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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玛士撒拉（第1页）

第二十五章玛士撒拉

汤姆·拉蒙特去世以后，拉塞尔·莱芬韦尔在1948到1950年继任J。P。摩根的董事长。他喜欢吸一只长长的直烟斗，他那大尖鼻子和白头发使他的智慧具有玛士撒拉[35]的风格。自1946年至1953年在他就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期间，他通常在回东六十九街住所的路上，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去一下。他具有书生气，但十分机敏，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大师。他可以就任何问题写出犀利的论文或作即席发言。他的思想非常广泛而丰富。在一次董事会上发表了激烈的见解之后，他发问道：“有人有不同意见吗？”汤姆·拉蒙特温和地回答：“有人敢不同意吗，拉塞尔？”他具有反唇相讥的天赋。他的女儿在第一次乘游船出航前，问他应该给多少人小费。他干巴巴地说：“这个嘛，如果你有的是钱，你可以把小费一直付到船长。”（1）在一个晚餐会上，莱芬韦尔给作家埃德娜·费伯留下了如下印象：“在我看来，他聪明、宽容、达理、开明，而且和这些品质相结合，他还有惊人的幽默。”（2）她很难设想在他“红润而又顽皮的面孔”后面隐藏着的是一个吝啬鬼。（3）

莱芬韦尔是摩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培育和精选的众多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个。在那个时期华尔街仍然能够造就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人物。作为小合伙公司的合伙人，金融界的精英们涉足于商业的各个方面。他们有时间读书，有时间思考，有时间介入政治——专业化的灰色时代还未来临。莱芬韦尔认为，肢解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经摧毁了华尔街上最有意思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批新的多边国际机构，摩根银行处于不大有利的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英格兰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组成的神秘的三驾马车，大体上控制着国际货币秩序。但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拟议中建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凌驾于这三驾马车之上。这两个孪生机构把货币稳定和欧洲重建问题提高到超国家的层次。在战后的年代里，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仍有更广泛的合作。结果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由私人银行家托管的金融使命，被不可逆转地置于政府之手。一种新的公德感使银行家与政治家之间有了距离，秘密合作被视为政府腐败的表现。“外交家的时代”寿终正寝。

在我们之称为新的“赌场时代”的年代里，银行将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竞争领域中运作。在资本市场有限而又没有几个金融机构来开发这些市场的年代里，银行家的实力变得很强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市场一直在扩展，而且在全球结成一体化。与此同时，金融领域日趋拥挤，挤满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经纪人公司、外国银行、政府贷款计划、多国组织和其他无数的贷款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逐渐丧失了他们在世界金融界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再也不会有一家像J。P。摩根这样的私人银行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银行家们不再是稀缺资金的卫士，而是逐渐变为满脸堆笑的推销商，他们将充足的商品近乎硬塞地卖给消费者。

新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贷款的灾难而形成的。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国政府债券仍然不能兑现。世界银行决定只对精心设计的项目提供贷款，即是对过去没有纰漏的主权贷款所做出的反应。即使像摩根这样一个十分审慎的贷款人，也因如下大批没能兑现的政府债券而受到损失：1。97亿美元的日本债券，2000万美元的奥地利债券，1。51亿美元的德国债券。当时没有一个银行家愚蠢到竟断言国家不会破产，或断言政府公债比商业债券的风险要来得小。因为美国有多余的现金，世界银行要开发美国资本市场，就必须取悦于华尔街并得抹掉对外国借款的污名。

世界银行第二任行长约翰·麦克洛伊为了保护新生的世界银行的信誉，向莱芬韦尔请教摩根在两次战争中的经验。莱芬韦尔以他通常那种激动的紧迫风格，向麦克洛伊讲述了他们银行对外国债务违约的感受——这些债务都有政府担保的虚名，其中尤以德国的借款为甚。麦克洛伊同意莱芬韦尔对20年代贷款的批评。那时，政治与金融问题被混淆在一起，这种情形鼓励借方把贷款看作变相的外国援助。这样，就破坏了纪律，并且导致过多的借款，随之而来的是违约。

考虑到拉美不能偿还贷款，麦克洛伊问莱芬韦尔，银行是否应向该地区发放贷款，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对美国投资者来说，“除了阿根廷，所有中美或南美借债国都有不讲信用和可鄙的不偿还债务的记录”（4）（阿根廷一直情况特殊，当胡安·贝隆在1946年执政时，这个国家以战时向欧洲出口食品积累了大量黄金而自豪；贝隆甚至赞成偿清外债，以免受制于外国银行家）。莱芬韦尔警告麦克洛伊说，如果世界银行对拉美贷款，那将会降低世界银行向美国投资者发行的债券的信誉。麦克洛伊对拉美比莱芬韦尔更有同情心，他申辩说，是银行家们诱导了这个地区过多地借债。他告诉莱芬韦尔：“在欧洲和拉美争夺贷款的情形真是颇为可观。”他又说：“我知道此事，因为我也参加了。”（5）虽然世界银行后来向拉美提供了贷款，但它坚持秘鲁和其他国家首先得偿还它们欠私人持有者的债务。这样，既支持了债权人，也防止了拉美的债务败坏世界银行自己的信誉。

莱芬韦尔认为，在欧洲政治动乱结束前私人银行不可能恢复向欧洲提供贷款。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以他的“铁幕”演讲发出了警告。他对欧洲解体的恐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害怕心理有出奇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由于1947年初的食物短缺和农作物歉收。正如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曾警告拉蒙特的那样：“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见过世界形势像现在这样迅速地趋向真正的麻烦。”（6）莱芬韦尔担心对复兴欧洲采取吝啬和惩罚性的态度，会使人联想到凡尔赛和约。他反过来警告他的朋友和在槐树谷的邻居洛维特说：“西欧正在走向灾难。我们小处精明大处浪费，用一些不及时的区区贷款和补助来应付这里或那里的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去大规模地、建设性地处理西欧复兴的问题。”（7）他强调无条件援助英国和法国，他说：“英国人和法国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土著人，他们不会听任暴发户美国人的支配。”（8）

由于美国投资者对外国债券仍然三心二意，世界银行无法帮助克服西欧的危机。1947年12月，杜鲁门提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以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之下，把战后断垣残壁中的欧洲复兴起来。20年代曾参与道斯贷款工作的麦克洛伊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举动即是马歇尔计划的先驱。但是当时是由私人方面来支持欧洲复兴的。”（9）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规模，仅头一年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资金贫乏的华尔街的承受能力，由于经济萧条、战争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们的财力仍然空虚。

摩根财团的国际主义使之在内地常常遭到排斥，而现在这种国际主义不可逆转地在华盛顿得到了确认。战争、电视、国外旅游等等都起到了削弱美国地方观念的作用。由于共和党人摆脱了他们传统的孤立主义，摩根银行有了一个可以不言而喻地寄托其信仰的党派。摩根银行再也不是一个和外国势力密谋并联合的异己机构。如果说这给摩根银行增添了政治上的宽慰，那么这同时也减弱了它的影响。外国政府有了进入华盛顿的更好的入场券，它们就不再那么需要华尔街代理人去进行外交工作了。

1947年初夏，杜鲁门政府在是否应把苏联纳入马歇尔计划一事上犹豫不决。乔治·凯南主张邀请苏联参加，因为他认为苏联会拒绝邀请，并由此而受到分裂欧洲的谴责。洛维特不以为然。经过杜鲁门的许可，他去华尔街23号听取了莱芬韦尔的意见。根据他女婿的描述，莱芬韦尔在考虑了是否应邀请苏联参加的问题之后告诉洛维特：“鲍特，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不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你付出的代价就像过鬼门关，而如果你邀请他们，他们反而会对你说，见你的鬼去吧。”（10）莱芬韦尔设法说服了洛维特，而凯南则没能说服他。不出凯南和莱芬韦尔所料，苏联后来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20世纪40年代末，摩根的政治影响看来仅限于这类为复杂问题作顾问的角色。作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现之前的一个投资银行，它为许多政府发行过债券。作为出借自己的钱的商业银行，仅仅维持战后对英法的贷款已使它感到力不从心。1950年，J。P。摩根公司和大通共同承办了两笔给法国的总额2。25亿美元的贷款，这几乎耗尽了摩根的财力。莱芬韦尔愿意帮助法国，尽管他对戴高乐有如下相当刻薄的看法：“在现代法国没有这个骑马将军的位置。戴高乐可能是并且依我看就是一种动乱势力。……他从来没有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才干、判断和常识。就一定意义而言，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品质，他才成为伟大的抵抗运动领袖。”（11）

资金短缺的摩根财团不得不怠慢许多过去的外国老客户，也无力去帮助千疮百孔的日本。由于把英国和美国看作平等伙伴的过时观点，莱芬韦尔不能领悟英国已经降为第二流国家的事实。1947年，他给在英国财政部的朋友卡莱尔·吉福德写信说：“不管西方政府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多么笨拙，但明摆着的事实是，除非英国得到帮助和重建并恢复它在世界上的原有地位，否则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世界就没有希望。”（12）他对他的朋友莱顿夫人说：“没有什么比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彼此之间的合作更重要的了。”（13）英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削弱降低了摩根与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联系的价值。不同于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再也不听从英国财政部的领导。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伦敦或纽约时，美国却把它的布雷顿森林的产儿设在距白宫只有一箭之地的华盛顿，这一举动非常具有象征性。

对莱芬韦尔来说，任何政策的试金石都是看它会对美英两方产生怎样的影响。像摩根银行的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会激起穆斯林世界起来反对大英帝国。J。P。摩根公司仍然是一个由特权白人组成的单色调的银行，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即所谓常青藤联合会大学及名门望族。莱芬韦尔十分倡导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对那些过于咄咄逼人地强调他们权利的少数民族却不大耐烦。1946年，他的好友莫利斯·厄恩斯特，一个积极从事公民自由权事业的犹太律师，责备摩根没有犹太人董事。莱芬韦尔带着恼怒申辩说：“为什么就不能只讲公民和美国人，不去扯有关犹太人的权利这一套呢？……只要有些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身处别人国家里，在种族和宗教方面是少数民族并鼓吹他们的权利，他们就会令人感到讨厌。”（14）在表达了这种粗暴的看法后，莱芬韦尔最终热情地赞扬了厄恩斯特本人的卓越才华。厄恩斯特则极力劝说杜鲁门把莱芬韦尔当作顾问，征求他的意见，并向总统保证说，莱芬韦尔决不是像汤姆·拉蒙特那样爱出风头的人。（15）

在以后的年代里，莱芬韦尔的心情暴躁可能是由许多政治上的失意造成的。作为华尔街众所周知的摩根内部的开明人士，他较少空想，是个更严格和求实的人。他喜欢短兵相接的辩论。他认为国际联盟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为了从德国和奥地利割取领土而设的掩护。他曾对拉蒙特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不是所有的国家，也会有一些国家或迟或早要以武力来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16）20世纪50年代初，他认为苏联不顾一切地要统治世界，并举出柏林、巴尔干、伊朗、南斯拉夫和朝鲜作为例子。（17）他对裁军不以为然，并且对美国的世界警察作用津津乐道。他见过的独裁者太多了。

尽管莱芬韦尔认为发生麦卡锡主义[36]实为不幸，但他主张肃清颠覆分子，认为政府和学校应有权解雇这些人。后来他被杜鲁门任命为由切斯特·尼米兹将军为首的国内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公民的自由权应该服从国家安全：“我认为一般说来，雇员的职位和公民权必须服从国家防御俄国的权利，因为俄国是所有民权和自由的敌人。”（18）

在朝鲜战争刚开始的1950年夏天，乔治·惠特尼致信杜鲁门，表示摩根银行对政府的支持。尽管这两个人几年前曾在惠勒铁路听证会上唇枪舌剑，杜鲁门现在意识到国家需要和睦相处。总统居然不难为情地对惠特尼说，他的信“引起了对我们很多年以前会面的美好回忆”。（19）

虽然摩根的高级职员们支持朝鲜战争，但他们在1950年秋天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日益不安，那时南朝鲜军队逼近中国边界，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打算与中国共产党人一决雌雄。这再次触发了摩根银行对中国的陈旧偏见以及担心美国可能为拯救亚洲而牺牲西欧。莱芬韦尔警告杜鲁门，美国不应去“和那可怜的4亿中国人打仗。他们一直受害于军阀、不良政府、日本占领军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征服者。杀中国人不是我们的使命，而且与他们纠缠会使我们在国内和欧洲失去防御能力”。（20）杜鲁门同意这种看法。1951年4月，他在麦克阿瑟力主美国将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并向中国大陆开战之后解除了他的职务。

摩根财团赞同杜鲁门的冷战自由主义，但与他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总统在这方面又重新采取了他过去对华尔街的讥讽态度。1951年初，当莱芬韦尔在白宫见到杜鲁门并向他提出由市场来决定利息率的要求时，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十分明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来，联邦储备银行一直将长期利息率固定在2。5%。这一政策在杜鲁门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战后。在20年代初，杜鲁门曾因本·斯特朗提高利率而使他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价格下跌而大为震惊。他并不把这视为运气不佳，而认为这是对债券持有人的阴险背叛。这促使他支持固定利息率。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保证财政部债券的高价和低收益。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艾伦·斯普劳尔一样，莱芬韦尔认为这种做法是浪费金钱，主张恢复由市场自由决定利率。

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认为，斯普劳尔和华尔街是一个阴谋集团，企图恢复过去那种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银行两家左右货币政策的好日子。杜鲁门正急于平息朝鲜战争期间由通货膨胀引起的极度不安，因而这种在他看来是银行家们所特有的自私使他十分愤怒。他对莱芬韦尔的斥责令人想起新政时期的谩骂。

我感谢你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但在我看来，银行家们试图在非常时期来打乱国家的金融计划实属时机不当。国家的稳定和信心与2570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密切相关。……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家们要在目前这种非常形势下破坏国家的信誉。看来他们正是想这么干，而如果我防止他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去干。（21）

杜鲁门对摩根财团的真诚是有保留的，他的真实看法虽然平时掩盖得很好，但有时也会随着发怒而暴露出来。

乔治·惠特尼1950年就任摩根的董事长，这样可以让拉塞尔·莱芬韦尔作为一个智者自由自在地活动，四处发表专题报告。当时J。P。摩根公司还是一个在温室中的银行，仅仅在纽约就有10家银行规模比它更大。它十分紧凑地挤在华尔街第23号。惠特尼的拉盖办公桌安排在靠百老汇街一边的玻璃隔墙办公室的尽头，他的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他的高雅带有几分矜持，他的服装剪裁考究。正像搞公共关系的詹姆斯·布鲁格回忆的那样，惠特尼“有教养，含蓄，讲话简明扼要，评论直截了当，他表情沉着，但也会满脸堆起顽皮的微笑”。（22）有时他也一反平时的优雅常态，大声吼叫并态度粗暴。

惠特尼总是深为其兄的贪污丑闻所困扰，他发誓要代其偿还每一分钱，尽管这样做会大大减少他自己及其继承人的财富。他的外孙乔治·惠特尼·罗说：“这件事对他的情绪打击很大，声誉上的灾难比金钱上的损失更为严重。他在自己赚钱能力几将结束时为此事付出了巨款，但他偿还了每一分钱。”（23）他不得不放弃了他在20年代轻松取得的大量税前收入。由于为孙辈操心，他要求后来的董事长小迈耶照顾他们的利益。按照摩根公司照顾裙带关系的传统，几个惠特尼的继承人后来进入摩根银行工作。惠特尼的家人力图不把理查德当作贱民来对待，然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而具有爆炸性，以至这一家族的成员竟然为此大打出手。理查德被禁止从事金融活动，他干过一些零杂活，包括贩卖佛罗里达的橘子，但他的生计主要还是依赖于他继承了遗产的妻子——格特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