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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大萧条（第1页）

第十七章大萧条

股市崩溃之后，赫伯特·胡佛总统并非像传说的那样消极、被动又无能为力，他宣布了多项减税政策和公共服务事业计划，并要求公用事业部门加快新工程建设。他还将工商界的要人召进白宫，说服他们保持现有的工资水平，以抑制购买力的下降。亨利·福特降低了小汽车的价格，并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日7美元。同时，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精心组织了一系列的利率快速下调措施。这样，截止到1930年6月，其贴现利率降低了一半以上，降到了2。5%。显然，政府采取措施以缓解经济灾难的原则在新政之前就已成信条。

华尔街努力以坚韧的意志面对股市崩溃，并将其视为惨痛但有益的教训。听起来每个人都像是位哲学家，1929年底，拉蒙特将股市崩溃描述为一个不会带来持久危害但却是刺耳的警告：“我不得不认为股市崩溃终究是一个有价值的教训，同时，在这期间，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必将为今后带来裨益……整个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活力。”（1）这种理性的认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坚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对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激进的减税政策从未感到完全满意。他们希望这次股市崩溃预示着经济将恢复到更加保守的轨道上来。他们对20世纪20年代那种引人误入歧途的投机行为感到不安，而对人们恢复节俭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表示欢迎。当时新泽西州参议员，德怀特·莫罗也认为“经济过于繁荣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人们的思想”。（2）拉塞尔·莱芬韦尔认为经济的衰退可以成为7年灯红酒绿忘乎所以的生活之后的一种“健康清醒剂”，“其办法是让人们不再过分关注有关股票行情的报价表和新闻报道，不再沉溺于违禁喝杜松子酒和跳爵士舞……而是恢复到以储蓄和勤奋工作为基础的传统的经济和繁荣。”（3）这些言论颇有清教徒惩罚邪恶之徒的味道。在股市崩溃之后逃避领导作用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现在却对经济滑坡发表言论：“经济危机将有助于剔除经济体制中的腐朽因素，人们将更加勤奋地工作，并提高道德水平。”（4）但是，凯恩斯警告说，这种紧缩政策只能使经济更加萧条。

说这种安慰话的人大多数还能吃20世纪20年代财富的老本。虽然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都损失惨重，但他们仍然拥有大量财富，数额之大，难以启口。1928年圣诞节，每个合伙人都收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红包。1929年，杰克之子朱尼厄斯迁入了一幢拥有40个房间的石头别墅——“致意楼”。这幢别墅位于杰克拥有的小岛旁边的另一座小岛上。尽管股票经营者于当年10月纷纷抛出了他们手中的房地产股票，但是，在缅因州巴斯市，工匠们却忙于建造一艘名叫海盗四号的豪华游艇。该游艇具有60匹马力，长343英尺，总吨位为2181吨。据说这是当时最大的一艘私人游艇，是一座配有电梯、横梁天花板、印度柚木船舱、红木座椅和壁炉的水上宫殿。这样一座庞然大物，大约需要50多位船员来操作。杰克为此投资了约250万美元。这么惊人的一个标价，却不过是杰克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银行提取的年薪的一半。

1929年，杰克·摩根同他的15个孙子、孙女在马蒂尼科克角过了一个温暖而愉快的圣诞夜。他说：“这简直就像我在农场上看到的一窝小猪。”（5）新年之际，杰克期待着同他的朋友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博士一起乘游艇去巴勒斯坦度假。

股市崩溃之后的平静在华尔街之所以能够令人忍受，原因在于当时政治矛盾的反冲力尚未集结力量。还没有人要求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整顿。那年的12月，当杰克听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因预算困难而计划裁减工作人员时，他决定捐资以弥补该馆资金的缺额，这表明富人的慷慨有时确能使情况有所改观。然而，不久，经济大萧条终于使公众发泄出对银行家的愤恨，且持续多年而不减。

也许，相对于1987年而言，华尔街有更多的理由为其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自满自足开脱。当时，美国贸易顺差，财政盈余，20世纪20年代是其有史以来经济最辉煌的时期。其间，美国的地位在世界经济中不断上升，并成为最大的债权国。J。P。摩根公司在金钱上的富有使其有能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给不太幸运的伦敦和巴黎的合伙人以丰厚的礼物。因此，这一时代有点狂妄自大也是情有可原的。

投机的心态并没有很快消失。最初的事实说明，手头有钱的人大量买进股票的做法是正确的。到1930年年初，股票市场挽回了其绝大部分损失。人们谈论着一个小的“牛市”。伴随着汽车和商品房销量的增加，商业性投资不断扩大。胡佛总统于1930年3月7日断言：“所有迹象表明，股市崩溃给失业造成的最坏影响将于未来的60天里消失。”（6）

4月份，股市又开始下跌，到五六月份时，每当胡佛总统发表一次乐观言论，股市就下滑一次。与上年10月的投机性的下滑情况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价格下跌的幅度都很小，但却是步步为营，不可逆转。1932年中期，股票价格跌到了最低点，只相当于1929年9月最高点的十分之一。当股市崩溃时，拼命抛出的“乡巴佬”们似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相比之下，那些狡猾的经纪人为在将来赚大钱而在价格猛跌时大量吃进的做法，却令其吃了大亏。

很难说，如果那时采取了明智的经济管理政策，“大萧条”是否可以避免。但两个事件导致了可怕的、不断下跌的势头。1930年6月17日，胡佛总统对上千美国经济学家的忠告置若罔闻，他拿起6支金笔签署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该法案中规定的高额关税竟占一些进口品价格的一半以上。在胡佛总统签署该法案的前一天，由于紧张的预期心理，股票市场遭受了从“悲惨的星期二”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作为外债的主要承办者之一，摩根公司自然非常失望。如果债务国无法向美国出口其产品，那么他们如何获得外汇以偿还他们的债务呢？拉蒙特声明：“我几乎要跪下来乞求胡佛总统否决这个愚蠢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7）不久，他就把世界贸易体系称为“精神病院”。（8）当时美国这家最大的国际银行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新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它的形成将破坏摩根公司同蒙塔古·诺曼和本·斯特朗一起在20世纪20年代极力倡导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体系。两年内，20多个国家以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为由，通过提高各自的关税，并大量削减进口美国产品数量等方式，对美进行贸易报复。从此，“以邻为壑”的经济时代开始了。

1930年的第二个严重失误是由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造成的，它禁止信贷的自由发放，并紧缩货币供给。其目的之一是企图控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阻止它与欧洲的财长们进行后门外交。安德鲁·梅隆财长想以高利率来阻止黄金外流到欧洲。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许多人都视紧缩政策为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解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称：“这样一种经济动**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低利率货币政策能够纠正或扫除这种后果吗？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到。”（9）到1930年下半年，股市崩溃后暂时的平静不复存在了。那年秋季，胡佛向拉蒙特抱怨卖空浪潮和其他有损国格和民族自豪感的不正当行径。第二年，是股票市场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年。

尽管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开始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营负责，但是在一些局部的、较小范围的危机中，摩根公司仍然发挥着辅助作用。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义务解救每一个破产者、银行或者公司，它关心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与此同时，摩根公司对于其政策的倾斜对象则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虽然它表示自己代表所有公众的利益，但事实上该公司真正代表的是它的顾客、旧友和银行界的同行。摩根公司的部分实力来源于其对华尔街朋友们的忠诚，以及向银行家们和其他金融机构放贷时的慷慨大方。这一切在股市崩溃后得到充分证实。

以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查尔斯·米切尔为例，在经济萧条即将发生之际，米切尔谈成了一笔使他的银行和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交易；如果此举成功，他将创立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超过当时英国的米德兰德银行。因为这笔交易生效要以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价格为基础，米切尔需要把它们保持在450美元的水平。然而，股市崩溃期间，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却跌落至这一底线之下，尽管国民城市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国民城市公司竭力吃进，也无法阻止其股票价格的狂跌。那天，在他去上班的路上，米切尔顺便走访了华尔街23号。出来时，他以自己拥有的国民城市银行股票作担保，借到了1200万美元的私人贷款。其后，当他无法按期还款时，摩根公司又暂时充当了国民城市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事后，米切尔是这样评价摩根公司的：“这个公司历来都是站在伦理道德、理解信任和领导能力的最高峰。”（10）不管这种忠诚如何值得称道，摩根公司的这一举动从金融角度来说，是极为冒失的。

对客户的过分忠诚历来是摩根公司的一大缺陷。有时它因陷得太深而难以自拔。股市崩溃后，像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金融界的杂技师，突然间失去了自我平衡。他们经营的铁路公司过度举债，是股市崩溃时期最拙劣的角色。酷似威廉·杜兰特和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时的情形，范·斯韦林根兄弟在阿利甘尼股票价格不断下跌的时候，坚持吃进。他们靠借款来购进股票，其结果只能使他们的亏损增大。当时，他们没有听从摩根公司的委婉忠告，而是鲁莽地收购包括巨大的密苏里太平洋公司在内的铁路公司股票。用信贷来收购已变成了范·斯韦林根兄弟的一种嗜好。

在沸腾的1929年初，阿利甘尼股票的价格被发烧似的炒得很高，而到了1930年秋季，它却成了整个股票市场下跌的龙头。仅在两个月内，其价格就从56美元一股跌到了10美元一股。1930年10月23日晚，范·斯韦林根兄弟奥里斯和曼蒂斯，以及担保信托公司的代表，会集在汤姆·拉蒙特在东七十街的住宅里。这对脸色阴沉、个头矮小的兄弟此时已欠他们的经纪人4000万美元的债务。因为摩根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承办了范·斯韦林根兄弟的2亿美元证券的发行，它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帮范·斯韦林根兄弟一把。拉蒙特那时对铁路的发展前景是很悲观的，他已告诉胡佛总统，每天大约有200个富豪乘飞机抵达纽约市。但他同时惧怕在与范·斯韦林根兄弟打交道的华尔街的经纪人中间，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损俱损。

因此，这两家银行联手组织了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用来解救范·斯韦林根兄弟。这个解救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并高度保密的，在发生私人破产时，很少以这种方式进行救援。范·斯韦林根兄弟继续作为公司名义上的拥有者，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的真实境遇。因为他们平日恣意挥霍，所以还得给范·斯韦林根兄弟每人每年10万美元的生活费作为补偿。用马修·约瑟夫森的话来说：“范·斯韦林根兄弟在五年内无力偿债的情况，是华尔街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11）第二年，当范·斯韦林根兄弟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时，摩根财团和担保信托公司取消了他们以阿利甘尼铁路集团股票作为抵押品的赎回权。最终，阿利甘尼股票跌到了37。5美分一股。

作为最后的贷款者，摩根财团通常喜欢与其思路一致、具有相同特点和背景的机构。基德-皮博迪公司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家。它做生意时有章有法，从不抢夺他人的顾客，且通常按照摩根的规则办事。1930年，它频遭打击，祸不单行。首先是意大利政府提走了800万美元的存款，其次是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通知基德把大笔存款转到一家瑞士银行。这促使作为基德雇员起家的乔治·惠特尼出面，召集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在杰克家再次集会，商讨如何解救基德-皮博迪公司。最后，他们决定帮助安排一笔1000万美元的贷款。在惠特尼的指导下，老基德-皮博迪公司名存实亡。惠特尼伙同他的朋友埃德温·韦伯斯特、钱德勒·霍维和艾伯特·戈登一起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名称和声誉。“我们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声誉。”戈登向年长的韦伯斯特报告说。“昨天，有史以来头一次，在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出会议大厅的路上，摩根公司居然邀请我们一起去喝茶。”（12）

虽然摩根财团会不遗余力地为朋友服务，但它对那些公司形象不合其流派者则冷漠无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30年12月11日合众国银行的破产。合众国银行拥有45万储户，是纽约的第四大银行。一般说来，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紧缩，使得维系银行间贷款的抵押品也相应受损。1930年，破产银行的数目像滚雪球一样，从年初时的每月60家破产的速度，发展到11月时的254家，而到该年12月时，破产数目竟达344家。那一年，共有上千家银行破产，合众国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其破产影响将会造成全面的大崩溃。

但是，该银行的经营不属上乘。它的犹太主人给它选择了合众国这个名字，目的在于迷惑其犹太移民客户，使他们认为该银行是受到政府支持的。业务大厅悬挂着一幅华盛顿国会山的油画，更加强了它的误导性。尽管副州长赫伯特·莱曼、州银行管理当局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出面为解救该银行的一项计划游说，华尔街的金融界人士们对此仍无动于衷。管理当局想让合众国银行同其他三家银行合并，但要促成此事，需要华尔街的银行为它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

在一次情绪冲动的会议上，州银行管理总监约瑟夫·布罗德里克警告说，如果银行家们拒绝接受该项救援计划，其他10家银行会因此而相继破产。在纽约开户的家庭中将有十分之一会陷入困境。看到每一位与会者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布罗德里克提醒大家，基德-皮博迪公司是如何被大家同力解救出来，此外，几年以前，也是大家一起把担保信托公司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一切想保住这家犹太银行的努力都化成了泡影，在最后一分钟，银行家们否决了这个3000万美元的承诺。布罗德里克回忆说：“我问他们，这是否是他们的最后决定，他们回答说，是的。后来，我警告说，他们犯了纽约银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13）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银行破产——合众国银行破产，进一步加深了早已笼罩在全国储户心中的恐惧。

合众国银行的破产，可归结于华尔街银行家的反犹太情绪。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商业银行是为犹太人所拥有的，制造商信托公司是在纽约的另外一家只由犹太人拥有的重要银行。人们很难证实，是否由于反犹太情绪阻止了银行家们解救合众国银行。但是摩根公司的记录表明，摩根及其合伙人对顾客的犹太主义是非常留意的。当拉蒙特的儿子汤米向摩根建富介绍纽约所发生的事情时，他注意到，合众国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外国人和犹太人。（14）拉塞尔·莱芬韦尔这样描述合众国银行：“这是一个坐落在市郊的、有着许多分支机构的银行，它的客户大多是当地的犹太小商人，以及那些财力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百姓，这家银行的雇员也多来自这个阶层。”（15）银行家们的态度是缺乏远见的。合众国银行的破产，动摇了美国人的信心。如果所建议的合并方案能够予以采纳的话，合众国银行的破产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若不是合众国银行拥有为数众多的储户，它是没有理由破产的。它下属的证券公司发行的都是劣质的股票，并且发布了误导性的募资说明书，而该银行本身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该银行的两个所有者因失职而锒铛入狱。其一是罗伊·科恩的叔叔、银行的总裁伯纳德·马库斯，他总是指责反犹太主义的阴谋是使这家银行破产的原因。甚至连该州银行业的总监布罗德里克也受到未及时让这家银行停业的指控（出庭两次后，他被宣布无罪）。的确，要解救这样的银行无疑使贵族银行家听了极不顺耳。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摩根曾打着捍卫整个银行系统这样崇高的旗号，多次出面挽救了许多濒于破产的银行，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居然拒绝援助合众国银行，难以令人相信宗教信仰不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成千上万的犹太储户还不及一个查尔斯·米切尔重要。恰似当年皮尔庞特·摩根对待雅各布·希夫一样，犹太人历来是摩根公司视野中的一个盲点。

纽约股市的崩溃给伦敦金融城敲响了警钟，但也让伦敦人感到很满意和有点幸灾乐祸。黑色星期二之后，《纽约时报》报道说，“股票的大量抛出使得伦敦金融城感到很自在，像是在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会如此’。人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16）从诸多角度看，伦敦得益于纽约市场的崩溃，因为投资者把大笔的资金从纽约转到了伦敦，使英国黄金储备的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1930年，由于伦敦变成了一个投资者安全投资的天堂，外国贷款一时猛增。但同时，对于英国经济更深入的诊断结果仍然是令人担忧的。工业生产停滞，失业率升高，伦敦港受到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一些依赖于农业出口的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早就遭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从而使伦敦金融城蒙受打击。

正如蒙塔古·诺曼通常所预料的那样，英格兰真正的危机来自中欧大陆。战后的赔款继续使德国的经济处于重负之下，其政治也因此而两极分化。1930年3月，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博士递交了他的辞呈，抗议扬氏计划的实施使德国承担了额外的债务。人们所担心和早已预料到的，德国人算总账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得了大量的选票，而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则采取反对赔款的政策。右翼分子在赔款计划问题上大做文章。1931年1月5日，沙赫特博士参加了由赫尔曼·戈林举办的一个晚餐会。由于沙赫特对赔款计划的强烈抨击，使他得到了国家社会党巨大的信任。在那个晚会上，他结识了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并变成了纳粹和德国大商人之间的重要纽带。那年春季，随着德国街头多次爆发政治冲突，要求取消凡尔赛和约给德国造成债务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

形势已经非常动**，此时又有一家重要银行宣告破产，造成了更强烈的冲击。1931年5月11日，阿斯特尔特信贷银行破产，该银行不仅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也是中欧最重要的一家银行。奥地利国家银行和罗斯柴尔德财团宣布的救援计划反而使全世界警觉起来，感到情况不妙，引发了挤兑风潮。灾难席卷了中欧大陆，摧毁了奥地利和德国的银行体系。6月，诺曼向奥地利中央银行提供了一笔紧急贷款，用以支持奥地利先令——作为其向全球贷款者所奏的最后一曲挽歌。加上给德国的一笔紧急贷款，这标志着英国20世纪30年代在金融界领导地位的结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蒙特于1931年6月5日打电话给胡佛总统，建议实施一个战争债务和赔款的缓付方案。他强调：“如果不实施这个方案，整个欧洲经济将会崩溃，进而延长美国的萧条期。”在拉蒙特的档案中显示，胡佛对他的建议，以一种很生气的、搪塞的姿态表示：“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它几乎是行不通的。像你这么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你是不可能理解国内广大人民对这些政府间债务的情感的。”作为一个外交时代的银行家，拉蒙特没有以经济因素为论据，而居然大言不惭地以一个政治家的口吻回答问题，他煞有介事地对胡佛说：“现在人们私下正在议论着如何在193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摆脱本届政府。如果你采纳我这个建议，那些闲言碎语明天就会全部消失。”（17）最后，拉蒙特补充道，如果该方案取得成功，摩根银行将不会声张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把全部成就归功于总统。“这是你的方案，而不是别人的。”当拉蒙特向胡佛小声献计时，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家伙！

梅隆财长极力想否决该方案，并否认债务问题是欧洲经济情况混乱的原因，但此时的胡佛总统已受够了“短视”的孤立主义之苦。他于1931年6月30日晚，打电话给帕利塞兹托里悬崖家中的拉蒙特，通知他说，他刚刚宣布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对战争债务和赔款都适用的延期偿付方案。胡佛明白法国人会对给予德国人这种仁慈表示愤慨，所以他问拉蒙特是否有办法让法国人接受该方案。拉蒙特对法国人的立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提醒胡佛，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就是法国人——这是他许多信中经常提及的问题。最终，拉蒙特还是同意做这项工作，表示将通过法兰西银行游说法国政府。不出胡佛总统所料，法国人认为该方案是英美策划的让德国人逃避赔款的阴谋。

胡佛的延期偿付方案对当时正处于崩溃境地的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迟到的祝福。德国最大银行之一的达纳银行于1931年7月13日宣告破产。两眼充满泪水的布吕宁总理拒绝了纽约方面提出的援助方案，因为他担心一旦实施该方案，那么，给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的一笔贷款的坏账问题将会暴露出来。达纳银行破产后，德国政府不得不关闭了柏林市所有的银行和外汇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债权人纷纷要求收回对德国的贷款。由摩根财团牵头组织发行的两笔德国和奥地利的国债，曾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热烈欢迎，而现在债券的价值却以惊人的速度一落千丈。过去10年的含辛茹苦的努力，一时间全部成为泡影。

这时，危机开始转移到了伦敦。投资者们逐渐察觉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的金融联系。在1931年夏季，投资者们大量抛售英镑。纵使那时德国不出问题，英镑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1931年7月下旬，一个被称为“五月委员会”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小组预测，英国的预算赤字总额将达到1。2亿英镑，而且近期内看不到赤字会消灭的迹象。该委员会提议英国政府提高税率，并把失业救济金的预算规模缩小10%。几天之后，英镑在国际市场上猛跌。英格兰银行告诉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英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告罄。尽管当时需要采取紧缩政策，但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一筹莫展。250万失业人口使得工会不可能在失业救济问题上让步。

在公布5月份报告的前几天，蒙塔古·诺曼“情绪低落”地离开了银行。一年前，由于劳累过度，他在南美休假两个月。而现在诺曼由于工作繁忙而精神紧张，面色憔悴。医生要求他卧床休养。当他能下地行走时，医生建议他到国外去调整一下过度紧张的神经。诺曼的工作暂时由副行长欧内斯特·哈维爵士接替。看到英镑危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杰克·摩根和特迪·格伦费尔决定把诺曼悄悄地从英格兰接出来。由于担心诺曼可能会不从，摩根财团和英国政府合谋，暂时把他流放他乡。把诺曼调走的建议在征得英格兰银行董事爱德华·皮科克的同意后，格伦费尔向纽约方面报告说，“诺曼的情况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已经向他暗示他应退居二线，让二号人物理政。”（18）人们很难判断医生是不是参与了这个计谋，或者把医生请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人们可能会因摩根公司所表现出的帝王般的傲慢和对诺曼的热心关怀感到困惑。摩根银行想体面地把他赶下台。杰克发出了一个具有皇家慷慨气度的电报：如果诺曼愿意，他可以乘海盗四号游艇到欧洲、北非或远东的任何一个地方旅游，并由他自己选择任何一个医生陪伴他。杰克告诉格伦费尔说：“我们还为他的六个亲随准备了房间”，“他需要多少佣人，艇上也有足够的地方供他们住”。在乘汽艇去魁北克的途中，诺曼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杰克的口信，但他拒绝了这个“莫大荣光”的建议。（19）为了避免让别人把此事说成是银行家的阴谋，他不愿意同美国产生任何瓜葛。诺曼在弗兰特纳克城堡疗养，并在那里同乔治·哈里森商议彼此关心的问题。在流放期间，诺曼避免了自己亲手砸碎心爱的金本位制；而事后就像格伦费尔所说的那样，也不必去忍受精神上的折磨。

摩根财团曾于1925年协助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此时又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来保护它。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和菲利普·斯诺登明白，没有国外的贷款就无法阻止英镑的贬值。世界上的黄金绝大部分都握在纽约和巴黎手中，乔治·哈里森建议发行一笔美法联合贷款。责任落到华尔街23号头上，由它来通知麦克唐纳关于华尔街是否可以对英国贷款的意见。特迪·格伦费尔是传递信息的中间人，他具有三重权力：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来自伦敦金融城的保守党下院议员、摩根建富的高级合伙人。格伦费尔对工党政客们无丝毫同情，并坚决反对他们的工业国有化计划；他还对麦克唐纳嗤之以鼻，认为他举止粗鲁，胆小怕事：“他全身只有肝脏是白颜色的，只有血不是红色的。”（20）8月初，格伦费尔警告麦克唐纳如不彻底地改革，措施将无济于事，如果不大刀阔斧地削减预算赤字，英国从华尔街得到贷款的希望将是非常渺茫的。格伦费尔意识到危机即将爆发，他打听到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正在法国，建议他立即回国。

有关拉姆齐·麦克唐纳1931年时的作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要么是个具有远见卓识、高尚豁达、为国家利益牺牲信仰观念的首相；要么是个背叛其政党和纲领以讨好外国银行家的恶棍（麦克唐纳的行为和格罗弗·克利夫兰1895年黄金危机时，背弃他在民主党内追随者的表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个狂热的、言辞激烈的社会党成员，麦克唐纳于1929年上台，并保证采取措施减少失业。他颁布的失业救济等诸项政策，成为工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尽管他颇能煽动下层民众，但他有着真正英国贵族的信仰——英镑是世界金融的媒介。因此，1931年8月他真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外国银行家坚持，作为贷款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削减预算赤字。但是任何这种紧缩意向的言论，都遭到了工党内阁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迁就富足的银行家就是背叛自己的队伍。

作为华尔街的代表，格伦费尔对麦克唐纳说话直截了当。他在8月中旬时警告说：“我们已经对许诺感到厌倦了。”（21）格伦费尔留心观察着麦克唐纳的一举一动，猜想他会选择权宜之计。正如1925年对待丘吉尔的方法一样，摩根的这位合伙人以讥讽的目光对待他的目标：“该首相终于惊慌了，但是他太过于自负和糊涂，很难让他随时准备采取措施。”（22）格伦费尔大大低估了麦克唐纳的能力。当工会坚决不接受减少失业福利的建议后，麦克唐纳被他们的顽固不化给激怒了，他此时完全改变了立场，站在了格伦费尔一边。他的许多内阁大臣坚持他们自己的立场，反对减少失业救济金。

危机的以后几步是错综复杂的。英格兰银行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试探，假如斯诺登财政大臣采取削减预算的妥协方案，能否保证从华尔街得到一笔贷款。麦克唐纳担心直接征求纽约银行家的意见会刺伤他的内阁，所以他决定探听虚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建议英格兰银行去找摩根。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同英格兰银行之间有一条秘密的联络渠道。正如格伦费尔解释的那样：“如果首相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经把他的计划透露给了外国银行家，并请他们提供贷款，他的同僚们一定会被激怒的……你应该理解，虽然诺曼行长和副行长看到了J。P。摩根公司与摩根建富公司之间的许多电报文稿，但是首相及其内阁成员却从来没有看到过。”（23）1931年8月22日，哈里森收到了一份从英格兰银行发来的电报，概括了麦克唐纳将于23日星期天与其内阁讨论的新的妥协性预算方案。首相想知道，如果内阁接受了该方案，他们是否就一定可以得到一笔纽约方面的贷款。在摩根合伙人弗兰克·巴托位于格伦科夫的家里，哈里森把这份电报拿给乔治·惠特尼和其他摩根合伙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