，拉蒙特一向以自由派人士自称。他的儿子科利斯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认为父亲的外交政策观点完美无缺：“虽然我父亲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在政治上是共和党，但他在本质上属于自由派，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17）拉蒙特家因为经常接待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而被称为国际客栈，科利斯对家中的自由气氛大加赞扬。其中一位名叫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客人激发了科利斯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们俩在辩论中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父亲的家长制。拉蒙特以非凡的机智来对付科利斯激进的政治观点，这是他的优点。科利斯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父母的立场并不矛盾，而是对他们的自由派思想的一种延伸。

拉蒙特总是对自己为伍德罗·威尔逊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似乎与众不同，用科利斯的话来说，批评那些“陈腐的有钱人和共和党人，他们或是保守，或是些反动的富豪阔佬，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和自由。”（18）这不仅仅是充满爱戴之情的儿子对他的偏袒，其他人对拉蒙特的赞美之声也不绝于耳。在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眼里，拉蒙特夫妇是一对模范夫妻，世界上的任何文明事物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都持有开明的、自由派的政治观点，无论是关于国内还是国际问题都是如此。他们似乎与每一个国家的开明和自由派人士都有联系。”（19）甚至连南非的斯马茨将军都对拉蒙特说：“毫无疑问，你的住宅是一个国际聚会的场所，其影响源远流长，举世无双。”（20）

他们怎么会有其他想法呢？拉蒙特富有理智，喜欢演讲，善于写信，而且没有华尔街上许多人的那种自命不凡的保守主义。他是国际联盟协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的主要赞助者之一。多年来，他是为《星期六文学评论》提供资金的天使。他认识许多诗人，从罗伯特·弗罗斯特到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他是一位少见的银行家，讲究辞章，汲取思想，因为拉蒙特是一家神秘的私人银行的合伙人，他的崇拜者们无法将他声明的信念与他的业务行为进行比较。他曾在法西斯时代作为银行家为意大利服务，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那些崇拜者。他们深信，拉蒙特与墨索里尼的关系仅限于做生意，他是在一种微微有所掩饰的厌恶情绪之下为这位客户服务的。

拉蒙特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作为一个摩根人，他必须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和皮尔庞特一样，如果银行业务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他就不会感到最终的满意。虽然拉蒙特从未尝试过写作生涯，但他写下的一封封详细信件和备忘录，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名作家。他不只是简单地提供贷款，而是希望使那些投资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他尽力将自己融入借款国的政治和文化当中，使他的贷款经验更为全面。在意大利，他前一天会见墨索里尼，第二天在罗马郊外的平原上举行野餐。尽管处于法西斯统治之下，但他把意大利看成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浪漫国度。作为意美协会的主席，他在东十七街的住宅里主持该协会的但丁委员会的会议，并曾放映过一部关于但丁和比阿特丽斯的佛罗伦萨电影。在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漂亮的意大利式的食堂餐桌前工作，他的生活是一种工作和乐趣的结合。

摩根在罗马的代理人是乔瓦尼·富米，拉蒙特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见过他。富米曾经当过股票经纪人，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性格外向，留着小胡子，眼里老是带着微笑，很有魅力。他住在埃克塞尔西奥旅馆，生活舒适，无论是夏天或冬天都把脸晒得黝黑。他是摩根银行在外国首都雇用的那种典型的说客，本事很大，但事事小心谨慎。无论是面对政府或梵蒂冈，他都有很多关系。拉蒙特总爱吹嘘富米在墨索里尼眼里名望颇高，但又说在他身上没有法西斯主义的痕迹。富米也许算不上法西斯分子，更多的是循规蹈矩者，随时准备为留下一个温和的简历而牺牲自己的原则。他是一位合理思维的专家，即使面对意大利的残暴行为，他也认为批评只能使法西斯政党两极分化，导致更糟糕的极端分子出现。富米行为滑稽，相貌迷人，多愁善感，这同冷酷、显赫的摩根家族真是一种奇迹的搭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J。P。摩根公司与狄龙-里德公司争夺意大利政府的生意。根据绅士银行家准则，拉蒙特希望同意大利政府建立一种独有的关系。1923年，墨索里尼上台后6个月，首先会见了拉蒙特，与他一起讨论怎样恢复意大利的资信。最初，华尔街非常宽容地认为，是这位“领袖”将饱受罢工浪潮冲击的意大利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了出来。1921年意大利大选时发生了黑衫党恐怖事件，杀害了百名人士，但此事也就不便再提了。杰克在意大利旅行之时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对墨索里尼先生进行的革命感到极大的满意。”（21）在早些时候，墨索里尼奉行保守的金融政策，不让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在金融部门担任要职。意大利的金融政策成为外界的榜样。

在15年的交往中，拉蒙特和墨索里尼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对。拉蒙特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朋友众多，并有高雅的审美观；而墨索里尼则衣着邋遢，不修边幅，像是一位愤世嫉俗、失去了安全感的孤独者，而且说话声音像麦克风，总是用灰暗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他们的关系就像美女与猛兽。当然，他们也有相同之处：两人都曾当过记者和报业老板，都迷恋公关艺术。他们都有一种用华丽词语来修饰丑陋事物的诀窍。他们之间的关系大都在玩弄辞藻中发展。

拉蒙特最初并不为墨索里尼辩护。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往往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下去的。1923年夏天，意大利出兵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意军对平民百姓的狂轰滥炸引起了世界公愤。如果国际联盟出面阻止，墨索里尼则发誓要摧毁它。拉蒙特感到吃惊，他对富米说：“我想你应该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到，墨索里尼先生在处理希腊事务上的做法使我们极为震惊。”意军侵占的方式比侵占这一事实本身更使拉蒙特感到不安：“他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占领，而不应枪杀无辜的百姓，包括许多儿童。”（22）拉蒙特的愤怒之情并不仅仅是出自人道主义，因为他知道，科孚岛事件将使他在五月同墨索里尼讨论的那笔贷款生意化为泡影。

次年，黑衫党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在1924年被人操纵的选举期间，数百人被杀害或者受伤，数十名法官被解除职务，意大利失去了民主。在13个内阁部门中，墨索里尼控制了6个，并且还控制了陆、海、空三军。在拉蒙特对意大利的商业承诺和他一些重要朋友的人道主义的愤慨这两者之间首次出现了矛盾冲突。尤其是沃尔特·李普曼，他在《纽约世界》上发表文章，谴责意大利入侵科孚岛。1924年李普曼从罗马回到纽约时，在晚餐席间上告诉拉蒙特，墨索里尼需要采取这些暴力性的“小丑行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拉蒙特没有表示异议。

那么，拉蒙特究竟怎样来处理他的自由思想与在意大利扩展摩根业务的欲望这一对日益紧张的矛盾呢？他将用词语来进行掩饰。他具有政客的才能，对不同的听众用不同的声音讲话。他从不完全撒谎，而是掩盖事实，装着与谁都站在一边。只有拉蒙特如此聪明，能够把所有的话都讲得那样直率，然后加以包装，在外表上显得始终如一。那天与李普曼吃过晚饭后，拉蒙特专门写信给意大利驻美大使杰拉西奥·卡埃塔尼王子，形容李普曼的谈话“听起来都是些可笑的谣传，不过由于我是主人，只好洗耳恭听”。（23）但拉蒙特与李普曼谈话时并没有这样玩世不恭。拉蒙特逢人便点头拍肩，假装糊涂，让大家都感到高兴。

除了语言技巧之外，拉蒙特还以权宜之计的看法，时时从细节中筛选一些方便的内容。墨索里尼的心腹杀害了他们的著名政敌贾科马·马泰奥蒂，引起社会党代表抵制议会。然而，当拉蒙特于1925年4月访问意大利时，对这些恐怖事件却置若罔闻。意大利银行行长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向拉蒙特保证，“领袖”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付诸武力。拉蒙特夫妇同科利斯一道驱车穿过意大利的山区城镇，来到伯纳德·贝伦森的别墅伊塔蒂，一边品茶，一边谈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后来，拉蒙特写下了这样的赞美之词：“我到过的意大利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繁荣昌盛的景象。纽约报纸的大标题甚至是伦敦报界的消息似乎是夸大其词。意大利政府内外的人士都对这些所谓的街头冲突、反政府暴乱等报道感到可笑。”（24）返回华尔街23号之后，拉蒙特收到一幅墨索里尼亲自签名的照片。他把这件礼物挂在自己的墙上，如同早年伍德罗·威尔逊的画像那样重要。

在翻阅拉蒙特的档案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1925年他在道义上越出一步，把赌注押在墨索里尼身上。那一年充满了关于摩根公司向意政府提供1亿美元紧急贷款的种种谣传，尤其是在拉蒙特的意大利之行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墨索里尼希望用摩根的贷款来重建罗马，为他那狂人般的辉煌业绩树碑立传。美国新任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明确表示，意大利政府仍欠美国20多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得向意大利提供任何贷款。1925年10月，墨索里尼派他的财长朱塞佩·沃尔皮伯爵率团到华盛顿，就上述债务问题进行谈判。

就在这1亿美元贷款悬而未决之时，拉蒙特令人惊讶地开始做墨索里尼的工作，这已远远超出了银行业务的基本要求。这位曾是国际联盟的支持者开始指导意大利的独裁者怎样迎合英美人的意见，教他们怎样利用经过装饰的语言，使那些颇受指责的政策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拉蒙特是跟得上形势的人，他非常清楚，只要有迷人的包装，任何产品都可以向公众兜售。意大利的问题被说成是公共关系的问题。当墨索里尼终止了市政议会，并胁迫国会马上通过2364项法令时，拉蒙特向富米推荐了新的宣传角度，供“领袖”参考。

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宣布说议会政府在意大利已告结束，这样的声明会吓坏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反，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对此加以解释，说明意大利议会政府的旧体制毫无用处，只会导致低效的政府和混乱，因此需要暂时停止，进行总体改革，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就会理解。

同样，当墨索里尼先生宣布各地城市的市长们都将由法西斯党的政府来任命时，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然会很快得出结论说，这些城市的地方自主权将被剥夺。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向大家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市长仅仅是地方代表任命的工具，在城市管理方面的业绩极差，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干预，那么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就有几分道理。（25）

在许多公开场合，拉蒙特尽力使公众的注意力从墨索里尼的政策问题转向他的经济业绩。华尔街似乎乐于相信有两个墨索里尼：一个是英明的经济领袖，一个是严厉的政客，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地做出银行家们爱听的承诺——预算平衡、低通货膨胀率、货币稳定——就像一成不变的祈祷。拉蒙特辩护说，他只是称赞意大利的经济，并不是在表扬墨索里尼或法西斯主义。1926年1月，拉蒙特在外交政策协会的一次讲演中赞扬了意大利在降低通货膨胀、平息罢工、减少失业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甚至赞同墨索里尼的公路和公共部门工程项目——这些措施在罗斯福政府时期受到摩根合伙人的竭力反对。拉蒙特的辩护王牌是，意大利人支持墨索里尼。他说：“在今天的聚会上，我想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敢肯定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强烈到这一程度，愿意让意大利人民自己来选择显然是深受他们欢迎的政府吗？”（26）

拉蒙特的努力大功告成，1926年初，华盛顿与意大利达成了一项较为宽容的战争债务解决协定，为摩根公司向意大利政府提供贷款铺平了道路。梅隆财长已经提醒过库利奇总统，如果不以安抚的方式解决意政府的债务问题，华尔街对意大利的贷款生意可能会被英国人抢去。因此，一周之后，当拉蒙特宣布摩根财团将向意大利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时，库利奇感到非常高兴。贷款一事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伊利诺斯州民主党议员亨利·雷尼反对偏袒法西斯政权，并把墨索里尼称为凶残的独裁者。同道斯副总统向德国提供的贷款一样，摩根贷款对促进美国在意大利的投资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摩根银行本身也继续向意政府以及菲亚特汽车和皮雷利电缆两家公司提供贷款。1927年12月，J。P。摩根公司再次与本·斯特朗联手，向意大利银行提供了一笔信贷，帮助意大利恢复金本位。

在对欧洲极端主义深感不安和崇尚经济进步的华尔街，拉蒙特并不是墨索里尼的唯一支持者。杰克·摩根和乔治·惠特尼称墨索里尼为伟大的爱国者。库恩-洛布公司的奥托·卡恩把这位铁腕统治者比做是一位严厉的破产清理人，解决破产公司的问题。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利斯·布思以诗歌般的语言，赞扬墨索里尼将意大利“从绝望的边缘带向充满希望的彼岸”。（27）美国钢铁公司的埃尔伯特·加里法官以及公共关系专家艾维·李也参加了“崇拜者俱乐部”。自称是墨索里尼的“传教士”，拉蒙特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学者评论说：“在美国商界的所有人士中，最热衷于资助法西斯事业的，莫过于托马斯·拉蒙特了……为意大利政府说话，虽然他的声音不是最大的，但显然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是他将口头的辩护转变成为现金，使墨索里尼获得了1亿美元的贷款。”（28）

是不是拉蒙特对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呢？这不太可能。作为对主权国家的贷款者，摩根银行存有厚厚的档案，并从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高质量的档案资料，才使拉蒙特掌握了众多客户的最新情况）。1926年1月，公关专家马丁·伊根将来自意大利安蒂科利一位朋友的一封极度悲愤的信转交给了拉蒙特。

你们这些在纽约的人都知道支持意大利的法西斯意味着什么吗？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尝到了它的滋味。一群带着手枪、刺刀和皮鞭的法西斯分子，骑着摩托车离开了罗马，他们9点钟来到这里，凡是看见拿不出法西斯党员证的农民便进行毒打……如果有人反抗，就会被他们开枪打死。这种情景在意大利比比皆是。美国人用钱来支持这些行为，令人困惑不解。

同时，拉蒙特不断地接到意大利新任驻美大使贾科莫·德马蒂诺提出的要求。他曾推荐过德马蒂诺先生成为纽约的大学俱乐部的会员。德马蒂诺的要求大多是希望新闻媒介更多地做一些同情墨索里尼的报道。为此，拉蒙特安排了在纽约的《太阳报》登载有利社论，抗议《世界报》“反法西斯主义”记者的文章，并且安排德马蒂诺到沃尔特·李普曼的家中登门拜访。墨索里尼本人也对争取李普曼很感兴趣。他送给李普曼一张个人照片，并附以赠言，赞扬他的“智慧”（30）（李普曼工作的房间里挂着英国大使和摩根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的照片，上面有他们的签名）。然而，这只能加深李普曼对墨索里尼的反感，这一点在意大利又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之时表现得更为明确，李普曼将新闻检查制度看做是一种懦夫行为。他告诉拉蒙特说：“只要意大利不取消新闻管制，我就认为墨索里尼政府并没有真正赢得意大利人民的支持。如果意大利国内的反政府意见真像意大利大使这样的法西斯分子所说的微不足道的话，就没有理由进行这种新闻检查了。”（31）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完全取消了新闻自由。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全国性报纸的头版版面设计都要由他亲自审定。到1930年，他的内阁部长们有一半是来自报业集团。他下令让所有的记者都必须是法西斯党员。持不同政见的编辑被抓进监狱，许多外国记者在街头遭到暴徒的袭击。从此，墨索里尼的唯一担心是来自国外的新闻曝光。

在讨论1亿美元贷款期间，拉蒙特和马丁·伊根说服德马蒂诺大使向墨索里尼建议请美国提供一些新闻服务。拉蒙特说，此举的目的是“使我们的金融界更加真实地了解意大利的情况”。（32）听到这一想法，墨索里尼喜形于色。1927年，一场秘密行动开始了。由意大利政府出钱，美国新闻小组负责撰写有利的新闻报道，争取一些人。要挑选一位合适的美国记者来领导这项工作，曾遇到一些困难。第一候选人是美联社记者珀西·温纳，他曾这样描述墨索里尼：“领袖是一位以千百万人民作画笔，以国家为画布的艺术家，他远远超过了典型的政治家或者甚至是独裁者，已无法用任何定义来表示。”（33）当温纳的位置由一名盲目且煽情的奉承者取代之后，就连德马蒂诺也感到减轻了几分负担。新闻小组的早期准备工作得到了拉蒙特的认可，这项计划最终是在他的意美协会的支持下进行的。

拉蒙特在意大利的“冒险事业”暴露了另外一些问题。那种个人色彩很浓的“关系银行业务”意味着银行家将与客户分享利益，并和他们联为一体。银行家们会感到有责任使客户的证券发行获得成功。拉蒙特曾说，当摩根财团将大笔普通股票推向市场时，它便承担了一种责任，这不仅仅是要保证发行公司具有偿付能力，而且还包括该公司杰出和成功的管理。这是昔日的伦敦传统。皮尔庞特在处理那些濒于破产、恣意挥霍的铁路公司时，继承了这一传统。现在这一传统变成了一项支持独裁者的政策，他们的债券由摩根财团来发行。尽管向主权国家提供贷款有其政治意图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与传统的银行业务有所不同，但是“关系银行业务”的方式却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摩根财团之所以不断介入意大利的业务，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梵蒂冈。早些时候，教皇庇护十世曾后悔没有向皮尔庞特征求投资建议。在1920年末，庇护十一世时期，罗马教皇的这一愿望总算有了结果。新的关系还要归功于杰克·摩根和教皇的友谊。在教皇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时——他被称为拉蒂主教，那是他的早期化身——他就曾为摩根校勘过一套从埃及一所修道院的枯井里挖掘出来的60册古埃及语《圣经》古本。他是一名精通早期基督教文稿的专家，一直在研究这些羊皮纸，直到人们能够读懂为止。校勘工作整整花了12个春秋，这些古籍方退还到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

对摩根和梵蒂冈关系更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该条约解决了意大利与罗马天主教会58年的争端。远在1871年，意大利控制了教皇的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家包括了几乎整个意大利南部，每年曾为梵蒂冈上缴数目可观的贡金。1929年，墨索里尼不仅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并且还为所占领的土地赔偿了9000万美元。这笔巨款是以意大利政府债券的形式偿付的，相当于15亿里拉。

教皇请诺加拉帮助建立罗马教皇特别行政署，把意大利政府债券转为一种由各种不同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这项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一年只出一份报告，由诺加拉亲自递交给教皇审查，然后教皇将报告存放在自己的保险柜中。庇护十一世对诺加拉的投资计划不加任何限制，这位银行家有权进行股票、黄金、房地产以及股本投资。诺加拉决定在国外的一些金融中心挑选最好的投资咨询公司，恐怕还是受到了他与富米的个人友谊的影响。他选中了纽约的J。P。摩根公司、伦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公司（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巴黎分部的新名）、荷兰的米斯霍普公司、瑞典的瓦伦伯格家族的斯德哥尔摩思斯克达银行，以及瑞士联合银行。

梵蒂冈非常感激摩根银行提供的投资建议。这位曾极力游说，试图阻止一位天主教徒进入哈佛大学监事会的杰克·摩根，将在梵蒂冈备受青睐。教皇庇护十一世将同时向杰克和拉蒙特授予圣大格里高利十字勋章，嘉奖他们为梵蒂冈所提供的投资建议。作为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的客户，梵蒂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拉蒙特会如此爽快地为墨索里尼服务。不管怎么说，魔鬼的作品已洒上了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