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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奥德赛（第1页）

第十二章奥德赛

最能作为摩根财团在战后至高无上的威力或在外交时代和美国政策融为一体的象征的，莫过于其在远东的崛起。最初，摩根银行进入亚洲，乃是奉政府之命，勉强参加了中国的银团。后来，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谴责其为对外“干涉”，这个银团也就解散了。但是，由于世界大战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不禁对新地区颇为垂青。1919年，兰辛在遭到本国财政部的拒绝以后，恢复了私人银行组织的中国银团。杰克·摩根说：“但是，兰辛先生，是布莱恩先生不让我们干下去。”兰辛不好意思地承认政策已有极大的调整。（1）

在这第二个中国银团中，汤姆·拉蒙特担任了主席，这个令人恼火的差使以前是落在哈里·戴维森身上的。1919年12月，拉蒙特拜访白宫，接受进军令，发现他的偶像伍德罗·威尔逊坐在轮椅里。总统坐在轮椅里，被推到宽敞的洒满阳光的凸窗户旁，跟他挥手告别，其情景令人为之动容。他神态平静而若有所思，甚至拿自己行动不便来开玩笑。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北京的官方政府和广东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军阀则实际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土地。总统希望拉蒙特能够调解这两个力争控制中国的敌对政府。从银行家的角度来看，四分五裂的中国存在的风险之大，不亚于清王朝，因为仍然没有对债务的最终担保，政府没有经济基础作为提供贷款的依据。

1920年，拉蒙特出访远东，以确定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条件是否成熟。他走访各地，冷静观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举动激起工潮和学生暴动，中国在阵阵**。凡尔赛和约似乎核准了日本在大战期间所夺取的德国在中国的特权，学生们对此怒不可遏。拉蒙特被夹在中日的争斗之间。他使足了外交手腕，不偏不倚，在他的旅行中还专门去了一次东京。在1920年的这次旅行中，拉蒙特学着皮尔庞特的派头，所到之处，犹如王公贵族，威风十足。在北京，他每天早晨接见当地商人，他们把骆驼商队带到他的旅馆，满载着昂贵的货物——皮毛、地毯、丝织品、玉器和瓷器。

追逐拉蒙特的不仅是小贩。日本人派了特务一路尾随跟踪——这些无耻的窃听者把他的旅馆房间两边的房间都包了下来。满不在乎的拉蒙特有一件东西从不离身——摩根电报的译码本。他的秘书却缺乏这样的冷静，拉蒙特后来写道：“虽然我认为这种提防是不必要的，但是我的秘书总是把译码本放在**，坚持在睡觉时把枪放在枕头底下。”（2）后来，拉蒙特在火车上读一份电报，发现一个日本特务伸长了脖子从他肩后偷看，于是，他随手就把电报递给了这个日本人，免得他受罪。

拉蒙特访问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担忧，深恐外国银行企图对中国强加新的金融控制。他到达时遭到学生的抗议，他认为是日本人在挑唆。他很喜欢讲他在上海如何稳住了一批闹事的学生。这个故事可能稍稍带点轶闻性质，但是说明了拉蒙特相信理智和修养是全能的武器。

在上海，一天午后，我听说几百个中国学生围在我的旅馆门前，要向我扔石头，反对银团。我派人出去请学生的头头进来，喝杯茶，谈一谈。于是进来了十几个学生，开始时态度非常不友善。但是，茶水有利于清醒安神，我向他们说明银团的实际情况，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最大的经济困境，让某些国有企业能够运转，他们立刻就理解了，并同意合作。（3）

拉蒙特真的相信茶话会能改变学生的思想吗？也许不是。然而此事也说明他在冲突时机中总能处于有利地位。他总是谈吐友善，合情合理，使言辞最激烈的批评者解除武装。没有人能够使他上钩中计，打乱他的阵势，或者使他放弃他那漫不经心却固若金汤的自我控制力。

拉蒙特从来没有对中国人产生过好感，提起他们往往不乏轻蔑口吻。他在这种事情上过去常常缄口不言，但是这次却一反常态，一再讲中国北洋政府的腐败和褊狭。在上海，他想见孙中山先生——中国南方的国民党政府的首脑。因为这位中国领导人担心如到拉蒙特的旅馆去看他，会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所以就由拉蒙特在戒备森严的警察保护之下去拜访他。孙先生早年在夏威夷上过学，曾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博览群书。拉蒙特并未发现他有何令人崇敬之处，拉蒙特把威尔逊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两个中国是否能达到和平。回答使拉蒙特大吃一惊，孙先生重复着他的问题说：“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4）拉蒙特和北洋政府的接触同样也使他放弃了幻想。在喝茶时，徐世昌总统说如果政府贷款成为泡影，他可能到市场上自己去筹措500万美元。

回到美国向银团报告时，拉蒙特建议目前不给中国提供贷款，必须等南北统一，并由议会为贷款承担责任。这和第一个银团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政局不稳。中国始终没有符合银团贷款的条件。到1922年，拉蒙特向休斯国务卿询问是否该解散中国银团。拉蒙特好歹充当了代理外交家，他希望不要从盈利的角度来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而应从国家利益出发。但是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中国银团胎死腹中。摩根财团对此毫不在乎，因为日本是它在远东最有利可图的客户，而中国只是那种关系中令人恼怒的因素。没过多久，摩根已经一头扎进日本，汤姆·拉蒙特对重振他的中国创举已经没有一点积极性了。

和他在动**的中国的旅行形成对比，拉蒙特1920年在日本的访问要愉快得多，成为永恒友谊的发端。日本已经被称为亚洲的英国——是最值得向摩根合伙人推荐的。随着美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加强金融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和美国一样，在大战时期通过向协约国出售船只和提供物资而发了大财。它的黄金储备增加了100倍——这笔储备基金会使任何一位银行家刮目相看。美国现在已经是日本最好的客户，日本已是美国出口的第四个最好的市场。

政治背景也是非常有利的。拉蒙特在日本遇到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很希望和西方银行家们交往，打开国门，接受新的影响。当时，开明的贵族占了上风，军国主义分子被压在下面，文化的情绪倾向于容忍、开放，甚至有些豪放不羁的味道。主宰日本经济的都是一些财阀——围绕银行组成的联合贸易公司和工业集团，而且在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因此，随着英国弱化其和日本的长期联盟，华盛顿乘虚而入。

汤姆·拉蒙特和妻子弗洛伦斯受到日本社会名流，尤其是三井和三菱家族等商贾财团的欢迎。这些人都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家族，对于拉蒙特这样讲究礼仪、注重仪表的人，自然有着天然的好感。他的一位朋友后来说“汤姆笑容可掬，胜过日本人”。（5）对华尔街最新的大使的到来，日本企业界领导人物都翘首企足，殷切盼望，把他当成来访的国王一样款待。拉蒙特十分惊奇地看到，他们片刻之间就安排演出了“舞女”的节目，出现了“一群体态优雅的艺妓”。（6）弗洛伦斯应邀参加私人活动，游览了位于东京中心的面积为25英亩的岩崎男爵夫妇的地产，此处有湖塘花园，庭院幽秘，如同迷宫。岩崎也许是日本最为富有的家族，是拥有日本最大的轮运公司的三菱财团的拥有者。

摩根财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和世界上主要的中央银行的密切关系，以及私下沟通各家中央银行的本领。拉蒙特向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井上准之助征求关于中国银团的意见。井上准之助腰板挺得笔直，神情严肃，戴一副圆形黑边眼镜。他是日本金融界同代人中的巨头，曾任横滨正金银行的总裁，该行在华尔街办事处是日本政府的财务代理。他历任两届日本银行行长、三届大藏相，就像美国的本·斯特朗、英国的蒙塔古·诺曼、后来德国的亚尔马·沙赫特。井上准之助使本国的中央银行在国内事务中拥有强有力的、独立的发言权。就像拉蒙特的多次会见那样，这次会见也是天助神使。华尔街一心相信正义和礼仪会占日本军国主义的上风，因此对于华尔街来说，井上准之助是上帝派来的。他是稳定通货、平衡预算的使徒，一直是军国主义分子坚定勇敢的反对者。

拉蒙特和三井集团的首长团琢磨男爵建立了深远的友谊。团琢磨男爵身材瘦削，体质虚弱，举止文雅，一头银发和雪白的胡子显得十分出众。他的绰号是日本的摩根。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矿业学位，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要说国际化，一点也不亚于汤姆·拉蒙特。作为三井集团常务董事和三井银行董事长，他所控制的帝国深入到日本经济的细枝末节。这个帝国控制了日本海外贸易的三分之一——丝绸贸易的25%，煤炭出口的40%，这个帝国经营的船队和法国商船的规模不相上下。

和三井集团一比，摩根财团成了过时的暴发户。连续九代，三井集团的银行面对着圣山——富士山。三井财团在17世纪成为地方军阀的财务代理，到1867年又成为皇亲国戚的银行。它在国外的代理机构比日本的大使馆还多，因而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海外关系网。团琢磨男爵在东京中心的三井大院里宴请拉蒙特，其隆重程度相当于他后来款待威尔士亲王。这座大院的建筑结构好像城堡，石墙巨门，竹子丛丛。团琢磨男爵向他的客人展示了大客厅里法国巴黎产的哥白林挂毯。然后，他们沿着莲花池塘在院子里漫步，松树上装缀着数以千计的纸灯笼。第二年，为了加强和美国的联系，团男爵率领了一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华尔街，拉蒙特在东十七街的宅邸宴请了男爵一行。

拉蒙特在1920年的出访以惊人的速度取得结果。1923年9月1日，东京和横滨地区发生地震。那天天气很热，风很大，大火在两个城市熊熊燃烧，造成了难以言状的损失。这是本世纪来最大的地震，几十万人死于非命。东京和横滨一半化为废墟，仅是财产损失这一项就使日本2%的财富灰飞烟灭。

消息传到华尔街23号，摩根的外联处主任马丁·伊根到横滨正金银行的华尔街办事处吊唁。德怀特·莫罗担任红十字会日本基金的主席，“街角”就成为救援工作的纽约总部。谣传日本将发行自日俄战争以来在美国的第一笔债券。拉蒙特致函时任日本大藏相的井上准之助，不主张这样做。拉蒙特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坦率比贪婪更有回报。他在电报中说：“值此危难惨痛之时，众人正解囊相助，捐赠款项，达数百万美元，他们若在此时购买这批受援者的债券，岂不会相当谨慎。”（7）

1923年底，日本人以其超常的韧性，恢复了东京的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东京证券交易所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营业。这场大规模的破坏有其有利的一面：它迫使日本淘汰了陈旧的工厂，兴建现代化工业厂房。井上准之助通过宣布银行假日，拯救了很多金融机构，在日本成了英雄。当三井财团重建其银行时，大楼白色大理石的正面是由特罗布里奇和利文斯顿设计的，这两位就是华尔街23号的建筑师。有人看出三井财团对摩根财团顶礼膜拜尽在不言之中，对彼此之间新缔结的纽带十分重视。

灾难的情绪消除以后，拉蒙特开始着手争取日本政府成为摩根的独家客户。日本人当年感到皮尔庞特态度粗暴，伤人感情——他因为要求贷款抵押品而得罪了日本人，因此他们乐于和库恩-洛布的雅各布·希夫做生意。由于在日俄战争中提供了援助，希夫荣获日本天皇授予的圣宝勋章。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要窃取他人的好生意，而又遵循绅士银行家准则，实在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诡计多端的拉蒙特向井上准之助的特使巽传授华尔街的礼节。他狡诈地让这位特使代言，教他如何以可取的风格友善地违背契约。事后拉蒙特解释他如何训练他的特使：

但是对于处理任何贷款的方式，我们坦率地告诉巽，我们认为他只有两条路可走：首先是去找库恩-洛布公司，向他们说明由于在2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的贷款业务关系，他们现在希望该公司能执行预期的业务；其二，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告诉他们鉴于国家面临的民族危机，鉴于他们现在迫切感到必须得到整个美国投资界的合作，又鉴于纽约和伦敦市场之间的谨慎合作极为重要，他们已经决定邀请我们在预期的业务中担任主干事，料想他们的朋友库恩-洛布公司也会向他们表示，这是明智之举。（8）

库恩-洛布现在太小了，已经不可能处理这笔计划中的1。5亿美元的日本地震贷款，这将是有史以来在美国市场上发行的最大一笔长期国外贷款。由于据说是在大战中同情德国，该公司名誉受毁，处境困难。在1924年2月发行债券时，摩根请其老盟友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作为银团的干事。他们也邀请库恩-洛布参加，以安抚他们。摩根私下可谓志得意满，但是对外言谈非常注意得体。在伦敦还有一笔2500万英镑的姊妹贷款，现在巴林银行、施罗德和罗斯柴尔德也不得不邀请摩根建富参加对日本的融资。

这笔美元贷款的日程秘不宣露。拉蒙特两次同国务卿休斯交谈，休斯说他很高兴“让日本人民见证两个伟大的英语民族对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9）华尔街融资再次表现了政府政策的转向。

聘请银行家作为事实上的大使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即他们可能会转而效忠外强。毕竟私人银行家所受的传统熏陶是对客户绝对忠诚。正如当年皮尔庞特会对铁路债券持有人负责，汤姆·拉蒙特感到对日本债券持有人也应同样负责。摩根财团相信日本的成功与自己相关，因而感到必须为其重要的客户在政治上助一臂之力。甚至由于摩根主持了这项巨额地震贷款，其合伙人也代表日本人卷入了政治争吵。他们抗议“排除日本人法”，此法的宗旨是阻止日本移民，颇有种族主义的因素。他们向美国国会抱怨美国海军在夏威夷附近游弋，使日本人心中很不安定。东京和华尔街23号现在是你吹我拍，互相奉承。到1927年，日本天皇授予杰克·摩根圣宝勋章，授予拉蒙特旭日勋章。1931年，拉塞尔·莱芬韦尔获得二等圣宝勋章。美国银行家们难得有此殊荣。

效忠于外国客户、并且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倾向，对摩根财团来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拉蒙特吸收了3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事业将和美国发生严重的冲突。摩根银行和这3个未来的敌国发生关系，纯属偶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业上的征服将造成特殊的情况，盟国的纯贵族血统的银行家又充当了对未来轴心国的融资者，从而最终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外国证券风行一时，注意力的焦点是拉丁美洲。华尔街的债券兜售者纠缠着小额投资者购买有些地方发的债券，而他们连这些地名也不知怎么念。极少数人知道拉丁美洲贷款的历史波折很多，早在1825年，拉丁美洲的借款者差不多都发生了利息付款违约。在19世纪，南美洲就已经以疯狂地恣意借款、然后是违约浪潮滚滚而来而名声在外。现在，又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众多的银行追逐少得可怜的几笔好交易，资信标准也相应大大下降。奥托·卡恩后来在描述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时说：“十几家美国银行坐在五六个南美和中美洲国家……愚蠢地、不顾后果地竞相以出价压过对方，从而有损公共利益。”（10）以后在20世纪3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的违约深深地动摇了美国对华尔街的信任。

由于拉丁美洲地区商品价格起伏不定，该地区的债务向来是风险很大的。铜价下跌会即刻打击智利，而锡价低迷会使玻利维亚一蹶不振。糖价在1920到1921年暴跌时，古巴经济随之一落千丈。国民城市银行拥有古巴存款的90%，起着该国国家银行的作用。由于面临许多企业坏账，国民城市银行对地产取消赎回权，结果手上抓着该岛五分之一的糖厂。担保信托银行已经在古巴糖业中投入巨资，在1921年5月不得不由摩根牵头的一批银行来救援。威廉·波特——古根海姆冶炼托拉斯的一位经理——被请来作为担保信托银行的看守执行官和贷款清理人。乔治·惠特尼和其他的摩根合伙人任它的董事会成员。担保信托银行从此蜕变成一个死气沉沉、委靡不振、害怕风险的机构，到1959年，只能和比它小得多的J。P。摩根公司合并了。

作为华尔街有威望的银行，摩根财团并不需要强迫务实派投资者购买拉丁美洲的债券。虽然它和巴林银行在阿根廷长期合作，但它更喜欢欧洲工业国家、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外围发达国家（日本和南非）。这是成功的特权：该银行可以选择最稳妥的外国借款者，贷款的许可只给予那些也许根本就不需要钱的国家。摩根银行打交道的唯一的穷国是墨西哥，在皮尔庞特时代它是拉丁美洲的模范借款国，而现在却遭到全球银行家们的嫌弃。在墨西哥革命的旷日持久的动乱中，这个国家拒绝偿还5亿美元的政府和铁路债务，从而造成由摩根主办的这笔外国债券本金罕见的损失。使摩根银行更为愤慨的是，违约的债务包括皮尔庞特1899年的神圣贷款——由美国银行在伦敦发行的首笔国外债券。

在考察墨西哥债务困境之前，重要的是应先看一下拉丁美洲债务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两次大战期间，债务被组合成债券，向小额投资者出售。而在今天，债务采用银行信贷的形式，意味着公众并不直接承担风险。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作为小额债券持有人的“道德受托人”，和拉丁美洲的债务人进行谈判的。摩根在墨西哥的参与就是这种性质，由汤姆·拉蒙特担任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显赫地简称为ICBM。经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批准后，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于1918年成立，代表20万个小额债券持有人谈判。在19世纪，墨西哥的债务谈判是由巴林银行操纵的。但是美国国务院以门罗主义为由，要求由美国来控制该委员会。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其一举一动就像一个嫉妒的土财主。墨西哥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表现出诱人的繁荣与希望，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将希望变为现实。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非常脆弱，总是使偿债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拉蒙特在墨西哥的债务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在言谈中逐渐露出了一家之主的口吻，好像墨西哥是摩根血统中的不肖子孙。他在1923年写信给儿子科利斯祝贺他生日时的口气，听来有点令人作呕：“我在过去的两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可怜的墨西哥恢复元气……我每天在祈祷完成这项任务。”（11）拉蒙特声称墨西哥是每天早上占据他脑子里的第一件事，他经常谈到寡妇和孤儿们一等数年而得不到债券的利息。墨西哥债务危机要求人们有圣人般的耐心，要有浪漫主义者对事业挫折的嗜好。拉蒙特是执行这个任务的理想人选。

在和日本的业务交往中，拉蒙特尚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在墨西哥问题上，情况就不一样，他受到美国国务院严密的监督。在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上，华盛顿更加公开地利用美国的金融力量。国务卿休斯反对在外交上承认墨西哥，因为它不断地威胁美国在那里的强大利益。1917年，在左派总统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执政时，墨西哥实施了激进的宪法，宣布地下矿产资源均为墨西哥所拥有。美国石油商把这项措施谴责为国有化，想派炮舰去撤消这个宪法。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墨西哥的巨大牧场遭到潘乔·维拉的部队抢劫以后，他在1916年开始在报上发表社论主张入侵墨西哥。休斯也担心墨西哥在外债上违约，没收美国人拥有的土地。在满足这些要求之前，休斯要求对墨西哥实行信贷隔离。摩根财团是他实施这个措施的主要工具。

和中国银团会议一样，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的会议也是在华尔街23号召开的。上演的是同一幕双簧：国务院说话，汤姆·拉蒙特蠕动嘴唇。墨西哥倒是很喜欢这场哑剧，因为这使它既可以和华盛顿讨价还价，又避免了因和外国佬政府谈判而公开受辱。像摩根这样的私人银行是华盛顿和外国政府之间进行坦率交换意见的最好渠道。

拉蒙特如痴如狂地着迷于日本，但是他对墨西哥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墨西哥被视为太粗野，是不宜旅行的地方。因此，拉蒙特成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的20万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和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国家进行谈判。他成为墨西哥报刊上常出现的人物，美国金融业的化身。墨西哥市的一位记者在1921年采访他以后报道说：“他不是站在御座后面，而是坐在御座上。他是摩根合伙人中最聪明、最有影响和最有权力的人。”（12）

1920年，在反革命分子谋杀了卡兰萨总统以后，萨尔瓦多·奥夫雷贡将军上台执政。为了得到华盛顿的承认，他采取了一个和解的战略，聘用一位华盛顿的说客，在美国散发有利的材料，争取美国企业界人士的好感。1921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到墨西哥去巡视他在那里的大量房地产，这是他的父亲从前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那里廉价买来的。他惊奇地发现奥夫雷贡十分可亲。随后他说，在前几任政府期间他的财产不断遭到麻烦，事端很多，而在奥夫雷贡总统执政后，风平浪静，彻底安全。（13）

奥夫雷贡总统急于取悦于美国银行家，重新建立墨西哥的债务信用，一再邀请拉蒙特访问墨西哥。但是国务卿休斯为了让奥夫雷贡同意一个友好和商务条约，坚持要拉蒙特按兵不动，以增加压力。当银行家得到关于叛乱分子调动部队准备向总统进攻的惊人消息时，拉蒙特对休斯说，如果他去墨西哥，可以巩固总统的地位。休斯让步了。1921年10月，拉蒙特登上了摩根银行的自备火车车厢“孔雀点”，奔赴南方。

奥夫雷贡是索诺拉种植鹰嘴豆的农场主，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客。他懂得如何用极权的高压手段来冲淡改革。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一面唱起革命理想的高调，一面削减改革的内容。拉蒙特发现这个独臂将军是个非常可爱的主人，友善、开放，且不无幽默感。当时美国还处在禁酒时期，奥夫雷贡欢迎拉蒙特，吩咐人拿酒来。他说：“拉蒙特先生，你终于看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14）访问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拉蒙特的注意——奥夫雷贡把他的办公桌放在硬木地板的中间，这样他可以听到刺客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