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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波洛涅斯4（第2页）

他们的蜜月十分感人，甚至有些古怪。皮尔庞特带着咪咪游遍了地中海温暖的港口，一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4个月后咪咪在尼斯病故，皮尔庞特痛不欲生，他对咪咪的深深爱恋从未消退。后来他买了生平第一张画，画着一位濒死的年轻女郎，他把它挂在壁炉上的一个显眼的位置。与咪咪的情感经历或许给了皮尔庞特以错误的教训——他怕自己感情迸发，觉得必须压制自己根深蒂固的浪漫情怀。摩根家族的人虽然外表严峻，但一直是多愁善感的。他们在公共场合含而不露，私下里感情却相当炽烈。五十年后，皮尔庞特在遗嘱中赠款10万美元，盖了一座肺结核病人疗养院，名叫阿米莉亚·斯特奇斯·摩根纪念馆。就连他的儿子杰克也认为对咪咪的纪念很神圣，只能低声地谈论。

看到儿子行事如此鲁莽，择偶又如此让人吃惊，朱尼厄斯下决心要把儿子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皮尔庞特和朱尼厄斯·摩根之间是完全可以互相信赖的，但两人的意志也有激烈的冲突。1864年，朱尼厄斯特意安排27岁的皮尔庞特和年长他30岁的查尔斯·达布尼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即达布尼-摩根公司，这个公司是朱尼厄斯在纽约的代理机构，资金由他提供。他保留公司发放信贷和选择客户的最后控制权。朱尼厄斯希望达布尼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皮尔庞特，以后的二十六年中，朱尼厄斯一直在儿子身边设置着这样一位稳健的父亲的形象。

皮尔庞特的个人生活也步入了正轨。1865年5月，他娶了弗朗西丝·路易莎·特雷西——大家叫她范妮。她的父亲查尔斯·特雷西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律师，后来为皮尔庞特处理法律事务。范妮身材修长，容貌俊秀，嘴唇像玫瑰花蕾般美丽。她的雅致的手套和耳环颇有品味，看起来十分温和高雅。如果说咪咪使皮尔庞特短暂地痴狂，那么弗朗西丝则让他恢复理智。但是皮尔庞特对咪咪魂牵梦萦，而与范妮的“现实”婚姻最终失败了，给两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皮尔庞特对爱情的渴望一直得不到满足，积聚多年，终于只能寻找发泄情感的其他出路，而且说来难听，发泄“途径”还不止一个。

朱尼厄斯和皮尔庞特这对摩根父子联袂出现在世界银行业舞台之时，正值银行业的力量急剧扩张之际。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领主时代”。这一时代适逢铁路业和重工业的兴起，新兴产业所需的资金远远超过了最富裕的个人或家庭的财力。然而，面临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金融市场还限于当地，而且规模有限。银行家配置经济稀缺的信贷。只要有银行家的批准认可，就可以使投资者消除疑虑，相信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是可靠的——因为当时政府尚无机构来管理证券发行和募资说明书——银行家就深深地参与到公司的经营之中。公司于是渐渐与银行家联合起来。例如，纽约中央铁路后来就被称作摩根铁路。

在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各大公司蓬勃兴起，但极不稳定。在狂热的增长中，许多行业都掌握在肆无忌惮的推销商、骗子和股票操纵者手中。即使是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也常常缺乏必要的管理技术把他们的奇思妙想转化为民族工业。当时还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银行家得给证券做担保，要是公司欠债不还，他们往往得自己经营公司。随着领主时代的继续发展，金融和商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部分工业脱离了银行家的控制。

由于对公司有着如此的影响力，主要的银行家像接受雇民供奉的领主一样，养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作风。他们依一整套惯例进行经营，我们后来把这套惯例叫作“绅士银行家准则”。摩根财团不仅把这一准则从伦敦带到了纽约，而且在20世纪很长的时期内一直严格地执行。根据这一准则，银行并不设法寻找生意或寻求客户，而是等客户拿着一应俱全的介绍信找上门来。银行不开设分行，也不接手新公司，除非它们和前一家银行清了账。其主旨不是竞争，至少不是过于公开地竞争。这意味着不大肆宣扬，不搞价格竞争，也不挖其他公司的客户。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根基扎实的银行，而使客户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然而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竞争——一片剑未出鞘的天地——不是什么卡特尔，尽管常常看起来是这样。表面的温文尔雅蒙蔽了许多批评家，使他们看不到银行之间潜藏的险恶关系。

银行家们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决不亚于对工业的颐指气使，而国家就像公司一样有他们的“传统的银行”。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经描述过“那些权限无边的贷款商，有时君王和帝国的命运都得仰赖他们发出的贷款许可”；（12）拜伦的一对排偶句描绘他们的“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13）银行家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权力，是因为许多政府在战时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开支。在经济管理作为一项政府职责被建立起来之前，商人银行行使着政府代理财政部门或中央银行的职能。伦敦的银行并不用自己的资金去放款，而是组织大规模的债券发行。他们通过与政府紧密合作，获得了半官方的地位。约瑟夫·韦克斯伯格提到商人银行时说：“它们在政治与经济的边缘地带运营。”（14）摩根财团后来声称这个领域是他们的。这个领域还非常有利可图，因为银行家也要为主权国家管理外汇交易，并为债券付出红利。

任何一个伦敦望族都可以展开一卷煌煌的国家贷款记录。在圣斯维辛巷的住所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威灵顿的半岛战役和克里米亚战争。一条尽人皆知的俗语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导致许多国家的瓦解。1875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筹备了400万英镑的融资，使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迪斯雷利曾笑着向维多利亚女王表示：“女王陛下，我认为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家族越多越好。”（15）

除了资助路易斯安那购地以外，巴林家族还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资助法国偿还战争赔款，这促使黎塞留公爵写下这样精彩的赞美之句：“欧洲有六强：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和巴林兄弟。”（16）1845年，爱尔兰土豆歉收，皮尔政府利用巴林家族的贷款购买美国的粮食和印度的粗面粉以赈饥荒——即所谓的皮尔救济粮。在美国内战期间，巴林是俄国、挪威、奥地利、智利、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理银行。由于做了这些努力，主教门街8号的显贵们在19世纪末被授予4个贵族爵位——阿什伯顿、诺思布鲁克、雷维尔斯托克和克罗默。

为什么商人银行会掌握如此出色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作为私人合伙公司，这些小银行不会受到储户或持股人的窥探，可以不惮于持有政治偏见。它们不必接受外部审查，一贯谨慎的作风使它们成为最理想的外交渠道。因为是给外贸进行融资，他们比那些在商业大街的银行家们更具国际眼光，因为那些银行家主要为英国工业融资，大多与店主打交道。

对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的这一精英世界，朱尼厄斯·摩根心向往之——这一世界至今还把美国人拒之于外。皮博迪去世之后，朱尼厄斯需要采取敢作敢为的惊人之举，以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融资的前列。做中国茶或秘鲁鸟粪生意，或向商船队长范德比尔特出售铁轨，只能赚取有限的利润。朱尼厄斯已经快60岁了，随着财富的增加也渐渐长胖了。他相貌堂堂，有6英尺高，额头高耸，眉毛浓密，目光炯炯。作为萨维尔街定做裁缝店的早期的美国赞助人，他穿着普尔裁缝店款式老派的西服。

皮博迪去世后，朱尼厄斯急需补充资本金，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相比，他的资金还是相当不足。但他对自己做的业务十分挑剔，也知道必须谨慎。他曾告诉皮尔庞特：“如果一项行动会引起世界的注意，又有可能被提出质疑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举妄动。”（17）

1870年，朱尼厄斯对政府融资的好机会来了。9月，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了法国军队，活捉法王拿破仑三世，并围攻巴黎城。法国的政府官员宣布成立共和国，然后撤退到图尔，成立了临时政府。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想在外交上孤立法国。当法国官员们到伦敦寻求融资时，俾斯麦搞了一次宣传运动，叫嚣说德国取胜将让法国拒付借款。

难得的机会摆在有魄力的银行家面前。资金充足的法国在本世纪很少像这样需要向外筹资。巴林家族已经向普鲁士发放了贷款，不想因与法国有交涉而破坏与普鲁士的微妙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则认为法国胜利无望。英国伦敦金融城因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债务拖欠而焦头烂额，没有人敢冒大风险发放国外贷款。朱尼厄斯闯进来了，他决定向法国发放1000万英镑、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法国人也希望如果用一位美国银行家，他们就更可能购买美国的武器。

向法国贷款一事显示了朱尼厄斯在冷漠的神态后隐藏着激流勇进、敢于下注的敏锐眼光。这是朱尼厄斯创牌子的一笔生意，罗斯柴尔德出于道义派出了信鸽，给朱尼厄斯锦上添花。为支持法国，朱尼厄斯必须对付俾斯麦。他一直在暗中打探俾斯麦的一举一动。后来发现法国财政部长的私人秘书是德国间谍，他每天向俾斯麦提供交易情况的报告。由于朱尼厄斯不会讲法语，又不盲目行事，他从法国请来女婿，后来成为合伙人的沃尔特·海斯·伯恩斯当翻译。朱尼厄斯坚持每份法语文件必须有相应的认可译文。

当时欧洲融资方面的一项创新正在增强银行家的权力——辛迪加，银行的精英集团以法语所称的“大银行”来运作。这些银行并不单独发行债券，而是把资金集中起来，共担承销债券的风险。摩根牵头的辛迪加以85点出售债券，以反映法国贷款的巨大风险，这比票面价值低15点——而以后债券将按票面价值兑回。折扣这么高是为了吸引还在观望的公众购买债券。法国人觉得这种贬低他们的条件是在对他们敲诈勒索，他们认为这些条件只适合秘鲁或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但朱尼厄斯并没有夸大风险，1871年1月巴黎陷落后，又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债券从80点降到55点，朱尼厄斯不顾一切地购买债券扶稳价格，几乎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这对一个常告诫皮尔庞特行事要谨慎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他把自己公司的未来都押上，孤注一掷。

无论风险如何，一个美国人想像罗斯柴尔德那样摆大架子，拿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做游戏，未免太轻率鲁莽了。这笔贷款从头至尾都充满了戏剧性。一部摩根担保公司的简史，至今还因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插曲而扣人心弦：“巴黎和伦敦之间的部分通信是由一队信鸽完成的。几只信鸽带着内装薄纸文件的胶囊，飞完了全程。有个很大的文件包裹是用气球从巴黎运往伦敦的！”（18）有些信鸽显然是被饥饿的巴黎人打下来吃了。法国政治家因此在讨价还价的关键时刻一片茫然。

战争结束以后，战败的法国没有像俾斯麦预料的那样拒还贷款。1873年，法国人就按债券面值，即100，提前偿还了债券。皮博迪和他在马里兰的债券又给朱尼厄斯带来了一笔意外的横财。法国贷款他净赚150万英镑之多。公司的资本大大增加了，他也跻身于政府融资的前列。J。S。摩根公司的大名于是常出现在报纸的“募资碑铭广告”上（这些广告得此雅号，显然是因为这些广告栏呈长方形，而且排在报纸的讣告版）。

乔治·斯莫利说，由于1870年的法国贷款，他的朋友朱尼厄斯从一个卓有成就的普通人一跃成为伦敦金融界巨子。他对朱尼厄斯在那个时候的印象是很说明问题的。一方面朱尼厄斯对自己的成功表示谦虚，笑而不谈。他说他研究了自1789年以来的十二届法国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曾经否认或怀疑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所签合同中任何一项金融义务的效力。法国一贯的金融信誉是不会被破坏的。”但斯莫利可没有被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蒙住。他注意到“他说话时眼里闪着光，这说明他并不是对自己的成功无动于衷。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人们当时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这个事件是伦敦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19）

朱尼厄斯逐渐成为在伦敦最富裕的美国银行家，他的一切也随之变得高雅华贵起来。他住在王子门街13号骑士桥宅邸里，这是一座新古典风格的五层楼，面对海德公园的南端。摩根一家显得十分尊贵。家中有男仆伺候，摩根家穿着晚礼服进餐，晚餐后是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和哈瓦那雪茄。这里还十分虔奉宗教，每天早晨朱尼厄斯会让仆人们排成一行做晨祷。因循商人银行的传统，朱尼厄斯闲来也搞搞艺术品收藏，儿子在城里时经常和他去逛画廊。朱尼厄斯的朋友们说他的家像个博物馆，墙上装饰着16世纪的西班牙绣品，拱顶镶银，还收藏着许多雷诺兹、罗姆尼和庚斯博罗的油画。

在七英里以外伦敦郊区的罗汉普顿，朱尼厄斯买下了多佛尔庄园，占地92英亩，有连绵起伏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这是一个微型王国。庄园的牛奶房流淌着新鲜的牛奶和奶油，温室里繁花盛开，园工们照管着草莓圃，孩子们在游戏场**着秋千。多佛尔庄园充满田园风光，条理井然。树木间距一致，草坪修剪得十分平整。在1876年的一张照片上，朱尼厄斯戴着圆顶硬礼帽，穿着三件套西服正在打网球，他像抓一只大棒似的抓着球拍，与消遣娱乐的背景显得不大和谐。他定期去野外打打雉鸡，显显贵族气派。

朱尼厄斯高大、和蔼而自信，和他妻子朱丽叶·皮尔庞特·摩根搭配成很古怪的一对。她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体态丰满，但她身体越来越弱，常常疑心自己得了什么病。因为经常想家，她总会乘船回纽约和皮尔庞特住一阵子。丈夫青云直上，成为伦敦的一个权贵，身体也健康强壮，朱丽叶却越来越虚弱和孤僻。晚年她久病不愈，经常蛰居在楼上的卧室里。她似乎患上了某种早衰症。他们的儿子皮尔庞特的生活竟也重现了妻子体弱多病、丈夫独断专行的模式。以后的岁月里，这种无以示人的悲伤与孤独一直困扰着成功辉煌的摩根家族。