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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人 质（第1页）

第二十三章人质

1940年6月22日，法国新总理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被纳粹的闪电战击败，同希特勒签订了停战协定，只剩下英国与轴心国孤军奋战。这使巴黎摩根公司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这法国人口中的“庄严的摩根银行”在旺多姆广场14号占有一幢富丽堂皇的大楼，从巨大天窗透过的日光把银行大理石地面映照得光彩夺目。这家由德雷克塞尔家族于1868年创建的公司有着辉煌的历史，就是在普法战争和一战时期也不曾关门歇业。直到1926年，该公司一直被称为摩根-哈耶斯公司，在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那年死于多维尔马球比赛事故以后，公司改名为摩根公司，按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摩根帝国连锁合伙制度的结构，杰克·摩根是高级合伙人，而且纽约为该行提供大部分资本金。

也许巴黎摩根公司从未获得像纽约和伦敦一些银行那样巨大的名望，但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它仍是巴黎最大的外国金融机构之一。它是连接法国政府与J。P。摩根公司生意的渠道，而且它同法兰西银行的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法国雇员通常在政府中做过高官。摩根公司为大多数美国公司在法国的下属机构提供服务，为美国富有的旅行者办理旅行支票和开具信用证，为在法国的美国人办理现金业务，其地下保险库里保管着大量美国和法国人拥有的证券。它与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相互交换年轻的学徒。不过归根到底，因为摩根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和法国民族主义者抵制美国商业渗透，法国分行总是处于困境。

由于战时的新闻封锁极为严密，有关摩根公司在纳粹占领期间遭遇的情况，直到1944年9月人们才得以知晓；现在这些情况可以从摩根担保公司未公开的记录中重新整理出来。事情从法兰西银行开始，该银行不相信慕尼黑条约所宣称的虚假和平，于1938年开始制定计划来保护它的黄金储备。它把黄金运到纽约作为将来战争物资采购的资金，并把储藏在弗利业街金库中的金条取出，分藏在全国51个战略要地。

巴黎的许多银行都做了类似的应急计划。摩根公司在南特东南的一个名叫尼奥尔的小镇上买了一座残破的旅馆，并将旅馆改建成自备水电供应的房屋，用以保护证券。地下室设保险箱，楼上设工作人员的卧室。在宣战后，法国政府劝说摩根公司，在法国未被占领的沙泰勒-居永设一间办公室，来保护它和法兰西银行的证券交易业务。在纳粹攻克巴黎的几周前，摩根公司和其他银行将证券运到法国中南部那些安全的房子，巴黎只剩下基本的留守人员。就在法国沦陷的前5天，摩根公司的两个美国合伙人，伯纳德·卡特和朱利安·艾伦逃出巴黎，只见一路上难民成群，马车和自行车拥挤不堪。此时证明，摩根公司的上述行动都被证明是明智的预防性措施。

在德国占领期间，纳粹的旗帜在法国司法部和丽兹旅馆上飘扬。这些都是在旺多姆广场上和摩根公司相邻的建筑。美国三家银行在巴黎的分支——J。P。摩根、担保信托和大通国民银行仍然开门营业，而第四家银行——国民城市银行则关门歇业。1940年6月下旬，摩根公司的莱奥纳尔·里斯特被捕并被关进苏台德的一个集中营。里斯特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里斯特的儿子，由杰克·摩根亲自挑选进入摩根公司。莱奥纳尔回忆说，1928年当他在纽约时，“杰克问我，你不到摩根干，到别的地方到底能干些什么？这是他的原话，于是我决定到摩根在巴黎的银行申请工作”。（1）

结果里斯特在铁丝网内度过了18个月，而他的父母安排了紧急计划，通过拉塞尔·莱芬韦尔为他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摩根财团最终通过他们梵蒂冈的老朋友贝尔纳迪诺·诺加拉——罗马教皇特别行政署司库——营救出莱奥纳尔。诺加拉设法使德国人相信释放里斯特对法国金融的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摩根财团的神秘，外加里斯特的名望，使诺加拉的说法奏效了。战后，法国财政部委派里斯特到世界银行工作，最后他成为该行的经济局局长。

在此后的战争期间，摩根公司的实权落到两个顽固、有勇气的法国人手中。一位是风度翩翩的莫里斯·佩松-迪迪翁，他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受过伤的老兵；另一位名叫路易斯·度特列尔，是信贷部主任，他在比利时军队服役时，在战斗中负过伤，腿瘸了。这两位银行家不得不对付纳粹经常不断的各方面的干扰和对他们行动的威迫性监视。为了解决侵略行动所需的资金，希特勒制定了一项从被占领国掠夺黄金和外汇的政策。希特勒采用从法国勒取钱财的办法，作为他对凡尔赛和约进行报复的一个部分。和其他银行一样，摩根公司可以经营法郎业务，但外汇交易业务被取缔。它必须向德国人报告它所持有的任何一种外汇以及其保险柜里存放的财物。

摩根财团总是对在巴黎被纳粹占领时期始终能不折不扣按其原则经营而感到自豪。然而这家银行可能有它的秘密保护人：贝当元帅，他是通敌的维希政府[32]的头子。1917年，作为一位有名的战斗英雄，贝当结识了筹资协会的许多女性，其中包括赫尔曼·哈耶斯的妻子和安妮·摩根。也许通过这些会见，贝当在摩根公司开了账户。1941年11月，在英国下议院激烈的辩论中，这一个令人尴尬的账户被抖落出来。事情的原委是，1937年，贝当与加拿大一家公司签订了年金计划，甚至在法国沦陷、英国开始被封锁以后，加拿大公司仍到期支付600英镑给摩根建富公司，并由其存入贝当在摩根公司开设的账户上。这些转账得到英国财政部的一项许可证的认可。

在英国下院，拉塞尔·托马斯博士向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提出抗议：“那位尊敬的先生是否应考虑一下，那笔支付会激怒公众，降低政府威信，在国家团结至关重要的时刻，引起人们的种种怀疑？”（2）金斯利·伍德为这一业务辩解时说，他注意到加拿大同法国维希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贝当是国家首脑。不过，到后来，这一转账还是被停止了。

在珍珠港事件后，摩根公司也被视为敌国银行，一个名叫赫尔·西泽的德国人被派进该公司作为特别监察员，他在旺多姆广场18号办公。他一定要让这家公司接受纳粹银行的账户和业务。为了避免这种不体面的事情，佩松-迪迪翁告诉纳粹，J。P。摩根公司已指示他不能接受新账户或扩大老账户；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强迫他违反这个规定，他将不得不对银行实行破产清算。预计的战略奏效了，该银行没有接受纳粹的存款。

对于犹太人的账户，摩根公司就不那么成功了。纳粹纠集了一个特别行政管理队伍来洗劫犹太人的证券和银行存款，纳粹盗空了犹太人在摩根和巴黎其他银行里的存款和保险柜里的财物，总共掠走1150万法郎。摩根提出抗议，但完全没有用。在占领期间，任何一家银行如果大肆抵制这些行为，它还能否继续营业就很成问题了。

与纳粹发生的最有戏剧性的一场冲突是在1944年。一位党卫军防务官趾高气扬地跨进这家银行，并要求拿走一个存款户的钱，遭到厉害的度特列尔的拒绝。这位军官拔出手枪顶住他的后背，逼迫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街上。

度特列尔和莱奥纳尔·里斯特被带到索塞街上的党卫军总部，并被告知除非立即把那个存款户的钱交出来，否则他们将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德国人用枪托揍他们，并把他们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一两个小时。最后交了8000美元赎金他们才被释放。

另一次，莫里斯·佩松-迪迪翁面对监禁和流放的威胁毫不畏惧，拒绝交出法国财政部的某些票据。盖世太保的一位军官要求查看摩根公司拥有的债券名单，并且不相信除了政府债券之外，这家银行就没有什么别的资产了。显然因为深信摩根神秘的力量，他发誓，佩松-迪迪翁一定在欺骗他和帝国。这位军官列举摩根公司对其他法国银行的所谓影响，期望能发现该行对里昂信贷银行的巨额控股，以及所拥有的其他银行股票的名单。他坚信摩根财团掌握着法国银行大量的股份。拉蒙特后来复述了那位德国军官所说的话：“‘如果他们没有，他们怎么会能够控制所有的银行呢？’佩松-迪迪翁回答说，他们没有控制任何一家银行。然后这位德国军官要求他解释为什么摩根的银行似乎对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所有银行有巨大的影响力。佩松-迪迪翁平静地回答说，他想不出任何解释，唯一的解释是这种影响在于摩根银行全体人员的人格。”（3）拉蒙特也许给这个故事添油加醋了，但毫无疑问，摩根公司的影响力并没有像那位头脑过热的纳粹军官想象的那么大。人们总有一种错觉，摩根财团主要是靠对其他银行的直接控股来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其排他性的银行业务和咨询关系来施加影响的。有了J。P。摩根公司的势力作为后盾，巴黎摩根公司就不需要大量的资本金。

摩根公司是美国在巴黎唯一的一家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营业的银行。它甚至还有少量利润。莱奥纳尔·里斯特聪明地觉察到这种成功可能带点通敌的味道，或至少是近乎昧良心。这也许是他经常提起艾森豪威尔将军授予他奖章，表彰他“协助盟军士兵逃出敌占区的勇敢行动”（4）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于1944年底认可了摩根公司战时的行为，财政部和军事部要求J。P。摩根公司派出巴黎高级合伙人迪安·杰伊和其他美国人回到旺多姆广场，恢复该银行正常营运的面貌。据说，在法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在征求这位矮小、满头银发的迪安·杰伊的意见之前，很少有大的举动，所以，此次他回来是带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摩根公司得到了最高的荣誉，被委托处理在法国解放区的美国军队的存款。

1940年，黑暗逐渐笼罩整个欧洲，汤姆·拉蒙特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把贝尼托·墨索里尼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战车上拉下来。尽管墨索里尼多次施暴，拉蒙特却依然相信他。1939年1月，墨索里尼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一些村庄施放毒气后，拉蒙特仍向摩根驻罗马的代理人乔瓦尼·富米重申他“赞赏这位领袖为他的人民在国内取得的不寻常的成就”。（5）他坚信20年代在华尔街流行的传说，即有两个墨索里尼——国内事务的好管家和国际事务的坏冒险家。不知怎的，这种双重性格集于这个矮胖子一身。

1939年春，拉蒙特向墨索里尼作出的种种姿态和美国政府的政策搅在一起，扯不清。他在外交时代的最后一次使命，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顾问，试图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拉出来。在为白宫工作期间，拉蒙特不得不克服一个阻碍，即怎样向罗斯福解释富米与墨索里尼为何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接近程度。不论这家银行把富米说成是怎样一个中立者，但20多年来富米一直令人作呕地赞扬领袖。富米曾预言，墨索里尼将使意大利成为地中海的强国。现在拉蒙特推出了关于富米的标准公式：“他虽然忠于政府，但他不是法西斯主义者。”（6）不管罗斯福相信这点与否，拉蒙特都是一位非常现成的美国与意大利的中间人。

那年春天，拉蒙特思忖着他的罗马之行和乡间野餐计划。他跟富米说：“我时不时地对意大利的阳光和晴空有一种渴望，或怀旧的感觉。”（7）但他取消了这次拟议中的旅行，害怕记者可能会从轮船旅客名单中发现他的名字。他风趣地告诉乔·肯尼迪，“领袖在阿尔巴尼亚的古怪行动”，即意大利1939年4月占领阿尔巴尼亚，是他取消原定在罗马的美国学院逗留日程的真正原因。该学院从皮尔庞特时期即开始受到摩根合伙人的赞助。（8）

拉蒙特没有访问意大利，而是给意大利政府写了一封信，警告说美国将坚决反对德国人的侵略，言外之意，也反对意大利人的侵略行径。富米用摩根秘密外交的复杂方法，将这封信转交给梵蒂冈财政部长贝尔纳迪诺·诺加拉，后者又将此信交给意大利银行的阿佐利尼。这封信以上帝及其背后金钱的无可争辩的权威被送到了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

梵蒂冈在拉蒙特和罗斯福力图影响墨索里尼的努力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2月，罗斯福派乔·肯尼迪参加保罗·庇护十一世的葬礼，以取悦梵蒂冈。一年后，罗斯福成为第一个派私人代表迈伦·泰勒去梵蒂冈的总统。迈伦·泰勒是美国钢铁公司前总裁，他早年很钦佩墨索里尼。梵蒂冈担心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成同盟，它将在政治上孤立，所以它欢迎罗斯福的开放，但这个开放引起了美国新教徒的强烈反对。

1940年春，拉蒙特最后一次做墨索里尼的工作。他首先打电话征得罗斯福的同意后发了一封信，而且汤姆·卡托也将此信拿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过目。拉蒙特试图打消墨索里尼的幻想，即一旦发生战争，他能够得到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忠诚支持。拉蒙特说，意裔美国人都强烈地反对希特勒，意大利不应被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愚弄。他警告说，纳粹会发动闪电战。富米再次将此信件转给梵蒂冈的诺加拉，他保证把信的内容传达到墨索里尼。这次使命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可能起了反作用，使墨索里尼在心里形成富米是摩根信使的印象，并怀疑他是英美间谍。拉蒙特的行动和罗斯福的副国务卿萨默·韦尔斯访问墨索里尼的使命巧合。墨索里尼同韦尔斯谈得很僵，事后他告诉他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说：“我们和美国之间不可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只从表面看问题，而我们则要深入到问题的本质。”（9）墨索里尼还奚落了由摩根建富公司的弗朗西斯·罗德率领的代表团。弗朗西斯·罗德认为，英国陆军部丧失了把领袖争取过来的时机。19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不久之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永久结盟。

1940年9月，墨索里尼下令逮捕乔瓦尼·富米，算是报答了摩根财团数年来对他徒劳无益的忠诚。根据摩根的记载，富米是被人从罗马的旅馆骗出来后被单独关押在雷吉娜·科埃利的监狱。墨索里尼现在成了金融和政治上的叛徒，并且不再对拉蒙特献媚了。两个月前，意大利不再履行市府和政府借款的偿还责任。富米被起诉，正式罪名是“通过传递信件表达了亲英情绪”。这种似是而非的法律指控只是披在政治仇恨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对于富米来说，他20多年来向华尔街最有影响的银行家兜售墨索里尼，最后却落得身败名裂。甚至在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怀抱后，富米还把这看作是墨索里尼的唯一出路，他遭此打击很冤枉。直到开战之前，拉蒙特和富米还在争辩说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不是因为他疯了或权迷心窍，而是由于西方外交的无能。

拉蒙特猝不及防，感到吃惊。他觉得他个人对争取富米的释放负有责任。这两个人地位不一样，但关系密切。富米称呼他拉蒙特先生，而拉蒙特则用富米的爱称尼诺称呼富米。富米向来善于悲切，多愁善感，臆想自己体弱多病。他经历了与拉蒙特相似的许多痛苦——他的原配妻子1930年死于癌症，他由于过度劳累病倒过几次，并犯有关节炎。在摩根热情活力的商业信件中，富米的信件与众不同，它们是一位感情脆弱、情绪忧郁的人的沉思录，他表白自己的悲哀，和摩根的风格迥然不同。

不论是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还是在用摩根支付给他丰厚的酬金建造的圣特罗佩茨别墅里工作，富米总是很容易被指控为外国间谍。2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走钢丝的事情，在爱国主义和职业需要之间寻找平衡。大多数时间，他可以同时为华尔街主子和墨索里尼服务。但如果它们之间的利益有冲突又怎么办呢？富米经常对拉蒙特说，如果有冲突，他优先考虑摩根而不是意大利。而1939年，他又承认，如果战争爆发，他要参加意大利军队。他始终未能解决关于自己国民身份的困惑。

1934年，富米与安妮·克劳福德女士结婚，这使他的麻烦更加复杂了。安妮·克劳福德是克劳福德和巴尔卡里斯伯爵夫妇的女儿、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的侄女。这一英国表象肯定是引起了墨索里尼的疑心。为祝贺富米结婚，摩根财团送给这对新人一对乔治二世的银制水杯。1938年，富米兴高采烈地谈到他已经非常英国化了，有“英国妻子、英国女秘书和英国保姆”！（10）不过，战争爆发后，他知道自己处境不妙，让他的妻子、儿女和保姆去了苏格兰，而他待在罗马。对于被捕，他可能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拉蒙特用老练的方式精心组织解救富米。首先，他要国务院参与，然后，通过迈伦·泰勒向教皇的秘书传递消息。他完全有理由期望得到梵蒂冈的同情。富米是诺加拉的密友，诺加拉主管着梵蒂冈的投资业务部门，即教皇特别行政署。教皇保罗·庇护十一世在世时，人们甚至猜测富米终有一日会取代诺加拉成为梵蒂冈证券投资业务的主管经理。诺加拉还有可能暗自仇视德国人，因为不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他都不用梵蒂冈的资金购买德国的证券。此外，拉蒙特还曾和新教皇保罗·庇护十二世在纽约共进午餐。为答复拉蒙特的请求，梵蒂冈回电说：“他们正尽最大努力，在私下和正式场合争取他朋友的获释。”教皇强调，墨索里尼亲自参与此事：“我们知道最终还得由政府首脑作出决定。”（11）

最后，只有拉蒙特本人向墨索里尼求情才奏效。这位虐待狂领袖似乎想从拉蒙特身上榨取最后的一次贡品，让这位银行家经受一次无法忍受的屈辱。拉蒙特不得不强压怒火，争辩说富米代表意大利与摩根财团打交道，而不是相反。其实，可能还有许多拉蒙特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现在必须夸大其辞了。他在信中写道：

是富米，而且是他一个人力主我1923年初次访问罗马，以及随后的访问。这些访问的结果是为您的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在所有场合，他都积极参与谈判并热情地宣传他的政府的良好名声，并每时每刻都在维护它。诚然，富米是我们在意大利的代表，不过，他作为金融大使，广泛而机智地为您的政府开展工作，这更是事实。

拉蒙特毫不回避富米娶了英国女人为妻的问题，拉蒙特厚着脸皮说，这给富米的爱国主义提供了额外的担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他的政府和人民所表示、并且也一定会表示的忠诚使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深。他与安妮·克劳福德女士的婚姻只会使他更加谨慎从事，并对自己的政府更加克尽厥职。”

值得注意的是，拉蒙特从未直接谴责过墨索里尼逮捕富米或指责他事先了解此事。他好像给一位机智、中立和拥有一切权力的仲裁者写信一样。在信的结尾拉蒙特说：“最后，在所有与您的会见中，由于您的宽容与仁慈，特别是由于您在会见时总显出的令人折服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我斗胆代富米向您提出一个急迫的个人请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