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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大萧条（第2页）

这段幕后的密谋策划，为后来麦克唐纳和其同僚的摊牌拉开了序幕。星期天傍晚，在温暖的夕阳下，内阁部长们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踱着步。从中午开始，他们一直在等待着纽约方面的最后决定。摩根合伙人仔细地研究了需要削减7000万英镑的预算，其中包括削减10%的失业救济金。除此之外，还要增加6000万英镑的税收。终于，在8点45分时，英格兰银行的欧内斯特·哈维爵士打电话来说，有一个纽约方面来的电话备忘，并会立即送过来。

麦克唐纳一定等得心急如焚，因为这个信息将决定着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哈维刚到，麦克唐纳就迫不及待地一把从他手中把电文抢过来，急匆匆地向同僚们聚集的地方跑去。这一瞬间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历史后果，因为麦克唐纳根本没有检查电文的内容，甚至没有确认发送者的身份，他说电文是由一个不具名的纽约银行家发来的，而内阁大臣们则误认为这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传来的信息。而事实上，这个消息是乔治·惠特尼发给英格兰银行的，而不是发给内阁的。

从摩根建富的档案中，人们失望地看到，这份具有颠覆政府性质的电报实在是平淡无奇。电文简单地表达了对英国当时急需贷款处境的同情，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削减预算要求。看后令人觉得枯燥无味，似乎拟稿人在起草时是极度小心谨慎的。但是，对于又热又累，经长时间的辩论已陷疲惫的众阁僚们，却从电文的最后几句话中发现了恶毒的含义。

在上文中，我们一如既往地把我们的真正想法告诉你们。请及时告诉我们英国政府的意愿，我们将在24小时内把我们的决定反馈给你们。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在研究中的方案将得到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真诚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在恢复国际社会对英国的信心方面迈出一大步？（24）

当麦克唐纳宣读电文时，内阁会议室内发生了一阵**，连站在房子外面的欧内斯特·哈维爵士都听到了。他后来回忆说：“里边一片混乱。”（25）这最后一段话显然只是针对英格兰银行的。但对于在场的人来说，这唤醒了他们对于伦敦和纽约私人银行之间暗中交易的恐惧。另一个问题是，麦克唐纳显然提到了削减10%的失业救济金，而在摩根的电文中根本未提及此事。后来，在追忆此事的来龙去脉时，格伦费尔告诉拉蒙特：“内阁大臣们不断重复地指出，美国银行家坚持让英国政府削减10%的失业救济金……如果麦克唐纳的确把此说成是美方条件之一的话，那么他一定是自己编造的，因为电文中从未提及此事。”（26）电报原稿证明格伦费尔出言有据。

麦克唐纳觉得他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来采取紧急削减预算的措施，以重新恢复外界对英镑的信心。内阁争论愈演愈烈，到晚上10时20分，麦克唐纳来到白金汉宫，向国王乔治五世递交了辞呈。他显得非常激动又心烦意乱，他告诉国王说：“一切都完了。”（27）由于坚持要削减预算，麦克唐纳同自己党内最有势力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他现在知道他已经破釜沉舟。国王命令他第二天一早与保守党反对派领导人斯坦利·鲍德温，和自由党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一起再到白金汉宫来。为了分散政治风险，并保证减少失业救济金的议案得以通过，国王邀请他们三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继续作为新政府的首相，而新政府仍属保守党性质。

这个新政府通过对汽油、啤酒、烟草和个人收入增加税赋，以及降低公务员工资等手法来削减预算赤字。J。P。摩根公司向英国提供了2亿美元作为周转资金的贷款，法国也提供了2亿美元的贷款。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无法再次建立起人们对英镑的信心。许多工党人士认为麦克唐纳是个卖国者，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9月，共产党人在议会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坚持认为是缺乏人性的银行家们及其同谋者的骗术，把英国工人推向了悲惨的境地。失业工人洗劫了巴特西市，骑警队在牛津大街冲击示威者。人们普遍认为，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搞垮了英国政府。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乔治·哈里森的照片，指责纽约策划了矛头指向英国社会福利事业的这一阴谋。该报当天的头条新闻是：“《每日先驱报》今天披露美国银行家令人瞠目，而成功地图谋操纵英国的内政政策。”（28）

可以想象，当格伦费尔听到这种误解后，会是怎样地哭笑不得。巧妙地游刃于政治的阴影中，像鬼魂一样从危机中脱身，并对一些重大事件施加难以目测的影响，这就是完美的格伦费尔艺术。据他自己讲，在议会的听证会上，当别人不断质问他时，他就装成一个“村里的傻瓜”。他向拉蒙特坦白说：“上届政府认为乔治·惠特尼的那份长电话记录是出自联邦储备银行之手。所以，现在人们把麦克唐纳的失败归咎于可怜的乔治·哈里森的跋扈行径；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乔治·哈里森并不会因此而失眠。”（29）

真的是摩根财团搞垮了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本人事后替银行家开释，强调当时需要采取措施来保证英镑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摩根的记录证明，银行的确有意回避提出削减预算的具体数字。但是，毋庸置疑，华尔街要求减少失业福利决不是秘密，而且当时绝大部分的美国银行都反对华尔街向英国提供任何大规模的贷款。摩根私下别无所图，而只是表示了银行家通常的心态，倾向于紧缩政策和主张削减开支。是英国政府要捍卫金本位制，使自己成为外国投资者的奴隶，而摩根仅仅是表达了银行家们的共识。

在那个星期天内阁会议后的几天，胡佛总统同拉蒙特通了电话，他勉强同意了给英国提供贷款的计划。鉴于这样大的一笔贷款要调动110家美国银行，胡佛警告说，人们将会谴责华尔街在美国经济艰难之际，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英国。（30）当英国的左翼人士谴责美国银行家险恶地进行干预时，眼光狭隘的美国人却对摩根公司援助英国的举动十分嫉妒，而这对于摩根公司来说已不是头一遭了。

1931年9月，英国金本位制遭到致命的一击。当时，在苏格兰因弗戈登地区的海军部队抗议政府削减他们的工资。这次小规模的兵变使外国投资者大为恐慌，因为这表明英国公众根本没有接受紧缩预算的政策，英镑再次崩溃。在1931年9月21日英国告别金本位制的那一天，蒙塔古·诺曼乘船离开加拿大回国。从此，英镑与黄金不再有一个固定的比价，这悠悠的帝国梦想彻底破灭了，英镑也因此骤然贬值30%。金本位制寿终正寝，凯恩斯乐不可支：“几乎没有几个英国人不为我们砸碎了黄金的桎梏而高兴。”（31）但是当蒙塔古·诺曼抵达利物浦，看到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厦已化为瓦砾时，他不禁惊呆了。他乘火车来到尤斯顿车站，怒气冲冲地走进了银行。然而，他的同僚哈维和皮科克认为，即使诺曼当时在位，他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25个国家紧随英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争相使自己本国的货币贬值。

美联社在伦敦采访杰克·摩根，他拍手欢迎英国脱离金本位制的做法。当拉蒙特在纽约读到这条消息时，他简直如遭雷击一般，他们不是刚刚动员了100多家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来捍卫金本位制吗？而杰克这样做不就会使那些银行认为它们被愚弄了吗？拉蒙特几乎从来不发火，但这一次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拉蒙特以前从没有公开地向杰克挑战。这时，由于愤怒，他直接向杰克开火。史无前例地，他同查尔斯·斯蒂尔一起签署了一份声讨书。按所持股份的多少来衡量，斯蒂尔也是摩根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同时他也是皮尔庞特时代的老资格者。斯蒂尔是杰克的朋友，在银行内被认为是和蔼、睿智的老人。

可以说，1931年9月25日这封信的发出，标志着摩根银行不再是个家族银行。拉蒙特在信中写到：“我们不得不向你说明的一个问题，一个恐怕你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让你理解，英国告别金本位制令所有纽约的银行在全美国和一般公众面前难堪。这里所有的银行家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组织起来的那么大的一笔贷款，转瞬间却变成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拉蒙特在信中提醒杰克，当时他是如何庄严地向参与的银行保证，将不遗余力地捍卫金本位制。

如同预言中所说的一样，我们花了相当大力气组织的这笔银团贷款，仅3个星期就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当时就曾与你讲，有许多银行是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这笔贷款的……而现在的结果却显然不可避免地毁坏了我们的声誉；这不仅使我们当众出丑，而且也使我们丧失了多年来美国银行界普遍对我们捍卫英国信誉做法的支持。是你的父亲和你经过多年努力，靠仔细判断和谨慎经营建立起我们公司的美国声誉，公司的每个合伙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事时必须记住上述事实……

现在，我们已把我们想说的，关于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情况都说了，我们将尽量不再提及此事。但是，由于你现在远离此地，我们觉得有必要让你了解这个很重要的、且令我们每个人都很不愉快的事实。（32）

10年前，拉蒙特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过去，在与杰克打交道时，他历来是小心翼翼的，以免他下不了台。而现在不同了，金钱和地位使别人无法与他匹敌。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人会不经深思熟虑，就向摩根家族成员挑战。在信中，拉蒙特暗示杰克应如何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即，杰克应停止与新闻界接触。在该信的结尾，拉蒙特写到“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敬爱的”，并署名“您忠实的”。拉蒙特知道这封信在开诚布公方面具有其独到之处，并且观点鲜明。信寄出后不久，拉蒙特便打电话给杰克，告诉他说，他们并无意指责他，自己将一如既往地行使应尽的职责。然而，这封信却标志着摩根财团内部的一次宫廷革命，摩根家族的绝对统治地位从此后一去不复返。从那时起，摩根家族在摩根财团内的影响力江河日下，最终彻底消亡。

他的这个盲点在涉及主权客户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银行家的私利心使得他只愿意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由于对其客户所抱的偏袒态度，他像对摩根财团本身一样，尽量使他的客户的声誉不受到损害。在经济萧条时期不断波动的外债市场中，它们的良好声誉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对于外国主权级客户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声望的关注，容易导致一些有问题的交易。在1930年那些特殊情况下，摩根财团会充当一个自行其是的“政府”，它所实施的一些秘密对外政策，经常与华盛顿的政策相抵牾。

作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政府的财务代理人，拉蒙特全心全意地为他的顾客服务。对于一个西方银行家来说，他取得了前所未闻的显著成就。在提供了援助地震灾害的巨额贷款后，他又分别向东京、横滨和大阪等地提供了多笔贷款，为东京电力公司和东京电灯公司的合并提供咨询。除此之外，他还充当了日本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调解人，并且在1930年1月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贷款，使日本重新恢复了金本位制。在股市崩溃的前夕，拉蒙特曾试图和三井财团建立合作关系，这项谈判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一谈到与日本的生意，拉蒙特总是为自己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

他早期对日本的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在1920年他首次访问日本时，日本自由派的、亲西方的政府刚刚走过10年的历程。他那时同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风流雅士交了朋友，特别是同执日本财经界牛耳的井上准之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经常书信往来。1929年后，井上第三次担任日本大藏相。井上给人的印象是彬彬有礼且胆识过人，在外交事务上他表现得通情达理。因为经常与日本军界发生摩擦，所以在日本，他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代表。如果井上发出请求，拉蒙特就会向纽约的新闻界游说，并为日本方面辩解。1928年的一天，在与《纽约时报》的编辑会谈之后，他告诉井上：“我还向他们讲述了你们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如何有耐心，以及你们所表现出的忍让态度……我对《纽约时报》的公正和客观的报道非常满意。”（33）

当日本试行的开明统治开始滑坡之时，正是摩根财团在日本的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期。1927年，一连串的银行破产和股票市场关闭之后，日本几乎先于所有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那一年，中国抗议外国侵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使日本人大为恼火——这给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一记耳光，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要挽回这个面子。1930年，在井上的承诺下，摩根财团帮助日本恢复了金本位制，而事后证明时机不对，大错特错。当全球贸易萎缩时，金本位制使日本的出口产品更加昂贵。被经济萧条所困扰的美国人减少了对贵重衣物的消费，这使得日本的丝绸出口直线下降。丝绸业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有五分之二的家庭靠其维持生计。贫困在乡村迅速蔓延，滋生了仇恨的、新的乡村民族主义。大米的价格也大幅度下跌，日本经济繁荣昙花一现，很快便被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所扼杀。这助长了日本民族的仇外情绪。这些经济上的倒退加强了军国主义的势力，他们指责外国势力是日本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中国，军国主义血淋淋地展现了它的面目。

在许多方面，摩根财团和日本一样对中国抱有偏见，西方金融界都是这一态度。对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来说，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中国经常赖账，很会用一位外国银行家来压另一位。甚至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流产的中国银团贷款计划开始，拉蒙特就视中国人为“狡猾、虚伪”的民族。他把中国人看成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不是外国侵略者的牺牲品。

这种态度的形成并不难想象。日本是摩根财团的一个主要客户，而中国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并且还欠着相当大的一笔外债没有偿还（国民城市银行在中国的生意却做得很红火，1930年，其利润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所以，拉蒙特很快就发现日本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的，完全属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内，也是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用血和钱换来的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屏障。由于在中国投入了亿万日元，再加上有几百万日本人居住在那里，一些民族主义分子视中国东北为日本领土的延伸。

1931年中期，阿斯特尔特信贷银行的破产和英国危机把西方国家搞得心神不定，这时，关东军已在为夺取沈阳和整个东北的阴谋做准备。9月18日，日军突然袭击了中国在沈阳附近柳条湖的驻军；第二天，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为掩饰其侵略行为，日军编造了中国军队袭击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的说法——事后真相大白，这完全是伪造的，或夸大其辞。军国主义由于在日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军队对反对使用武力的公职人员大肆嘲弄，其中包括对井上和外相喜十郎筱原。日本外务省担心，如果它试图控制关东军，将会引起士兵们的武装暴乱。当15000名日军蜂拥而至，闯进东北时，外交官们只怯声地说，这一做法是暂时性的，军队将很快从那里撤出。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说：“在几个星期里，若槻礼次郎政府不断遭到公众的谴责和匿名的污辱。”（34）

美国因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而感到震惊，国务卿亨利·斯廷森立即向日方提出了抗议；胡佛总统事后称之为“野蛮的侵略行径”。（35）金融界大声疾呼，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作为大藏相，自负又爱面子的井上不得不发表声明。他当时因领导内阁反对扩充日本在东北的军队，而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还被认为与削减军费开支的主张有关，这一切使军界对他永远怀恨在心（这非常像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他因笃信传统的平衡预算，而最终不能见容于纳粹分子）。

深入了解当前的事态后，人们就可以明白问题完全是出于自卫。自1905年俄日战争结束以来，根据协议，这条沿着狭长的领土延伸的关键命脉，即南满铁路完全归日本管辖。根据和俄国签订的条约，并且得到中国的正式承认和接受，日本负责管理和保护这一“南满铁路”，如同美国政府管理和保护巴拿马运河一样。

9月18日晚，中国正规军袭击了这一地区，破坏了这条铁路。日本采取强有力的紧急措施，显然是必要之举。一国军队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正规军的入侵，且入侵威胁扩展之势又完全不得而知，显然，此时的自卫手段就是立即冲向来犯军队的指挥部。“紧急情况”一词按韦伯斯特先生的经典释义，意思是“突发的，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和无暇认真考虑的情况”。

该声明的中间一部分是描述日本使中国东北免于“无政府”状态。它轻描淡写地说在柳条湖采取的行动，无非是个“小规模的军事措施”。该文以强有力的措辞结束。

总之，局势决不会引发战争，把整个事态视为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是言过其实的。正如我们历来表明的，日本无意与中国开战。相反地，日本政府和人民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36）

这篇新闻稿实际上是由汤姆·拉蒙特起草的。日本大藏省只对其文字略加修饰，就发表了（上面所引用的文字是从拉蒙特的档案的原稿中摘录的）。日本方面希望拉蒙特自己能发表上述言论，但他表示，这样会使人们认为摩根有所偏袒，并会因此而得罪中国人——这是一种低调。可能拉蒙特当时也担心如果公布出去该声明是他起草的，他本人在美国自由派人士中的声望将会受损，作为国际联盟的前支持者，他大概不希望公开与侵略者站在一起。为了使日本人宽心，他向日本方面解释道：“如果井上能告诉我准备何时发表该声明，我将想办法使它在纽约这边增加宣传。”（37）

拉蒙特这时发现他自己的做法明显地是在与华盛顿当局作对，他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而他在担当银行家兼外交家的角色中，总是潜存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为什么他会与一个外国势力同谋，一起来掩饰这个遭到美国政府和其他国际联盟成员国政府谴责的军事行动呢？是否他在表面上已接受了日本方面关于柳条湖事件的解释？中国的记者指出，柳条湖事件是由日本人挑起的，日方的解释令人怀疑。人们也普遍猜测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有预谋的侵略行动。伦敦《泰晤士报》9月21日报道：“日本军队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前三天，就已经为侵略‘进行了彩排’；尽管日方报道声称南满铁路事件是事态发展的结果，但事实上在事件发生之前整个侵略计划就已经开始实施了。”（38）简单地说，很多证据都会使一个有理智的人深思。除此之外，公众的印象显然是日本内阁被军方蒙骗了，而拉蒙特却轻快地听之信之，实在让人困惑不解。

在拉蒙特的一生中，同与墨索里尼秘密合作一样，柳条湖事件是他经历中最为令人吃惊的事情（虽然当时鲜为人知）。当时，是他想以摩根超群的服务来打动日本人，还是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使日本债券保值？毫无疑问，他想支持井上在日本政府中的脆弱地位。这位大藏相不得不向日本军界表明他不会背叛或反对此事。事实上，在11月份时，拉蒙特就警告说，如果像日本军界所希望的那样，把井上赶出内阁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必将会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令人心寒”。（40）然而，即使井上认为需要安抚一下军界，这又与拉蒙特有何相干？

如同与墨索里尼合作一样，拉蒙特的行为超越了公关的需要，近乎是在为外国强权摇旗呐喊。从绝对忠于客户的绅士银行家准则来看，拉蒙特的做法的确是很新奇的。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代销证券，但唯独拉蒙特还能游说政客，引导报刊社论，以及操纵公众舆论。有关柳条湖事件的新闻声明表明了让银行家充当政客，对外国政府像对待工业企业一样采取所有者的态度，是很危险的。它也说明了在那个所谓的“外交时代”，把政治和金融混为一谈是何等危险。

即使拉蒙特当时在柳条湖事件上受了蒙骗，那么，他的幻觉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破了。1931年12月，较为保守的日本新内阁上台，高桥是清取代了井上，并迅速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1932年1月下旬，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人口密集的上海市郊区，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以往一样，日本人指责中国挑衅。日本恐怖分子的行径要比柳条湖时**得多，其暴行的证据既充分又直观。电影胶片将日本在中国大屠杀的新闻镜头带进了美国的电影院。拉蒙特非常难过地告诉其在横滨正金银行的朋友园田三郎说，日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给人的印象实在太坏了，日本不可能再从美国市场上获得资金了。（41）对摩根公司来说，上海事件开始使它逐渐清醒了。莱芬韦尔内心受到责备，并写信给特迪·格伦费尔说：“我承认柳条湖事件发生时我曾‘同情’日本人，而这次日本在上海的行径使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感觉了。”（42）

当时，63岁的井上正在参加竞选。作为明政党的领导人，人们期待着他成为下一届首相。在东京市郊的一所学校前，当他刚走下汽车时，一个脚穿木屐、戴着黑色遮檐帽的22岁乡村青年从暗中闪出，向他的胸口开了枪。这个杀手是一个名为“血盟团”的成员，这是一个所谓“爱国”的极端主义秘密组织，其成员多是些年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警察局中，该刺客为其行径大肆吹嘘，并指责说，乡村的贫困是由于当时井上奉行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在帝国大学医院里，两眼泪尽的井上夫人告诉记者说，当她丈夫还是内阁成员时，她就已经为这种时刻的到来作好了心理准备。

拉蒙特感到无比难过，不管怎么说，是井上给了他希望：名门望族及其自由派的同盟者可以扼制军国主义势力。他以非常动情的笔调给园田回了封悼念信：“他具有那样一种慈善的襟怀，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44）

拉蒙特越不愿意接受关于日本的事实，现实情况就越是猛烈地冲击着他。拉蒙特的另一位日本朋友、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三井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团琢磨男爵被杀。1920年，当拉蒙特访日时，团琢磨男爵曾在其住所款待过他。团琢磨男爵是在白色大理石筑成的三井银行前，刚走出自己的轿车时被枪杀的。刺客仍是一名乡村年轻人，显然也是“血盟团”的成员。拉蒙特在给团琢磨男爵家人的信中回忆起了1920年他访问日本时的情景：“很多时候我把他视为一位金融界的诗人，当他领着我参观他的私人住宅和花园，以及我们站在一起凝望屹立在远方庄严的富士山时，我就产生了这种感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