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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恐慌（第2页）

1907年金融恐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社会一致要求进行银行业改革。1908年，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案》，规定在发生金融危机时，采取政府干预的措施。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以研究金融系统的改革。委员会的主席是罗德岛州的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摩根财团很快行动起来，对委员会施加影响。珀金斯电告在伦敦的皮尔庞特，他和第一国民银行的首领、长着海象胡子的乔治·贝克远离华盛顿，以免新的立法被看作是华尔街的阴谋。同时，珀金斯在一份密码电报中说，贝克的年轻的门徒哈里·戴维森将担当奥尔德里奇的顾问：“据了解，戴维森将代表我们的观点，他将特别接近参议员奥尔德里奇。”（19）戴维森在1907年的恐慌中曾是皮尔庞特头脑冷静的助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奥尔德里奇的委员会动身前往欧洲视察各国的中央银行时，戴维森前来和皮尔庞特商量，后者想以英格兰银行为模式，建立一家私人中央银行。戴维森是陪同参议员和众议员出访考察的唯一的一位银行家。

成立中央银行绝没有得到全体民主党的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人民党都害怕中央银行的大权会落入华尔街那帮金本位维护者的手里。他们认为中央银行这个机构将铲除自由铸造银币论者。在许多方面，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保守的金本位论者的想法。只要中央银行是私营的，而且其董事会是由金融家组成的，那么皮尔庞特是会服从这样的中央银行的。作为皮尔庞特的人，戴维森在委员会里反映了他恩师的毫不妥协的观点，即他想让金融家而不是政客来控制中央银行。他也期望这样的中央银行能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以结束信托公司的竞争优势。

1910年11月，戴维森（此时他已是摩根的一个合伙人）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家秘密会集在哲基尔岛俱乐部。这次活动对报界宣称为“打鸭假日”。这个地方是佐治亚州海岸外的一处棕榈树遮掩着的带塔楼的海滨院落，也是摩根喜爱的隐居地。哲基尔岛被称为是“一百位百万富翁的度假圣地”，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是皮尔庞特的老朋友乔治·贝克。皮尔庞特在圣苏西大楼里还有一套公寓房。哲基尔岛将成为上千种密谋理论的策源地。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在这儿制定计划，成立一个由私人领导的中央银行，即一个地区性储备银行系统，其最高权力机关是商业银行家组成的一个管理董事会。作为一名会议的组织者，戴维森不仅让佐治亚州布伦瑞克市的一个疑心重重的火车站站长对外不要声张他的疑虑，还常常主持讨论。当时在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后来这样说道：“戴维森有超人的天赋，他能意识到在适当的时刻转移话题，让讨论及时来个新的转折，这就避免了冲突和僵局。”（20）

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在1910年把他拟定的关于中央银行的法案递交国会通过时，遭到民主党的阻挠。1913年，弗吉尼亚的民主党员，众议员卡特·格拉斯以此为基础，大刀阔斧地修改后，拟定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成功地命令将由12家私营的区域性储备银行组成的这一系统，置于一个中央政治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个机构就是华盛顿委员会，它包括财政部长和总统任命的成员。进步党希望这一联邦储备系统能减少摩根财团的独有权力。我们将看到，事实要复杂得多，因为摩根银行将巧妙地驾驭联邦储备系统，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权力。改革者意想不到的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是，摩根银行成为全世界中央银行喜欢打交道的私营银行，从而给予它不可估量的新优势。

当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于1909年就任时，狡猾的乔治·珀金斯扬扬自得，认为他已打入了塔夫脱的内阁。珀金斯向皮尔庞特报告说，塔夫脱给他寄了份自己就职演讲的绝密草稿，演说“在许多方面，语气和缓、融洽”。（21）他深信塔夫脱会削弱烦人的《舍曼反托拉斯法》。珀金斯给在埃及度假的摩根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听上去好像这个新内阁是他一人遴选的：“根据两周前我个人的提议，富兰克林·维·芝加哥被选上了财政部长。威克沙姆将出任司法部长，其他一些职位也都放上了我们完全满意的人选。”（22）

然而，任期一届的塔夫脱政府对摩根银行的态度极为暧昧。表面上他比罗斯福政府敌意更大，令人惊讶地气势汹汹地直逼托拉斯。他对摩根的两家心爱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进行了反托拉斯的起诉。在塔夫脱任期内，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和詹姆斯·杜克的美国烟草托拉斯也解体了。尽管西奥多·罗斯福当初打击托拉斯声势很大，但他却谨慎得多，并不随便把言语落实到强硬的行动上。

然而塔夫脱-摩根的关系决不仅仅是一场进步党对华尔街集团的进军。如果说打破托拉斯造成了健康的政治舞台，那么再深一层就是在对外方面的勾结了。华盛顿一方面在国内整治银行；一方面在美元外交的新时代，将这些银行组成对外贷款的银团。美国打败西班牙，以及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殖民化使得这个国家再次产生了帝国主义冒险的兴趣，而摩根财团则是它的主要工具之一。

此后，摩根的大多数传奇都是围绕着位于纽约和伦敦的摩根银行与他们各自政府的龌龊交易，这种阴谋给他们披上了一种神秘的新的面纱。领主时代是不加约束的自由竞争时期，其特点是有些金融家常常势不两立地与政府作对，但在即将到来的外交时代，则是金融与政府权力的公开融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难以把摩根财团与英美两国政策的各个方面加以区分。然而也有一些十分显著的例子，说明摩根的政策有其自身秘密的使命，并非唯政府号令是听。

这一新的联盟对双方都有好处，华盛顿想驾驭这个新的金融权力，来威迫外国政府对美国货物开放他们的市场，或是采取亲美政策；反过来，银行需要一些逼债手段，因而欢迎政府在外国拥有警力。军事干涉的威胁是个极好的逼债办法。库恩-洛布公司考虑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一笔贷款，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当时雅各布·希夫向他的伦敦同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咨询道：“如果他们不还钱，谁来收这些海关关税？”卡斯尔答道：“贵国与我国的海军陆战队。”（23）

塔夫脱政府于任期的第一年，在一份计划里聘用摩根银行针对洪都拉斯实行金融监护，并同时解救英国的债券持有者。作为债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摩根银行将全部买进当时在英国以很大的折扣出售的洪都拉斯债务，随后，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将使美国强行扣押洪都拉斯的海关收入，并且通过摩根组织的辛迪加发行新的洪都拉斯债券。这项计划将由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虽然参议员威廉·奥尔登·史密斯独自反对国务院支持摩根的计划，但摩根实在是被政府像抓壮丁那样逼着干的。摩根财团只为政府的首要客户服务，对落后国家或小国家极为傲慢。杰克在给伦敦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说：“因为美国政府急于让洪都拉斯政府了却债务，才进行谈判。”（24）他和哈里·戴维森在没有切实的债券担保条约的情况下，拒绝继续谈判。在愤怒的民众包围洪都拉斯会场、抗议对他们主权的威胁之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这项交易，此项行动也就撤消了。

新时代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摩根财团对中国这项业务就像对洪都拉斯业务一样没有什么兴趣。19世纪末的中国是个烂摊子，没有一支中央军队，没有现代的预算编制，令外国银行家很是头痛。中国官员擅长拿一批外国债权人来压另一批债权人（银行家们则被指责为对中国官员利用同样的战略）。这不仅激起了银行家的憎恨，也使得华尔街产生了决定性的偏见，支持中国的宿敌日本。

法国、德国和英国早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控制了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的金融家们是在19世纪末期进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各省的商人缺乏建造铁路的必要资本。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用以保证外国的自由进入。然而，在塔夫脱当政时期，“门户开放”变成了美国公然要求与欧洲列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中国。

1909年，美国国务院敦促不太情愿的华尔街开展中国业务。英、法、德三国组成的财团即将完成给上海—广州铁路的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令欧洲人大为不满的是，美国国务院要求给美国银行家拨出同等份额的一块。赫伯特·克罗利记述道：“大多数银行参加这一财团并不是寻求在中国投资，而是为了服从美国政府。”（25）

国务院把摩根银行置于美国银行集团的首位，其中还有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仅仅几年前，这些银行在控制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的事件中吵得很凶，而如今华盛顿把他们组织到一起，成为国家的工具，认为银行家的团结将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当杰克把这一安排电告远在伦敦的父亲后，皮尔庞特压制不住他的竞争本能，回电说：“我感到很好，但要绝对保密，仅供你本人掌握。摩根公司牵头，名字排在第一，这一点很重要，应表现出此事业已敲定，不容疏忽。”（26）

美国银行集团在华尔街23号开会，由哈里·戴维森主持，国务院在幕后操纵。平时指手画脚、幽默风趣的戴维森对受人控制感到恼怒，他对在伦敦的特迪·格伦费尔说：“你想一想，你要不经意但坚定地对与你联系的那些人指出，这是政府而不是银行家的意思，将是明智之举。”（27）在民众中影响较大的报纸大多对摩根和白宫斗争中最近的一场冲突拍手称快，认为反托拉斯者现在已把银行家打得大败而归。与此同时，戴维森哀叹：“还将继续受制于国务院。”（28）对于与政府毫无干系而引以为豪的银行来说，这种新的束缚难以忍受。

特迪·格伦费尔——J。S。摩根公司（随后成为摩根建富）的合伙人——代表美国银行集团，与英、法、德银行组成的对中国贷款的银团进行交涉，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华尔街23号和英国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摩根的各家银行内部是团结的，在许多事情上是自主运行的。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形，充满了冲突，因为纽约和伦敦这两家公司对于他们各自政府的要求总是很敏感。例如，1908年，J。S。摩根公司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扣留了一笔土耳其贷款，直到第二年政治风向转变以后才予以提供。只要英美两国利益一致，就不会有问题。但是这里边埋伏着冲突，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会把英美联袂的摩根帝国一分为二。无论怎样竭力掩饰，摩根银行不是一家跨国银行，而是一家有海外合伙人的美国银行。有许多次，它都无法兼顾英美双方的利益。

从1909到1913年，美国银团一直是摩根与中国的所有交易的纽带。它的驻中国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他是摩根银行历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爱冒险的人物。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惊险的间谍小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的帝国海关局任职，这期间学习了汉语。1904年，他赴日为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日俄战事。当年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高个子，棕红色的头发，极为坦率，风度翩翩。”（29）在韩国汉城报道期间，他在一次吃饭时碰到了爱德华·哈里曼，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哈里曼当时已控制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太平洋邮轮公司，这在他看来是当时环球运输系统中最重要的两条腿。他聘用斯特雷特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去赢得关键的中国铁路的连接权。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邀请斯特雷特去白宫，说他正签约招聘常青藤联盟的聪明年轻的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美国国务院的外事处，为美国的海外公司招揽生意。为援助哈里曼的事业，罗斯福派年仅20出头的斯特雷特出任美国驻清国最繁忙的铁路中心——沈阳的总领事。他是当时长城以北唯一的国务院代表。

当时，清国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为亚洲的斗鸡场，日俄在此争夺利益，欧洲列强争夺势力。最能从这个浪漫的交通枢纽中品尝出滋味的莫过于威拉德·斯特雷特了。他是率直的帝国主义者和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难以想象的混合体，他认为美国的金融家们是对抗日俄蚕食清国的缓冲器。他给美元外交披上了一层利他主义的外衣，并认为外国金融家之间的团结，可以防止任何一国单独剥削清国。这种论点最终被戳穿了——它无非是美国利己的欺人之谈。但斯特雷特年轻、热心，很容易相信他自己济世救人的使命。

作为清政府官员的密友，他有着诗人的敏感。他用水彩勾勒出街上一排排的小贩，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插图。他一边弹拨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吉卜林的抒情歌。他喜欢帝国征服的主题，他的信札娓娓描绘出了异国的形象，说中国是“世界政治风暴的中心”，在这里“差不多人人都是间谍，都在监视着自己以外的人”。（30）1909年，他遇见了美国的最为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多萝西·惠特尼，两年后他们订了婚。她是威廉·惠特尼的孤女。威廉·惠特尼是前海军部长，做烟草、铁道运输和汽车生意，在股票买卖中发了财。他的女儿继承了700万美元。她新近当上了纽约女青年会的会长，在中国旅游时遇上了斯特雷特。她野性、浪漫，在这点上他俩正好相配。她回忆起他们在北京的时光，“黄昏时沿着城墙散步，眺望着远山在夕阳映衬下泛着的柔光”。（31）多萝西和威拉德·斯特雷特这对夫妇将以好莱坞文雅的闹剧方式冷冷淡淡地度过中国革命的动**岁月。

1909年，斯特雷特被任命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代表。他充满着青春的理想主义，因此他在银行集团里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不安。1910年夏天，他在华尔街23号工作，他认为这个号码是个好兆头，因为这个门牌号的数字与多萝西的生日是一样的。然而当他看到摩根银行居然对国务院指手画脚，不禁愕然。戴维森可能对政府的控制感到愤慨，但斯特雷特则不然。皮尔庞特指示戴维森：“你不妨说清楚，我们同美国政府讨论时是想与国务卿而不是助理国务卿讨论。”（32）斯特雷特对此讥讽道：“不难看出这个国家的真正权力何在。”（33）皮尔庞特如此专横，或许是因为国务卿是菲兰德·诺克斯。作为罗斯福手下的司法部长，诺克斯曾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每当诺克斯想与美国银行集团交谈时，他总必须亲临华尔街23号。

1910年，这项对华事业的贷款已超出了铁路的范围，银行集团贷给清政府一笔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威拉德激动地把这笔新贷款告诉多萝西：“这是历史时刻……而且是伟大的历史——与一个帝国博弈。”（34）中国人拒绝接受原本一位西方顾问做中国财政新督察的条款。但作为妥协，一名荷兰人被不声不响地安插到这个职位上。1911年，斯特雷特和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一起，与中国官员签订了这笔贷款。威拉德激动地写信告诉多萝西：“这笔贷款已安排妥当，这样我们实际上规定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条件。当你掌握着操纵大权，为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真正健全的金融体系，想一想，这的确是一项事业。”（35）

这笔贷款在全球引起了轰动，使斯特雷特一鸣惊人，成了英雄。这笔中国贷款以及他与摩根银行的特殊关系，使得多萝西的家人对于多萝西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也不那么计较了。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出马为斯特雷特说情。多萝西属于槐树谷和韦斯特伯里两个长岛富族所组成的马球组，这两个富族出了不少摩根的合伙人。多萝西父母亡故之后，罗伯特·培根夫妇差不多成了她的代理父母，而她也认识皮尔庞特。她给斯特雷特的信中写道：“亲爱的J。皮尔庞特先生，他表面严厉，内心慈祥。”（36）事实上，斯特雷特在摩根银行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比他实际想待的时间要长，原因是这个职务有其社会价值。

斯特雷特对这笔中国贷款所抱的天真希望，很快被地缘政治的现实打破了。他和银行家们把他们的命运与腐败的清政府联系在一起，而清政府对宫墙外的动**局势却视而不见。面对中国官员的“自私、狭隘、偏见”，斯特雷特的幻想成为泡影。然而他想让清王朝维持下去，以挽救这笔贷款。他所纠缠的事情不是问题的本质，他担心银团的组成，而没有看到老百姓对所有外国银行的贷款都很反感。在1912年召开的有关中国金融的巴黎会议上，日、俄要求并获准加入这一中国银团。斯特雷特的噩梦也因此来了：该银团现在包含了中国的宿敌。他看到银行家们不可能在真空里运作，他们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势力的倾轧之中。他忧虑满腹，预言说：“这一天定会来临，到那时中国的金融将像埃及一样，由一个国际董事团来管理。又一个梦想破灭了。”（37）

一天晚上，当斯特雷特夫妇正准备与英国邻居吃饭时，枪声在附近响起。威拉德回忆说：“砰砰的枪声持续不断，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屋脊。我告诉多萝西似乎有麻烦。她一点也不在乎，还在穿衣服准备赴宴，她坚决反对我让她穿上外出服以便必要时到公使馆去。”（39）在战斗间隙，他们来到了邻居家吃晚餐。不一会儿士兵们就开始砸门，抢附近的商店了。他们带上保姆和衣物到公使馆避难，但在一个死胡同被暴乱者困住了。最后他们被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搭救，多萝西和威拉德背着包裹挤进一辆黄包车，穿过抢劫的暴徒，总算到了公使馆。（40）

摩根业务打入中国以后，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摩根讨厌之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担任国务卿之职。1913年3月10日，哈里·戴维森和威拉德·斯特雷特在华盛顿拜访了这位新国务卿（与诺克斯不同的是，布莱恩从未打算去华尔街23号）。布莱恩要他俩和盘托出如果中国倒账[17]，该银团期望从华盛顿获得些什么。戴维森没有含糊其辞，他说可能要求政府利用陆军和海军来保护债权者的利益。（41）布莱恩和威尔逊都不同情这种外国干涉。一周后，威尔逊指责这笔贷款“有损于我国政府赖以存在的原则”。（42）显然，政府是在撤回援助之手。

第二天，美国银行集团实际上解体了。作为华盛顿的创造物，银行集团若失去它的庇护，则无法生存。大多数金融家都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已怀疑中国还贷的愿望。对中国贷款的结局在摩根银行并未引起悲伤。特迪·格伦费尔被此事搞得精疲力竭，他给杰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大家死时都应把‘中国’二字铭刻于心，并在其后附上贬损之词。”（43）然而这次经历却弥合了华尔街各大银行间的分歧，使他们习惯了在国外的联合行动。摩根、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三家银行达成共识，要共同参与对拉丁美洲的所有贷款。这三大银行的协定将大大扩充摩根的权力（库恩-洛布常常是这一银团的第四位成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是这些银行很快就因为货币托拉斯之嫌而受到普约委员会[18]的审查。公众不知道这个货币托拉斯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华盛顿为寻求海外业务所致。

威拉德·斯特雷特回到华尔街23号工作，但从未适应那里低调的办公摆设。在1912年的选举中，他和多萝西支持来自牡蛎湾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这一行动在摩根的合伙人看来肯定带有颠覆倾向。他们还秘密阅读了路易斯·布兰代斯反对摩根处理纽黑文铁路公司的抨击词。1914年，他们资助创办了一个新的政治周刊——《新共和国》，该杂志开创时表现出坚决支持罗斯福的倾向。哈里·戴维森和其他合伙人拒绝加入，只有托马斯·拉蒙特与他们合伙。不知疲倦、敢于冒险的威拉德觉得难以服从某一银行家的纪律，而且因为不能成为摩根的合伙人而感到气愤。他总是制定出新计划，比如在纽约的汉诺威广场建造印第安大厦。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外贸的俱乐部，并在大厦里饰以船模和古董。到后来，就连庞大的摩根公司也显得渺小不堪，无法使威拉德·斯特雷特舒展其凌云壮志。此后，他在摩根银行只待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