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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离经叛道者（第1页）

第二十六章离经叛道者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华尔街是一个封闭的、享有特权的俱乐部，那么，确定潮流的公司和社会仲裁者就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地方非常小，合伙人不到20个，百十来个雇员，资本只有微不足道的300万美元。然而，这是投资银行业务的楷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只有一个办公室，在华尔街2号，绿色的地毯，白色的墙壁，俯视着三一教堂。在一块稍稍高起来的叫作平台的地方——跟摩根建富合伙人的办公室相似——摆着两排红木拉盖书桌，和华尔街23号的书桌一模一样。就像在出生时分开的双胞胎那样，它和街口那边的J。P。摩根公司来自同一个祖宗。

摩根士丹利无人与之匹敌地拥有《财富》杂志上列出的美国500强客户，并且牢牢地控制着老摩根财团的铁杆客户，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40年代末期，它又增加了美孚、壳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本迪克斯、H。J。海因茨和其他许多公司。它代表了7个姐妹石油公司中的6个，连续发行的债券超过任何其他公司。作为大公司的密友，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大多与首席执行官打交道，参与他们秘密的长期发展计划。他们控制了客户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无人图谋抢走摩根士丹利的客户，人们认为这样做很糟糕，再说也这无济于事。

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温暖依然**漾在摩根诸公司之间，许多高级官员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在J。P。摩根公司或担保公司共事。他们可能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墙壁隔开了，但是他们把一根粗壮的藤蔓悄悄地缠绕到顶层。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鼓励他们的雇员彼此建立亲善关系，互相介绍生意。每年，他们举行荣誉晚宴，每个公司各派10名有为的年轻人出席。就像溺爱的父母那样，他们把子女撮合到一块。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公司在华尔街120号合用一个餐厅。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在华尔街23号有私人账户，并是为数不多的一些有J。P。摩根住宅抵押贷款的人。

只要有可能，这两家摩根公司就会合作做生意。J。P。摩根经营摩根士丹利的养老基金和分红计划，而摩根士丹利则承办J。P。摩根的证券发行。如果摩根士丹利发行债券，J。P。摩根负责支付红利。他们两家由一种特殊的簿记安排结合在一起，这起始于大萧条时代，当时摩根士丹利害怕证券业务上周期性波动，要想压低管理费用。摩根士丹利没有一般工作人员，而发债的“结算”——支票和证券的实际交换——仍然在华尔街23号进行。但是，在这点上，摩根兄弟般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现在，摩根士丹利是投资银行业里无可匹敌的领袖，而此时的J。P。摩根只是商业银行业里一个寒酸的斯文贵族，徒有悠久的传统，却缺乏相应的现代力量。作为他们公司里的合伙人，摩根士丹利的职员比他们华尔街23号的同事所挣的钱要多得多。在那些利益共同体的时代，摩根建富的人也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学习。尽管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仍然是一个快活的摩根家族。

摩根士丹利比J。P。摩根公司更加回避卷入政治，从不表现出相同的为公众服务或高尚的贵人行为。哈罗德·斯坦利埋头做生意，而哈利·摩根跟他父亲一样厌恶政客。由于摩根士丹利主要发行蓝筹债券，它很少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打交道，也没有必要在工业问题上游说华盛顿。在20世纪50年代，尤金·罗特贝格（后来任世界银行的司库）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弗雷德·莫斯曾一度到摩根士丹利去研究“热门股票”——发行以后价格疯狂上升的新股票。这次访问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使华尔街2号快活了一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两位先生受到了一位身穿制服者——红色的上衣，胸前斜挂着白色的布带——的迎接。他把两位先生领到平台前。佩里·霍尔站在中间的桌子旁。这位滑稽的、暴躁的合伙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佩里·霍尔，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弗雷德·莫斯针锋相对地说：“我是弗雷德·莫斯，布鲁克林大学毕业，证券交易委员会。我在叫莫斯以前是莫斯考维兹，再以前叫摩根，但是在1933年改了名。”（1）按照摩根财团的传统习惯，摩根士丹利并不出售、买卖或经销证券，而是把它们分配给其他公司。它的合伙人远离粗俗喧嚣的证券交易所，不会屈尊为新公司经营股票上市。摩根士丹利合伙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热门股票”。

在杜鲁门时代，新政对华尔街仍然有猜疑，最终发生了对摩根利益的最后一次攻击。1947年10月，司法部对17家投资银行及其交易组织——投资银行家协会——起诉，指控他们违反反托拉斯法，阴谋垄断承销业务。这桩诉讼——美国政府控诉亨利·摩根等案——认定摩根士丹利为主谋，而哈罗德·斯坦利则是狡猾的策划者。谁也不会认为规规矩矩的斯坦利是阴谋家，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毫不客气地斥之为“一派胡言乱语”。他认为这个诉讼的唆使者是克利夫兰的金融家赛勒斯·伊顿——奥蒂斯公司的首领。他的投资托拉斯在1929年股市崩溃时垮台，故想在金融市场上卷土重来。斯坦利隐晦地点到伊顿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有人误导了司法部。”（2）

这17家风头十足的合伙者绰号叫“17家俱乐部”。他们的证券承销额占华尔街的70%。这批嫌疑犯包括库恩-洛布、高盛、雷曼兄弟、第一波士顿、史密斯-巴尼、基德-皮博迪、狄龙-里德以及德雷克塞尔公司。诸如拉扎尔兄弟、美林、所罗门兄弟等公司（他们非常同情政府的起诉），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不至被怀疑犯有弥天大罪。但是，有些公司因为被排斥在这批出众的殉难者行列之外心中隐隐作痛。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公司的辩护律师阿瑟谈到这些被政府所冷落的公司时说：“这使他们感到成了二等公民。”（3）

这个诉讼还扩大了30年代末期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控。主要的煽风点火者是口诛笔伐批评摩根，主张铁路和公用事业的债券发行应进行竞争性投标的那批人——赛勒斯·伊顿，持异见的铁路实业家罗伯特·扬，阿利甘尼与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扬曾在1938年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上对哈罗德·斯坦利突然袭击，要求竞争性投标。还有哈尔西-斯图尔特公司的哈罗德·斯图尔特，此人曾为公用事业大王塞缪尔·英萨尔融资的银行家。虽然哈尔西-斯图尔特和伊顿的奥蒂斯公司比17家俱乐部的有些公司还要大，但是他们却未被起诉，可以证实怀疑他们挑动是有依据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斯图尔特和伊顿向司法部作了十多次汇报。杜鲁门当了总统以后，他们的努力有了点名堂。杜鲁门是布兰代斯的门生，赞成债券发行实行强制性投标，从而在公司和他们的关系户银行之间打进一根楔子。

当司法部在1947年第一次起诉时，有些权威人士看出杜鲁门想恢复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对“货币兑换商”的进攻。如果是这样的话，杜鲁门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时已经没有公众嚷嚷着要干掉银行家了，他们现在好像是披着巨人外衣的侏儒。这次诉讼正好发生在收入微薄之际，货币托拉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值得大惊小怪。新政把真正的金融巨头——老摩根财团、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驱赶出证券行业。在这17家俱乐部中，居然有10家公司总共还不到500万美元的资本。如果把摩根士丹利和排名在其后的7家投资银行的资本加在一起，也只是1929年大通和国民城市银行证券附属公司的三分之一。做投资银行业务的都是年岁在50岁或60岁以上的头发花白的温文老人，而年轻人依然躲避那个死气沉沉的华尔街，它还没有真正从1929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此案被交给哈罗德·梅迪纳法官审理，他就像在夜总会里站着演独角戏的喜剧演员，一人包办了这场官司。他戴一副眼镜，打着蝴蝶结领结，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深深地皱着眉头，抽着雪茄烟，坐在那里主持这无休无止的审判，就像疲惫不堪的格劳乔·马克斯[38]，扼杀了公诉的自信心。梅迪纳是在1947年被杜鲁门任命为法官的，他牺牲了当开业律师大赚一笔的机会。用他自己擅长的话来说——那些旷日持久、难以对付的复杂案子是真正的“臭案子”。他主持了对被指控为阴谋颠覆政府的11个共产党官员的暴风雨般的审判以后，赢得了“耐性法官”的雅号。但是，在这场没有陪审团的对17家俱乐部的审判中，他的耐性丧失殆尽。这个案子拖了6年，审案记录达32000页。梅迪纳把它变成了一个喜剧般的炼狱，让人们不时地从中发出痛苦的叫声。

此案本身是在1950年11月28日开庭的。政府的这个案子是良好的社会学案例，但却是愚蠢的公诉。它把俱乐部当成了阴谋家，把高度仪式化的竞争当成了寡头垄断。公诉抓住的只是投资银行业务权利的外观，表现出一个白手套的世界，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君子协定、互惠和默契——绅士银行家准则。这些惯例毫无疑问是俱乐部式的、不公平的、排他的，但决不是非法的。

这个案子的审理围绕一种叫三重概念的东西转移。这是说蓝筹公司都有“传统的融资银行”，这些银行保留着管理这些公司证券发行的专营权利。当这些银行组成银团来发行公司的证券时，游戏的规则要求他们对参与的公司给予相同的“历史地位”——亦即按以前的发行分配同样的份额。最后，根据“互惠”的规则，投资银行要在各自的银团中交换位置。这个三重概念抓住了共谋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华尔街残忍的精神。这个规则并没有使鲨鱼变得文明，而只是防止它们在狂暴的争食中互相残杀。如果可能的话，每个公司都想偷走别人的客户，但是领土大部分都已被瓜分完毕。甚至摩根士丹利都不去抢百货公司的生意，因为这已被犹太人的公司把持了。

开始时，政府把这个阴谋案子追溯到摩根在1915年提供的一笔5亿美元的英法贷款。这倒是增添了一点战争的戏剧色彩，但是又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阴谋怎么能逃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避免许多银行被拆散的命运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创造了一个“继承者公司”的概念——这就是说，J。P。摩根变成了摩根士丹利，担保信托公司成了史密斯-巴尼，等等。虽然哈罗德·斯坦利把这种说法驳斥为“牵强附会”和“愚蠢可笑”，但是这也有粗略的可信之处。老人们还把第一波士顿叫作“波士顿的第一”，这是根据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衍生而来的。为了不致使审判的时间拖延得太久，梅迪纳砍掉了继承者的问题。因此，政府把阴谋的日期改为1933年杰克·摩根向费迪南德·佩科拉所作的声明。为什么杰克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调查委员会面前向全国听众广播这个新的阴谋，这就不清楚了。

被淹没在文件海洋里的梅迪纳定做了一个精致复杂的柜子，来处理源源不断的材料。为了更好地了解证券承销业务，他在华尔街哈尔西-斯图尔特的办公室里从头到底研究了为科恩·爱迪生发债组织的银团。然而这个案子几乎使他精神崩溃，只有在世界末日的幽默才能减轻他的紧张。他对这个旷日持久的案子悲叹道：“我想我从来不应该当法官。”（4）有一次，他数了一下，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律师们一共生了6个孩子。当政府的一个辩护律师建议休庭时，他的脸上露出笑容。他说：“瞧一下那个天堂多好啊！”（5）一次在夏季休会回来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回来审理这个案子。”（6）还有一次，气氛搞得过于紧张，他身子俯过凳子，对反方的律师说：“去打球怎么样？”（7）他们就休庭去看道奇斯队对巨人队的棒球赛。每当像在绞刑架下开那种凄惨的玩笑时，梅迪纳和摩根士丹利的律师——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拉尔夫·卡森——各不相让。卡森把诉讼程序描绘成“无边无际的荒芜沙漠”和“词语的撒哈拉大沙漠”。（8）

作为法律的双人舞，这个审判是很不对等的——三四个政府的律师对付纽约35个要价最高的律师。法庭上唇枪舌剑，高深莫测。摩根士丹利极其害怕输了这场官司，认为事关重大，岂能扔给律师去处理。年轻的同事从华尔街23号的地下室里发掘出被煤烟熏黑的银团档案，佩里·霍尔每天校读法庭记录。合伙人很不情愿地向竞争对手公开他们的案卷，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其他公司的文件。随着信件和备忘录的公开，客户们也在仔细地阅读，变成了一场观赏好戏的大闹剧。摩根士丹利的有些人认为科恩·爱迪生的有些文件被公开以后，客户对他们公司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

哈罗德·斯坦利直到1951年一直是执行合伙人，所以他是最直接卷入这场官司的。他不像活跃强健的佩里·霍尔，十分严厉，不可接近，年轻人感到似乎他比上帝的年纪还要大。他一点也不经手日常事务，以至于在华尔街2号开的一次会上，一位年轻的摩根工作人员请问他的姓名，他回答说“哈罗德·斯坦利”以后，那位年轻人又问：“那您公司的名称呢？”（9）亚历山大·汤姆林森和谢泼德·普尔这两位年轻同事帮助他为上法庭做准备。有一天，普尔正在等出租车，斯坦利也在那个街口出现了，这位助手有礼貌地请他上车。当普尔拉着车门让他上车时，他说：“谢谢你，汤姆林森。”（10）助手们很难区别。但是斯坦利的战略在这场审判中是决定的因素。

最初，梅迪纳看到政府的大批文件，非常折服。然而，在审议17家俱乐部的业务情况时，他发现尽管摩根士丹利总是名列第一或名列前茅，下面名次的变换却颇能揭示真相。第一波士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排名十位的承销商，而到审判时居摩根士丹利之后，排行第二。如果这些被告真的是由深深的不可告人的盟约结合在一起，那么彼此之间的地位怎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变化呢？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一封信或备忘录隐约地提到这个阴谋，这也使梅迪纳深思。这究竟是何阴谋，居然维持数十年而不留蛛丝马迹？由于缺乏有文件的协议，梅迪纳拒绝应用舍曼法令中的反托拉斯条款。

1954年2月，梅迪纳发表了他那划时代的212页意见书。这时，他相信自己一直在追逐一个阴谋的幻影，这是一个根据站不住脚的间接证据构成的幻影。政府看见的是共谋，梅迪纳看见的是“17个被告公司之间竞争的一系列不断变幻的全景图”。（11）他注意到当公司在更换银行时，获胜的银行十分高兴地接受新的客户——按阴谋的原则来说是犯规的。他说，各公司并没有偷偷地去挖有伤摩根士丹利尊严的客户，“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和发债公司的关系很好，事情干得不错，那就没有必要到处奔波，浪费时间，徒劳地去抢人家的生意。”（12）

梅迪纳的意见是对摩根士丹利的一曲赞歌，也许是迄今为止为该公司做得最好的广告。他感到很好笑，摩根士丹利的政策是要么高高地站在银团的桅杆顶上，要么根本不出现。这使他想起好莱坞的小童星为戏院入口的收费操心。哈罗德·斯坦利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称赞斯坦利“完美的人格”，并且说要是没有他，那么摩根士丹利的整个历史就会不同了。然后，他又说：“斯坦利否认从事被指控的阴谋这个事实，是本案最重要的事实之一。”（13）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陈述。梅迪纳是在说，被告声称自己无辜似乎证明他无辜。

梅迪纳对此案的审理几乎很快就成了对迅速衰退的华尔街怀旧的一瞥。在赌场时代根本不可能有“银行家操纵”的问题，甚至是司法部里认真的反托拉斯官员都认为这个诉讼大约晚了15年。银行家和公司之间的私下默契将最终结束，但不是通过司法的裁决或是总经理的认可，而是通过市场的结构变化来实现的。到了下一代，司法部揭露的整个系统都被无情地摧毁了，而最直接受到威胁的公司也是失去最忠诚的客户的公司——摩根士丹利。

在通过证言来审理的最后阶段，梅迪纳法官极想审问一个活证人——一个他热切说可以“正视”的人。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派来了罗伯特·扬——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长，他对摩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此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惠勒铁路听证会上作证，因遭到汤姆·拉蒙特的谴责而耿耿于怀。报界称他为司法部的“反摩根机关枪”，他坚决地支持这个诉讼，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拉尔夫·卡森建议把此案改名为扬诉摩根案。（14）扬呱拉呱拉地谈到他最爱说的题目——摩根和库恩-洛布操纵铁路，他从证人席上连珠炮般地发起进攻，使梅迪纳直瞪着他看。梅迪纳厉声说：“这是法庭，不能越过法官向公众呼吁。”（15）他批评扬“令人发指的偏向”，讥讽说：“还有谁能控制罗伯特·扬呢？”（16）当扬从证人席上走下来时，他向梅迪纳伸出手来，但梅迪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扬身材矮小，鳞茎状的鼻子，粉红色的脸庞，深深的酒窝，显得十足的孩子气。然而，他又会紧绷着脸，蓝眼睛发出凶光，圆瞪双眼，怒火中烧。他一辈子对摩根耿耿于怀，道出了隐藏在心中的忌妒。他告诉梅迪纳，他年轻时感到“在银行业，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是对我来说‘街角’才是罗马”。（17）在摩根一统天下的世界里，他步步高升，首先是第一次大战期间在杜邦的一家厂里当工人，20世纪20年代在通用汽车公司里担任助理财务主任。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他建议皮埃尔·杜邦从股票转向债券，作为投资顾问他在有钱的经理中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1937年，扬和他的老朋友艾伦·柯比花钱控制了破产的阿利甘尼铁路帝国，当时这条铁路还对J。P。摩根银行负债累累。摩根财团总是怀疑他鼓吹竞争来掩盖这个事实，即通过控制6个铁路公司，他本人就是垄断者。

罗伯特·扬是一个新时代的典型人物，擅长沽名钓誉，笼络人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似乎在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有他咧着嘴笑的照片，嘲笑卧铺车是流动的公众住房，把铁路系统的衰退归罪于“华尔街银行家的控制”。在一张有名的广告里，他表现了一头快活的猪坐在一辆越野的牛车里，上加说明：“猪可以不换车横穿美国，可你不行。”（18）他的新闻发布人甚至还给他想出了一个登在杂志上的绰号——华尔街勇敢的年轻人。这个人民资本主义的倡议者过着穷奢极侈的贵族生活，从德雷克塞尔家族那儿买了一幢纽波特的有40个房间的都铎式大宅。他在棕榈滩有一座奶白色西班牙别墅，在曼哈顿的华尔道夫大楼里拥有一套豪华的公寓。

对于一个有如此野心的人来说，庞大的契萨佩克和俄亥俄公司所拥有的是一条满是灰尘的运煤铁路，这没有给他以合适的身份。他所渴望拥有的是富有魅力的纽约中央铁路，美国第二大铁路，上面跑着豪华的客车，如从芝加哥发车的“20世纪有限”号列车。一百年来，这条铁路叫作范德比尔特路或摩根路。它的董事会里还有真正的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再加上乔治·惠特尼和其他5个华尔街的银行家。对于像扬这样的德克萨斯州的造反派来说，纽约中央铁路是东部地区金融系统的缩影。这才是他梦寐以求想进入的最深入的神圣内殿。到1947年，扬持有这条铁路的40万股，是最大的股东。但是，董事会感到受到了威胁，拒绝给他两个以上的席位。甚至连这两个席位也被州际商会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取消了。

到1953年下半年，扬和他的人马已经拥有纽约中央铁路股份的100万股，占总数的将近20%。一般来说，这就实现了控制。但是这条铁路不愿俯首听命。1954年2月，特选董事会在大学俱乐部开会，坚决拒绝他的要求，不让他进入董事会，或当董事长。这是一批固守过时特权的人所作出的傲慢而偏狭的反应。也许为了防止被指控为范德比尔特-摩根的控制，一个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和乔治·惠特尼躲开了关键的会议。扬遭到这番屈辱，一心雪耻，发动了一场争夺代表权大战，这成为10年来打得最激烈的公司战，为一代人以后的兼并收购战开了先河。为了防止反托拉斯问题，他辞掉了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董事会的职务，把纽约中央铁路的股份卖给了他的朋友，克里夫兰金融家赛勒斯·伊顿。现在，他可以袭击中央铁路了。

虽然扬嚷嚷着货币托拉斯的陈词滥调，但金融世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美国的经济中，家庭所有权的这种力量正在逐渐消失。威廉·范德比尔特曾经从范德比尔特商船队长手中继承了纽约中央铁路87%的股份，并雇用皮尔庞特·摩根来分散股份，而他的后代哈罗德·范德比尔特现在持有的股份，还不到剩余股份的1%。由“银行家控制的”董事会所占的股份不到所有股份的2%。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后，摩根、大通、国民城市和其他银行不能在公司里占有大量的普通股票，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把公司、银行和富裕家族粘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凝聚性的金融阶级的那种胶水脱胶了。与此同时，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分散在4万个小股东手中，扬把这些小股东叫作“简斯姨妈”，拼命向他们献殷勤。不管他如何咒骂“利益”，扬知道在新的时代金融的力量日益变得多样化了。对摩根财团的真正的威胁将不是来自华盛顿，而是来自新的金融势力，这种势力是东部老特权阶层所不能控制的。这个矮小的德克萨斯州蓄谋控股者是以后的蓄谋控股者和离经叛道者的先驱，大多数来自南部和西部的人民党的堡垒，他们以奚落华尔街的权力机构为乐事。

争夺代表权，即选择一批亲近收购者的董事，是20世纪50年代最盛行的兼并战略。这种洗牌的方法有利于管理部门，他们一般能调动更多的资金来压倒对手。但是，作为一个有钱的外人，扬以全国大选的方式来打这一战役，通讯稿、新闻广告，甚至是向群众直接邮寄的呼吁书等，纷至沓来。新时代将会看到许多这种喧哗庸俗和恶毒的争斗。皮尔庞特·摩根和汤姆·拉蒙特曾经是关起门来打他们的公司仗，对付的是和自己想法差不多的银行家。在纽约中央铁路这场斗争中，扬迫使华尔街安详的俱乐部会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搏斗，而他们在这种地方感到犹如赤身**，极为别扭。双方都花费了一百多万美元，都成了偏执狂，在各自的总部寻找暗藏的麦克风。

罗伯特·扬的所作所为，绅士银行家都认为是有失体统的。他在“新闻访谈”节目上出现，许愿使铁路的利润增加3倍，描绘出一种高速、未来世界火车服务的景象。他雇了300个吸尘器推销员这样一支小部队来给股东打电话，甚至控告纽约中央铁路董事会，包括乔治·惠特尼。尽管他自己拥有巨额财产和一个铁路帝国，但他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勇猛的小个子大卫，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董事会这个菲利士的歌利亚巨人斗争[39]。

虽然看起来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要炮火是攻击摩根财团。他敦促各家公司断绝和摩根士丹利建立的排他关系，请其他银行进行竞争性投标。他把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的不同特点混为一谈，把它们统称为“摩根一伙”。当时阿利甘尼的副总裁克利福德·拉姆斯德尔说：“他认为跟一家公司打就是跟两家公司打，再加上担保信托公司和其他银行。”（19）扬复活了古老的神话——只要有一个摩根的人在董事会上，他就可以欺侮其他人，因此他声称“真正的问题”是这条铁路是否应该“继续服从于一个摩根无所有权的董事会，这样的董事会具有数不清的利益冲突。”（20）布兰代斯式的辩才固然出色，但一位拥有百万资产的蓄谋控股者在兼并战中却能将这种辩才加以应用，两者相比，前者不免逊色。新政只是要控制摩根的势力，而罗伯特·扬希望占有这种势力。

在扬对摩根利益的攻击中，有一种逗熊游戏的成分。他肯定知道这批温文尔雅的先生不会从俱乐部里出来，卷起袖子，大打出手。他们认为街头格斗没有教养，令人厌恶，而且他们也耍不出几套拳路。摩根士丹利缺乏任何宣传机器，因此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外邦世界里进行斗争。佩里·霍尔说：“扬这种人我们不屑一顾，为什么要和他去公开打呢？”（21）摩根士丹利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对扬大肆发动宣传攻势，谴责政府规定的竞争性招标。不管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感到这种攻势如何厉害，比起扬无情的游击战来，毕竟软弱无力。

J。P。摩根银行公司在与扬的遭遇战中同样也是连连受挫，境况并不更好。就像圣·塞巴斯蒂安[40]一样，它只是束手当箭靶子而已。银行派一位特使到艾伦·柯比那儿，劝说扬停止在公开场合说得这样难听。柯比回答：“公开宣传是我们唯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将继续使用。”（22）1954年4月，摩根银行发表了总裁亨利·克莱·亚历山大的一封公开信，否认摩根控制纽约中央铁路。亚历山大指出，本银行不可能持有股份，并和若干其他银行在铁路的董事会上竞争。亚历山大教训扬：“你错了，而且我深信你也明白。你显然认为这是拉股民选票的好办法。……我们欢迎这个机会，再次表示摩根银行操纵的理论是无稽之谈，是荒唐的。”（23）他把扬说成是一个小小的恺撒，竖起稻草人。华尔街23号最厉害的怒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