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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侏儒（第1页）

第十八章侏儒

1932年的华尔街是个阴沉的被人遗忘的鬼城。证券公司每月有“苹果假日”——一种无薪假日，这天穷困的经纪人可以到外面人行道上卖苹果，以补工资的不足。苹果小贩们出现在摩根财团坐落的街角。

城里商业区的不动产业十分萧条，建筑公司因此无法偿还债务，持有这些公司债券的那些精明的投资者成了华尔街将来的主人。惨景遍及各处，河滨公园贫民的陋室——“胡佛村”连成片，中央公园内的林中本来很幽静的场所成了穷人的破烂居地。在派克大道上，许多原来由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家们居住的具有十个起居室的公寓现在找不到房客。新建成的帝国大厦只有一半被租用，被嘲笑为“空国大厦”。

对那些参加私人俱乐部的贵族来说，这往往是一个大祸临头、苦中作乐的时期。在联合同盟俱乐部的一个房间，全部墙壁都贴满了被股市崩溃弄得一钱不值的股票证书（当股市回升时，这些证券又被迫不及待地从墙上揭走）。在连续两年跌落之后，股票市场在1932年7月8日跌到最低点。到这个低点时，已经有两千多家投资公司破产，新的股票认购量只及1929年最高峰时的10%，在证券交易所，无精打采的交易人发明了一些消磨时间的新游戏。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在大崩溃以前索价55万美元，现在只值6。8万美元。主要金融机构发行利息率更低的新债券来替换老债券。

1932年，1。25亿美国人中几乎有1300万人失业。200万美国人搭乘棚车四处寻找工作，夜宿流浪汉营地。胡佛拒绝放弃经济学的正统做法，奋力采取措施以对付大萧条。他有时求助于空想出来的办法，来解决美国的沮丧情绪问题。他多次认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好笑话、一首好诗、一支好歌。他甚至找到习惯拿“政治”开玩笑的幽默作者威尔·罗杰斯，请他写一个好的笑话，用以结束由恐慌引起的囤积。胡佛本人每天却都是一副参加葬礼的表情。国务卿亨利·斯廷森一次在白宫与胡佛会谈之后说：“会谈像是坐在墨水浴缸里。”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评论道：“如果你放一朵玫瑰花在胡佛手里，它会很快枯萎。”（1）胡佛有他的办法来减少国家的苦难。1932年，他坚持说：“没有人真正在挨饿。比如说，流浪汉们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纽约的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2）

那一年春天，杰克·摩根居然也受到激励，难得地活跃起来，参加了一次公共活动。坚信人必须自立，他引用他喜欢的《圣经》“以西结书”中第二节的第一段：“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3）杰克认为上帝对福利国家不满。他宣扬旧时的宗教。他告诉林利思戈侯爵说，诚实、正直和节俭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真正答案。在我看来，问题主要起源于贪婪”。（4）他支持胡佛的主张，认为出路在于私人慷慨解囊，而不是政府干预。1932年3月，他参加了纽约社区组织的募捐会。他身着晚礼服，在自己的默里山庄作了呼吁帮助的广播讲话，男管家亨利·菲齐克和其他仆人在后厅从收音机中聆听。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尽我们的责任”，并表示支持在职工人每周捐出一小部分工资来救助失业者的计划。杰克本来最怕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他的合作反映了富人们中间的一种恐惧情绪。与此同时，拉蒙特帮红十字会为在中西部旱灾中蒙受损失的农民们筹款。

以陈旧的观念笃信古典经济学家，这使得崩溃后的衰退变成了似乎无法解决的萧条。在1931年底，联邦储备银行在两个星期之内将贴现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为了保持预算平衡，1932年的联邦收入法案几乎把税率提高了一倍，这又是一剂杀害病人的灵药。在摩根银行，并非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反对试验。在整个1932年，拉塞尔·莱芬韦尔，这个反传统主义者和自称为坏脾气的民主党人，把那些害怕通货膨胀性支出的人嘲笑为“身处北极严冬，却为热带的酷暑担心的人”。（5）然而莱芬韦尔本人的观点像是在疾风中旋转的风标，不多久，他又转为支持平衡预算的正统观点。他告诉李普曼说，公共工程计划只会延长萧条，并顽固地认为金本位是必要的。

胡佛政府在1932年的主要政策举措是组建复兴金融公司，这对摩根是大为有利的事。组建这个公司的目的，是向银行、铁路和其他资金短缺的行业提供贷款。拉蒙特在前一年就告诉胡佛，美国铁路的困境是“国内复苏的主要障碍”。铁路公司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负债累累，无力为它们发行的债券还本付息。当范·斯韦林根兄弟对1931年为他们提供的秘密挽救贷款违约时，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一起和两兄弟作了一次坦率的谈话。他们告诉这两兄弟：“事实上，我们是他们全部财产的所有者。”（6）正因为如此，在铁路公司的问题上，摩根银行打破常规，不反对政府出资挽救企业。奥里斯·范·斯韦林根说，他和曼蒂斯是“站在台阶上等他们（复兴金融公司）开门”。（7）范·斯韦林根兄弟从复兴金融公司借了7500万美元，这给那些认为复兴金融公司是富人福利机构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根据。

艰难的日子并没有影响摩根高级合伙人的显赫生活。即使他们的提款权——即每年作为合伙人而得到的百分比——减少一半，他们也仍然有20世纪20年代留下来的财富。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享受这些财富而不感到内疚。杰克应该如何处置他的海盗号呢？这条新游艇大得足以容纳一个小的流浪汉村庄。为了防止不良影响，他决定先将它封存一段时间。他告诉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说：“看来让海盗号今年夏天出航是不明智的。有这么多人正在蒙受失业之苦，甚至在挨饿，因此不在公众面前炫耀这样奢侈的消遣是比较明智和仁慈的。”（8）他提出将船租给小约翰·洛克菲勒。

汤姆·拉蒙特在他的合伙人账户上有2000多万美元，他有的是机会在旅行上与杰克平起平坐。杰克喜欢与主教和医生们一起航行，拉蒙特则愿意与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们结伴同行。1931年春天，拉蒙特与弗洛伦斯和沃尔特·李普曼及夫人，以及古典文献学者吉尔伯特·默里一道在爱琴海做了一次漫游。约翰·梅斯菲尔德在雅典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不少关于在“农神”号上这次萧条时期的欢聚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拉蒙特身着双排扣西装，上装口袋里装着手帕，条纹背心也很时髦。他那精明的眼睛注视着镜头，眼角显出了鱼尾纹。他身材不高，秃顶，一双颇具鉴赏力的眼睛，富有同情心而又十分机警，似乎把一切尽收眼底。另一张是在船长桌子旁边摄的，大家都很有风度地站着，沃尔特·李普曼看上去精神抖擞，而拉蒙特则专注地看着桌下。在这墙壁镶着木板、桌上铺着干净桌布的环境里用餐，这群人的奕奕神采与美国当时的阴郁气氛大不相称。

拉蒙特夫妇携带着42件行李抵达帕特拉斯时，希腊人把他们作为外国要人来接待，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礼仪。省长亲自把弗洛伦斯的帽盒提上岸，一个希腊内阁的代表逐个地检查他们下榻旅馆的每一个盥洗室。汤姆和弗洛伦斯喜欢装出一种不拘习俗的天真。在这次田园诗般的旅行中，弗洛伦斯报道说：“我们的午餐几乎总是野餐式的，因为多数旅馆的饭菜都非常差。午餐后，我们在阳光下读点关于希腊的诗歌。”（9）

如果看上去大萧条丝毫未损害摩根的世界，这仅仅是假象。在1929到1932年之间，摩根银行眼看着它的净值——它的基本资本的缓冲——以令人心惊的速度下跌。在胡佛离职前，净值由原有的1。18亿美元已跌至这一数目的一半。总资产从7。04亿美元跌到4。25亿美元。即使是对摩根财团来说，这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低级合伙人，他们分担了损失，但并没有机会在当年分享可观的多头市场利润。摩根银行在录用人时，仍然以才取人。正像一部摩根的官方历史书所说的那样：“另一个选择，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本录用更有钱，而不是更有才能的人做新合伙人。这种做法会降低银行的质量，因而被认为是不可取的。”（10）

摩根财团银行仍然保持着皮尔庞特的家长式作风。在薪金的削减高达20%时，职员们被告知，在合伙人完全恢复资本账户的提款权之前，首先需要恢复被削减的职员薪金。当银行关闭了雇员餐厅时，它给雇员们发了午餐津贴。职员的家庭每年还可以免费在缅因州的摩根乡村营地度假两周。对摩根建富公司的职员来说，杰克提供的白金汉运动场可以部分地消除大萧条带给他们的无聊。这个运动场有一个板球场、一个硬地网球场、经过修剪的草坪和一个茶楼。这些额外优惠激励了狂热的效忠热情，并使雇员间形成了一种近似于在迷信团体中的那种信徒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他们在大萧条中真的遭受了什么痛苦的话，与大理石墙外的人们所遭受的难以名状的苦难相比，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让我们来看看1932年的政治，因为那些导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案和摩根财团分家的事件都是根源于这一年。第一个向华尔街宣战，并推动那些最终导致有关新银行立法的听证会的，正是赫伯特·胡佛。胡佛在处理与他的摩根朋友的关系问题上，总是有一点臆想的味道。1931年，在白宫度过夏天后，德怀特·莫罗告诉拉蒙特，胡佛情绪低落，感到“他一直在试图贯彻纽约的银行的观点，然而从它们那里只得到冰冷的回报。”（11）拉蒙特给胡佛去了一封短信，想让他的情绪好点，但在他与总统的关系中有一种不自在的潜流。

胡佛与摩根财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做采矿工程师的时候。1917年，他是欧内斯特·奥本海默爵士和摩根之间的中间人，前者打算把他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金矿集团公开上市。为了巩固他与华尔街的新联系，奥本海默坚持在新公司的名称中加上“美国”字样。由此诞生了这个英美公司，该公司后来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公司。很明显，拉蒙特认为这将开始一系列新的能够利用胡佛才能的采矿事业。正如他告诉摩根建富的那样，英美公司的交易是“一个综合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主要涉及与胡佛先生一起从事的采矿事业”。（12）但胡佛在这个交易中违约，拉蒙特后来支持奥本海默撵走胡佛和威廉·哈诺尔德工程师的做法。拉蒙特通知伦敦方面说：“我们不应与奥本海默在他对哈诺尔德或胡佛的看法上有什么矛盾。”（13）

撇开这段历史不说，摩根和胡佛也注定会在政策上发生争吵。胡佛感到国会对他是个大束缚，这个国会很少关注欧洲的问题，不关心支持“买美国货”的宣传，对取代英国掌握世界经济领导权毫无兴趣。而摩根财团要保护自己的欧洲客户，它的国际主义对胡佛来说，正像对他的共和党前任一样，也是成问题的。另外还有个人风格上的冲突——胡佛粗暴而无幽默感，而摩根的那些合伙人则高雅而有贵族风度。

1932年7月，世界经济看来像是终于要摆脱德国赔款和协约国战争债务这两个包袱了。在瑞士洛桑，欧洲的首脑们达成了一项可以有效地结束债务游戏的君子协议，如果他们可以停付战债，那么他们就停止索取赔款。拉蒙特兴高采烈，把这视为自凡尔赛和约以来的经济战事的终结。他派马丁·伊根去白宫，并非是去要求胡佛取消全部战债，而只是请他重新研究战债问题。

从华盛顿回来后，伊根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为了一个问题如此激动过。总统讲了一通话，其中充满了愤怒、自怜和无能为力的沮丧。他附和着普遍的公众情绪坚持认为：“拉蒙特在这个问题上全错了，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美国人民不喜欢和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这种反对欧洲人的联合……拉蒙特不能理解席卷这一国家的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欧洲人是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许欧洲人已经解决了德国赔款问题，但他们是以最糟糕的该死方式来解决的。”（14）他将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债务缓期，拒绝法、英推迟归还即将到期的付款的请求，他迫使法国违约。这样，就在希特勒出现的前夕，协约国还在为困扰了它们多年的陈旧金融问题而争吵不休。

摩根和胡佛在华尔街空头投机问题上的矛盾很大，相比之下，他们在债务问题上的不和算是很温和的。喜怒无常而又孤僻寡言、面色冷峻的胡佛现在同意普通美国人的看法，认为华尔街是一个为专业人员所操纵的大赌场。胡佛把股票市场看作是自己的成绩报告单，而这上面不断显示着他不及格。他逐渐相信，民主党在搞阴谋，通过做空头压低股票价格，即出售借来的股份，期望将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回而牟利。

在1930年的自杀性市场上，“大量抛空者”首先把自己搞得臭名昭著。伯纳德·“抛出”·本·史密斯是其中的大师，他是20世纪20年代联营基金投机分子，因1925年价格上升而遭受重创。那年10月他突然发迹，在大崩溃的那天大肆庆祝，大叫“统统抛出！它们一钱不值”。（15）这类故事使胡佛相信，在市场上有恶毒的势力在起作用。他开始编拟参与空头阴谋集团的成员名单，甚至声称他知道他们每星期天下午碰面，密谋一周的破坏计划！（16）一些通风报信者使胡佛的这一偏执火上加油。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弗雷德里克·沃尔科特告诉胡佛，伯纳德·巴鲁克、约翰·拉斯科布和其他华尔街的民主党人正在计划“大量抛空”，以使胡佛在连任竞选中败北。

胡佛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官员们应该公开谴责这些罪犯。1932年1月，他把证券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召到白宫当面命令。他说做空头的人是在阻止经济回升，并警告说，如果惠特尼不对他们加以制止，他将要求国会对交易所进行调查，甚至可能要求对之施加联邦管制。惠特尼拒绝承认做空头有任何危险。私下里，摩根合伙人们嘲笑胡佛的固执念头是荒唐和臆想的，但他们不能平息胡佛那深深的仇恨。

尽管害怕公开听证会可能会挖掘出“令人泄气的污秽物”和破坏经济复苏的活动，胡佛还是在1932年要求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开始对卖空行为进行调查，这使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感到非常不快。为了阻止调查，拉蒙特去白宫与胡佛和国务卿斯廷森共进午餐。胡佛说具有破坏性的空头投机者抵消了他那些具有积极作用的措施，他的这个观点在听证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拉蒙特说：“我力图明确地向总统说明，如果这种调查得到鼓励而无法无天，那么只会在全国导致不安，并使他正在引导我们为之努力的所有建设性目标不能够实现。”（17）

在4月间，理查德·惠特尼是第一个证人，他把胡佛的指责称再“纯粹荒唐”。即使听证会已经开始，胡佛和拉蒙特私下里对卖空问题仍在唇枪舌剑。胡佛把一切都归咎于空头市场，比如公众信心低落，商业停滞，还有物价下跌。拉蒙特直率的回答具有喜剧性的刻薄。针对胡佛关于“真实价值”正在被抛空所毁灭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证券不能盈利并且不分股息，那么它还有什么‘真实价值’呢？”（18）他认为经营不善的商业应该对股市下降负99%的责。

报界有极好的时机来嘲笑参议院对空头行为的围剿，这些行动的结果没有揭露出任何民主党的阴谋。然而在4月底，一个分委员会把听证的范围扩大到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市场操纵。关于美国无线电公司联营基金的策划被公之于众。高盛公司的沃尔特·萨克斯不得不对埃迪·坎托和其他4万多投资者在高盛交易公司的损失作出解释。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听证会从现在转向过去时，关于大崩溃的记忆在公众心目中又变得清晰起来。最初，小城镇的居民还傻笑着把大崩溃看再是当时总统加尔文的霹雷对大城市罪人的打击。只是到了现在，当人们意识到股票市场的崩溃是萧条的前导时，对银行家的普遍怒火才真正燃烧起来。

在争论期间，胡佛不得不对付债券市场的严重不景气，在这个市场上卖空是绝对被禁止的。美国公司界无法应付20世纪20年代累积的债务，其中很多是用来接管公司的。很多债券无力还本付息，在极端的例子中，债券随着每次易手，股价向下跌落10点、20点甚至30点，这威胁着银行制度。如果储蓄银行不能将债券换成现金，它们可能会没有钱来支付储户，因而可能造成挤兑和银行破产。结果是由摩根牵头采取行动，制止了债券市场进一步下滑。35家银行拿出了1亿美元来购买高质量的债券，这笔联营基金绰号为“星条旗永不落”。拉蒙特任这个基金的主席，他在这一时期比日本天皇有更多的头衔可以炫耀。摩根银行称赞这个行动的爱国主义性质，然而这又正是摩根的拿手好戏——从公众服务中牟利。摩根银行认为债券的价值是被严重低估了，而它同时又有多余资金在手。J。P。摩根公司告诉它的巴黎合伙人说：“如果公司的组织……可以在消除公众疑虑方面起一点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是越大越好。”（19）

拉蒙特一直将基金的情况通报给胡佛。从债券市场的运作中，一些玩世不恭的人发现，可以设法增加共和党在秋季竞选获胜的机会，似乎胡佛会以难以驾驭的公牛去与熊来对阵。如果真是这样，这一策略对胡佛来说正好事与愿违。拉蒙特以这种基金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威胁要解散这个基金，除非取消关于卖空的听证会。最后，基金还是继续了下去，并获得了一大笔利润。听证会一直拖下去，最终在1932年初发展到人们始料未及的范围。这些听证会最后被称为“佩科拉听证会”，得名于新的分委员会在1933年1月任命的律师费迪南德·佩科拉。佩科拉听证会直接导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摩根财团的肢解。

1932年秋天，胡佛蒙受了任期内最后一次羞辱——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危机。历时3年的通货紧缩已经大大减少了许多贷款背后的附属担保品的价值。当银行收回担保时，生意的不景气更为严重，并造成更多银行挤兑和破产。1932年以前，几千家关闭的银行主要限于农村小银行。然而在那年10月，内华达州州长关闭了该州的银行。随之而来的是州银行关闭的可怕浪潮日甚一日——“关闭”一词被美化为“放假”。这一浪潮由2月份密执安州银行关闭8天而达到**。这一势头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罗斯福宣誓就职时，已经有10个州关闭了它们的银行。

从11月选举到1933年3月的就职典礼，是一个瘫痪的时期，胡佛和罗斯福彼此怒目相视，情绪对立。胡佛备受刺激，四面受敌，怨气冲天，拒绝在没有罗斯福合作的条件下采取任何新的措施，而罗斯福则要一切等他上任之后再说。对摩根财团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经过连续三任共和党政府，摩根银行与白宫的联系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银行都更紧密。在胡佛任内，总统只不过是电话之遥。有时摩根银行的权势看上去正像**裸的左翼所宣传的那样可畏。现在政治的轮盘转了一圈，摩根银行不得不为生存而搏斗。

早在1929年，胡佛就提出了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的想法，而这个主意现在得到了支持。它早在1930年就出现在卡特·格拉斯参议员提出的银行法案里，并在1932年成为民主党政纲的一部分。在竞选中，罗斯福认为胡佛应对1929年的投机狂潮和那些留下一连串违约劣迹的大量外国贷款负责。在1931年玻利维亚成为第一个违约的拉丁美洲债务国之后，几乎每一个拉美政府都纷纷效法。

在胡佛对“大量抛空”进行讨伐之后，摩根财团没有人为总统的离职感到难过。拉塞尔·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组成了投罗斯福票的摩根少数派。事实是，莱芬韦尔对李普曼表白说：“我无法为一个绝望的人投票，这个人希望继续以绝望的措施来补救绝望的形势。”（20）再说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罗斯福将成为一个敌人。温文尔雅的罗斯福严厉责备胡佛花钱大手大脚，而他则提倡预算平衡。他看上去平淡，不那么大胆。莱芬韦尔对罗斯福有点倚老卖老，称他为“一个面带可爱笑容、举止文雅、和蔼和有善意的家伙。”（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