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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过 渡（第2页）

蒙塔古·诺曼总是逃不过跟他算总账的一天，就如本·斯特朗当初的遭遇一样。工党从未原谅过他对20年代首届工党政府态度强硬，以及1925年为了金本位而实行的紧缩。当政府1931年放弃金本位时，人们更加怀疑金融“规则”是威胁不驯服的左翼政府的诡计。1931年工党资深党员比阿特丽斯·韦布尖刻地嘲弄“没人告诉我们能够做这件事”的声音仍旧在回响。诺曼在英格兰银行24年独断专行的统治，使政府对英国金融界新的控制姗姗来迟。

1943年到1944年间，诺曼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被诊断患了肺炎，后又得了脑膜炎。他70多岁时，体弱多病，不得不接受医生让他辞职的劝告。几年来，汤姆·卡托曾被提名接班，他战时在财政部的认真工作给诺曼留下好印象。虽然卡托在清一色托利党徒的摩根建富公司里是唯一的自由派，但是工党害怕他会在英格兰银行使金融城的法则永久实施。早在1940年，战时经济部长休·多尔顿警告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有很多人将会反对卡托作为接班人。他来自金融城最反动的公司，即摩根建富公司，我敢说，公司的这批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托利党党徒。”（14）

卡托于1944年被任命为行长以后，到诺曼的乡间别墅做了一次渴望已久的朝圣，以求得这位长者对他的祝福。诺曼说：“我亲爱的卡托，我的第一选择是，我能够再次当选英格兰银行行长，可医生们说‘不行’。你是我的第二选择。愿上帝保佑你。”（15）受到这一举动的感动，卡托泪流满面，他与诺曼的妻子在花园里踱步半天才平静下来。人们认为对卡托的这一任命强调了在战后需要与美国密切合作。

丘吉尔政府在1945年举行的选举中意外地失败后，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把对这家银行的国有化放在议会的首要日程上。虽然英格兰银行长期以来就一直从事国债、货币发行和外汇业务，可它是由17000位股东组成的私人银行。中央银行家一直在幕后操作，现在将被推到光天化日之下。对于工党党员来说，早就应该对诺曼实施报复了。

伦敦金融城的强硬派认为，卡托出于自尊该辞职，而不应去监管一家由政府控制的银行。蒙塔古·诺曼从未打消过这样的感觉，即卡托应有足够的智慧来打掉国有化。实际上，卡托证明了自己是过渡阶段完美的角色，他为这家银行争取到的结局很可能比诺曼本人所能得到的还要好。人们不把他当作敌视白厅的金融界人物，而是把他看作精明的和稀泥的人。他认识到诺曼的名言“别找借口，别解释”，在新的时代已经不够用了。中央银行不能再像教士或隐士那样，而且卡托认为，对一个稳健的银行家，最好是把握过渡阶段。为保留该银行的独立性，他与各方达成协议，行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并且只有在议会通过提案之后，才能对行长解职。

1949年3月，在保持了250多年的独立之后，英格兰银行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商人银行对它的影响减少了，而更多的工业界人士和劳工组织领导人将会被任命为该行在战后的董事。卡托如释重负地告诉拉蒙特：“这艘船不得不行驶在前有岩礁后有漩涡的航道上，但我们闯过来了！”（16）卡托任行长之职直至70岁生日那天，1949年他又回到摩根建富公司，但他没有在该银行担任正式职务。不过他的儿子斯蒂芬将成为战后摩根建富的董事长。

对于蒙塔古·诺曼，新世界包孕着他所鄙视的一切。他哀叹“飞速的社会化”遍及英格兰，他告诉莱芬韦尔，他很少去金融城，并觉得那里是个悲惨的地方，沦落到靠承销低息债券过日子。这位把毕生献给保持伦敦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人，现在看到伦敦昔日的辉煌已逝去：“我担心伦敦各种古老的行业实际上都到了穷途末路，或许只作为陪衬继续存在。”（17）随着国外业务向纽约的转移比一战后更加明确，伦敦的领导地位几无回旋余地。诺曼似乎茫然若失、神思恍惚。他说：“我想知道老斯特朗对这些怎么看。”（18）蒙塔古·诺曼因前一年的中风，在1950年2月4日去世。

二战后，热情的幸存者亚尔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博士恢复了与蒙塔古·诺曼的联系。他因参与另一次图谋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于1944年7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先后被换过32所监狱，其中包括死囚营——达豪集中营。他组织了名人囚犯团体，包括前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和利昂·布卢姆。在战争后期，德国人匆匆地把他们赶到东南方，以躲避不断推进的美军。1945年5月4日，当盖世太保按希特勒紧急命令，将要对沙赫特和其他人执行枪决时，被盟军在蒂罗尔以南营救出来。

沙赫特试图探望病中的诺曼，但因不能被正式确认为非纳粹分子，他去英国的签证被拒签。这个人脸皮极厚，倔强执拗，他的傲慢似乎总使他处于逆境而不垮。他被纽伦堡法庭指控为战犯后，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军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签发了逮捕他的命令。当克莱到柏林郊外沙赫特的木房子去拘捕他时，沙赫特争辩说他没有反对美国。作为证明，他对克莱说：“看墙上挂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有戴维·萨尔诺夫签名的照片，是萨尔诺夫1929年在巴黎召开的扬氏计划会议上送给他的。（19）

在监狱里等待纽伦堡战犯审判时，沙赫特行为举止仍旧非常古怪，难以捉摸。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工部部长艾伯特·斯皮尔回忆起沙赫特是怎样有声有色地朗读诗词来打发时光。当美军心理医生给战犯做智商测试时，沙赫特在他这组排名第一。在纽伦堡有许多奇怪的重逢，沙赫特自从1937年在与赫尔曼·戈林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后，就一直没见过他。沙赫特写道：“我们此后的见面竟是在纽伦堡的监狱里。我们住在一间有两个浴缸的小屋里，我用一个浴缸，他用另一个——我们给身上打满肥皂，Sisitgloriamundi！[34]”（20）

在纽伦堡，沙赫特拒不承认对希特勒的成功负有责任，并否认他对纳粹有独特的作用。他对希特勒的说法是：“他一定会找到别的办法和其他人的帮助；他是个执著的人。”（21）沙赫特能够提供足够的材料证明他在30年代末的抵抗，以抵消人们认为他与纳粹合作的印象。他把自己塑造成对这个政权唯一的批评家，并对工人、自由派、教会和科学家的懦弱感到吃惊。所以这个曾经把克虏伯、蒂森和其他德国工业家召集到阿道夫·希特勒周围，并协助制定富有活力的德国战时经济的人，成为纽伦堡法庭宣判无罪的三个纳粹分子之一。以后，德国一个非纳粹化法庭把他判定为主要纳粹分子，虽然他上诉，但还是判他在劳动营服刑8年，一年后被释放。在50年代，他写了一本长长的自我赞美式的自传，自传有意缩短他对在纳粹筹资中的作用表示后悔的篇幅。后来，他因摔倒引起了并发症，于1970年93岁时去世，至死冥顽不化。

从1943年开始，汤姆·拉蒙特患了心脏病，不能每天到银行上班。二战快结束时，他英俊的孙子托马斯·拉蒙特二世死在太平洋上的斯诺克号潜艇上。拉蒙特那时70来岁，正值怀旧的年龄，他写了一部优美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乡间牧师住所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他的浪漫天性从未衰退。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给南希·阿斯特寄食品。阿斯特甚至在60多岁时，还有足够的精力在防空洞里表演侧手翻跟头。1945年，南希在议会工作了25年以后退休，拉蒙特为她负担3000美元的费用，让她到美国访问。在她动身之前，拉蒙特写信给她说：“你对战事的大部分忧虑消除后，我知道我会看到你比以前更年轻、更招人喜欢。”然后，他加上这么一句，“你一定会感到无上自豪，因为在1940年只有英国与全世界所有野蛮人孤军作战并拯救了人类文明。”（22）

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令人不快地想起过去。1944年，意大利政府派出一个金融代表团到拉蒙特那里。一些老家伙想成立意-美协会，但拉蒙特建议他们应等一等。1945年，当听到墨索里尼的死讯后，拉蒙特说，墨索里尼死得“不体面”的方式让他心烦意乱，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人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战后的意大利有一股新的反法西斯情绪，拉蒙特煞费苦心地改写历史。1949年，他告诉前财政部长朱塞佩·沃尔皮伯爵，1926年贷给意大利的一亿美元的贷款是在被胁迫情况下安排的。他暗示自己曾反对过此事：“这笔贷款不是我们急于要安排的那笔，也不是我们寻求的那笔，对此，我用不着多说。相反，那是受我们自己政府鼓励的战后一系列重建项目中的一部分。”（23）

到战争结束时，拉蒙特每周只到银行来很短时间。他继续表现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姿态，这已成为他在华尔街23号非凡任职期的标志。他为哈佛大学捐资2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一座本科生图书馆。恰当地说，图书馆是用来存放政府文件的。他还送出一张诺曼所称的“带响声的”支票用于修缮坎特伯雷教堂。他以皮尔庞特式的慷慨行为，结束了他的银行生涯：在不景气的1947年，该银行没有发奖金，拉蒙特决定送给每个职员一件圣诞礼物作为补偿，其价值等于各人工资的5%。

拉蒙特有时间来反思他的期望心态，这种心态使他在两次大战期间十分乐观，也使他特别容易中绥靖政策**的圈套。现在，他认为美国人太专注于实利主义，并且被和平生活宠坏，没有应付暴力的准备。1945年，在他题为《德国的伤心屋》的一篇文章里，试图想搞明白为什么同盟国在希特勒的问题上，对丘吉尔的呼吁置若罔闻。他写道：

事实上，和美国人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是如此地热爱和平，以至于对他们来说总是难以意识到有一帮恶人在世界上乱窜，寻找他们能够吞噬的对象。要不是到最后，我们有谁会相信，那些像小猪狗一样四处觅食的国家竟有一整套罪恶的计划……因为从性格上讲，盎格鲁-撒克逊人民非常人道，憎恶残酷，并对此蔑视。（24）

这个解释避而不谈拉蒙特先寄希望于日本，然后转向意大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自我利益的权衡。

1948年2月3日，汤姆·拉蒙特在佛罗里达的博卡吉兰德的家中去世，终年77岁。拉塞尔·莱芬韦尔成为摩根财团的董事长。许多朋友参加了在派克大道上布里克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堂为拉蒙特举行的葬礼。折椅是临时应急加上的，放在过道和阳台上。两位经历过黑色星期四的老职员，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和大通银行的艾伯特·威金在场。在杰克的葬礼上，悼念者唱的是《前进，基督徒》，而在汤姆的葬礼上，人们在由白色鲜花组成的壮丽背景下，朗读着弥尔顿《力士参孙》中的选段。

拉蒙特的不动产实在太多，以至于捐助慈善事业和教育的遗产达到950万美元，包括给哈佛大学的500万美元和给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200万美元。通过由摩根士丹利牵头管理的银团，他的经纪人卖掉了他25000股J。P。摩根的股票。这可能是现有的一笔大宗股票，市场价值估计近600万美元。

拉蒙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是J。P。摩根公司幕后的真正的“J。P。摩根”。假如他生活在皮尔庞特时代，他的奔走呼号可能会使大批钢铁厂或贯穿美国的铁路得以兴建。然而，作为一个外交时代的人，他是20世纪20年代国家巨额贷款的设计师。由于20世纪30年代贷款发生拖欠，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毫无结果的拯救行动中，并且他的天才几乎都被浪费掉了。回首往事，他似乎是颠簸在巨浪尖上的一个渺小的人物。他的经历清醒地告诉人们人类的局限性。

在讣告的头一页，《泰晤士报》说，拉蒙特的生命动力“是对美好、完美和优雅生活的不断追求”。（25）的确，人们赞美他向往过一个美丽与完美的生活的雄心，并把诗情画意带入极端严谨的银行界。他给摩根财团增添了文学色彩和智慧的深度，扩大了一个银行家应有的情操。他是一位处理他那个时代大事的人，能看出他的行动是否有战略意义，并不像世俗那样为利润而担忧。他对银行业的看法非常开阔。

然而，他也求助于道德上的捷径和政治上的妥协。他善于用花言巧语掩饰冲突，并能面带微笑地平息争论。乐观主义使他成为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同时他也有纯粹的机会主义成分。他拒绝终止商业关系，直至不可抗拒的现象使他无能为力；他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墨索里尼的同谋关系成为他历史上的污点。到后来，他不能区分政治与公共关系，目的与手段；为取悦太多的人，他失去了追求真理的习惯——这一习惯一旦失去，就不能复得。他可能是摩根历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拉蒙特是个梦想家，他的梦想超过了他使之实现的能力，他没有实现自己描绘的理想。在他死后，华尔街似乎变得暗淡，并且更官僚化了。作为总统、首相和国王的密友，他是外交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